蛇

秩序的破坏者：以老虎的名义朗诵

——樊子诗歌漫谈

朱巧玲

    当代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功利化、世俗化以及同相对应的学院化与边缘化的抵牾仍旧给诗歌研究带来混乱。在这样的诗歌环境和状况下总有部分诗人恪守着自己的诗歌信念，无视自己和诗歌被遮蔽的命运。这样的诗人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就如卡夫卡和梵高在他们的时代被弃置。诗人樊子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时我很诧异。我的诧异源于我读到他在1987年写的一首叫《微雨》的诗歌,——

天暖起来了，风暖起来了

有一丝雨，不像柳絮

我叫它微雨吧，我说：喂——

一群小蝌蚪就浮出河面了

它们心跳的厉害

是争着要长大？

樊子写《微雨》一诗时还不足20岁，在诗歌势力异军突起的80年代，樊子几乎没能留下一丝印痕。如果说《微雨》表现出诗歌的“兴趣”（严羽语）、“神韵”（王国维语）和“灵性”（袁枚语），我们不难发现年轻的樊子在诗歌上具备了潜在的诗性素质。据说樊子在诗歌上真正引起关注的是因2006年他的一首名为《爱情》的小诗：“园里一株小白菜，它绿得那么简单 /落霜了 /犬吠几声，月光呀也在白菜长大的夜晚 /照过赤体奔跑的小蛇”，此小诗很好地融合了古典主义和俳句的简凝与悠远：宏旧的轮廓，原欲的葳蕤蠢动，意味的旁逸斜出。

    当我仔细研究樊子的诗歌时，我发现他的诗歌内在的潜质和诗歌内省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他的诗歌在我看来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诡异的色彩，这些色彩有着一种纯然的艺术之美，或者说是他的诗歌是带着某些神秘色彩的心灵体验的。里尔克说诗歌不是感觉而是经验，《微雨》一诗有感觉的成分，而他更多的诗歌是对自身经验的深入。“在湖滩,芦苇月下认识霜/认识鹗的趾。 //蚌是块青瓦，和淤泥睡于一起/它有铠甲和言语。看不清其肉。/芦荡里有多少这样的蚌，它们偶尔/翻翻身，像苇梢上几只倦怠的/鹌鹑。”（樊子《蚌》），樊子的诗歌语言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独具结构感和整体性，诗歌流动的气韵又时时暗涌着阴鸷的颠踬。从《蚌》和《蛇》等诗歌中可以窥见樊子作为诗人为尘世孤寂中的精神探求所做的心灵上的秘密准备。“赶尸人是对的,他的方向不会出现偏错/他有一条鞭子，鞭子常落在靠近他的那具尸体上//我们在黑夜里的田野上走着/一群尸体在黑夜里/被赶尸人当成数字，一具，二具，三具——/但我们不是畜生//断了脖子或掉了一条手臂,我们死后肉体还在腐烂/我们忘记不了人世间/直至我们露出了白骨//死后不能像泥土一样躺下”。（樊子《赶尸人》）。这首诗歌语言中露出的端倪让我看到诗人的锋芒和峥嵘，诗歌描绘了接近美学销魂蚀骨、对于现实实际状况的无能为力的困境。“尸体”是一个固执地保持着特异性的诗歌命名，是失落的“人”的替身，但这个替身本身的意义就是一种“失败”，这使我认为“尸体”就是我们遗忘了的自己和深渊。比喻永远必须比喻性地被界定。无论选择什么词汇、意象来隐蔽或显兀，作为人的失落感将永远存在。樊子诗的挖掘又一次回到语言的源头，让语言处于存在本真状态的呈现： “我们死后肉体还在腐烂/我们忘记不了人世间//直至我们露出了白骨//死后不能像泥土一样躺下”。这样的诗歌创作始于神秘、终于神秘，层层剥离裹缚于语词本身的密码，在黑暗中向深向度的诗歌发起一次次“冲锋”，并在语言中求得内心某种压抑感的释放，最终达到对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的容纳。

    这两年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樊子的诗歌和其诗歌上细微的变化，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正在走向“喷发”状态的诗人，他对诗歌的理解和诗歌越来越走向敞开的状态值得赞叹，诗歌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和对事物的洞察力力让其诗歌越来越具备“生动”的生命力。“该让每一只蚊子吸出我的血，蟾蜍/该让每一只母鼠娶上二十个丈夫，蟾蜍/该让荷叶装出处女的样子，蟾蜍/该让酒坛里死去的花蛇有弯曲的灵魂，蟾蜍”（樊子《蟾蜍》），樊子这首诗歌显然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他以独特的眼光来观察和发现隐藏在恶背后的美，“蟾蜍”的恶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性之美。诗人面对是双重性的美，它一方面使诗人痛苦、迷茫，另一方面则让人在痛苦中得到启发和诗意的延伸。语言的另辟蹊径是樊子迥异于当下诗人的主要特征。用诡异的诗句呈现事物的必然联系和各向度的相同品质，使得它们因度过共同经验的河流而被附予了不断创生出新的歧义和新的生殖能力。我们来读读他的《月亮》：“月亮里有鹊的羽，有/贞蔚草/有在溪边用嘴刨地的公猪/有一截浮出水面的藕/月亮里有过多的淤泥，月光瘦下去/看见淤泥里的蚝/月亮里还有个洞穴，狭长，幽远，今夜/像条可自缢的绳子”，把月光比喻成条可自缢的绳子，樊子的这种写作方式是一种冒险，对于读者来说一种接受和感受能力的考验。他在《边界》一诗有“而某一天的黎明，我隐隐听到兜里有婴儿的啼哭声/我楞楞地站了起来，在小屋里来回踱着步子” ，“兜里有婴儿的啼哭声”，樊子靠着这种偏执而迷狂的投入痛苦地隐匿着自己。“人性分裂成两个部分，各自为阵，互不相识。……今天的人，是在生存搏斗中学习分裂自身的技能的人。分裂给我们带来剧痛，精神的现实将我们逼到艺术家的极境之中，”（残雪《卡夫卡的意味》）。在樊子回答民刊《独立》关于漂泊精神的提问中他回答“这种剧痛和迷茫伴随着这代人（60后）成长。这代人身上有着太多的负荷也有着很大的危险性，中国道德的失调性在这代人身上得以彻底完成，这代人都具有多重性格特性。”樊子也试图在诗歌中阐述他这一论点：“老墙斑驳的语录边，/常有狗翘起后腿倚墙撒尿；/这种场景我看不服，/偶尔会扔几块砖，通常情况下/砖是砸在老墙上，/砸在白石灰写的汉字上。”（樊子《真实》），把诗歌当作砖块或投器投向这个时代也许是诗人无奈而决绝的举动，可能也是唯一可以宣泄和释放的途径。“老虎朗诵着/暴力和权力是同义词时/龌龊与高尚为近义词时/老虎不会词不达意/它没有国家概念/它有领土要求，它朗诵着一种秩序/假牙、性、上帝和落难者/都是一个词汇、一种价值和一个意义时/老虎也是猴子，也是蚜虫/也是一只跳蚤/它有领土要求，在它卧着的五尺之域/它再踡缩一下/还是五尺”（樊子《老虎朗诵着》），对秩序的破坏和试图冲破内心的樊笼使得这首诗歌发出迷人的诗歌光泽。我们看到《赶尸人》、《坏月亮》和《真实》等优秀诗歌篇章里，樊子充分显示出他驾驭诗歌题材表现出的厚度与广度。《老虎朗诵着》和《其实麦子就像一头畜生》等优秀诗作更彰显出诗人独立的诗歌思考品质，彷徨、嘲讽、呐喊与自嘲并举，一代人在现实的庸碌中麻木时，樊子作为诗人又保持着怎样的警醒和无奈？“砸在白石灰写的汉字上”、“ 暴力和权力是同义词时/龌龊与高尚为近义词时/老虎不会词不达意” 、“我有多肮脏，麦子有多肮脏，仓廪有多肮脏/这个国家是干净的”等诗句里隐含的政治觉醒和人生宿命，在这个诗性阙失的年代，当诗人的作用和所为只能凭藉语言来记录作为个体存在的整体心灵历程，其本身也是对诗歌这个古老的文学形式的质疑了。

    也许只有在诗歌中可以无限地释放和隐藏自己，所以樊子似乎沉缅于自己的诗歌世界里不可自拔，诗人在某个时辰一定是沉溺和忘我的，甚至有时候会被自己的语言所缠绕和欺骗，事实上这是一种挣扎的过程，是诗人在与内心和世界搏斗。“露水是个骗子,它湿湿花蕊和草尖,我用/火焰烫它的边/我只能在下半夜烫它的边,它在栀子花的/叶片上,它惧怕我手中的火焰/等它缩进栀子花的瓣里/其最终的可能是个圆,用一滴来比喻的那种湿/但我不能说梦遗,我不说是我过早地弄脏/那片好的月光”（樊子《厌倦》），在诗歌作品中词与词的结合，比喻与比喻的结合互相发生作用时，需要一个有逻辑性的或辩证的结构，或者需要一个核心字眼与其他的词配合、联系。樊子这首诗歌在自己多重矛盾的意义下屈服，展现出内心的缺口，并在这个词“月光”的所有意义下治愈其它所有词汇如“露水”“花蕊”等被他厌倦情绪撕裂的裂口。特根斯坦说，“我们是语言的欺骗性力量的俘虏”。 “让门楣的艾放进雨水中迷茫的蛇/放进木马鼻孔上燃烧的绳索/把斗笠递给墙上寡居的壁虎/下雨了，我要在墙边夯桩/让老房子在潮湿中慢慢安静下来。”（樊子《下雨了》），樊子诗歌的声音有其一贯性, "自我"似乎是一个谜，他迷恋于“物”与“物”背后隐藏的空间，让事物在诗中密集呈现，迷恋于营造的独特氛围之中。这种感觉瞬间快速，几乎让人窒息。这是一种诗歌写作中的个人化写作,值得学习和借取其珍贵经验。

    “我想起你的名字了，我说蚂蚁在啃我的骨头/我说苦艾长出了我的胸腔”（樊子《桃花开，桃花落》）。诗歌写作凌驾于物高于物是樊子诗歌明显的特征之一，这是个擅长意象写作的诗人，在他的诗中动物、植物和现实物体既具备物的本质意义又具备抽象化概念。我觉得这是一种“纯诗”，他的诗歌气息统一，意境深远，往往在平静的水流中暗藏着崎岖与辽远，有着出奇不意的效果，使得看似已无路可走的诗歌在绝境中逢生。“我想告诉月下的荷塘/它池中之水是一朵干净的云//但我描绘不出它遍开的荷花/也说不清楚这满池的蛙鸣//我比谁都知道月下荷塘的美丽/我不想比喻它的美,引用它的美/我让它生气”（樊子《荷塘月色》）这样的诗歌气韵生动，内外皆修，美得纯粹而灵动。但正如瓦莱里所说：“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想、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只能说在语词意象的历险之后，樊子的诗歌正在抵达的途中，我们看出他的挣扎与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种种痕迹，“我是你的老虎/我可以坠落山崖/当我还学不会咆哮/睾丸也有着你香囊的岚气”(樊子《我是你的老虎》)，当诗人的“睾丸也有着你香囊的岚气”，这种樊子式的诗歌语言和意象颠覆了我们对现代诗歌理解的一些固有的经验和秩序，震撼、惊秫的诗歌节奏和内蕴最终给予我们诗性上的至真和纯美。我想诗歌达到的最终境界是相同的，便是脱去胸中尘浊，一个澄明空旷的渺远之境。但是过于凭借“物”作为诗的呈现往往也过于高估了读者的想象力，如何理解庄子的“不以好恶伤其身”（《德允符》），“不累于饰，不饰于物”（《天下》，我们看到樊子诗歌中在“物”的处理上有着其独特的方式。

枫非子在篇评论里很好地总结了樊子的诗歌特点，他说：“樊子的诗歌有着深度的意象，词语有破坏性的刻意，也有陌生化的气场。具象与虚象、悖理与逆向融会贯通。有神性的原素，但更多的是魉魅罩着，蛇、蝇、鼠、蜥蜴等冷血动物在诗中经常描摹，诗便倾向阴郁冷峻，而性是诗中若即若离的暗线，有了妖气的理由，完成了风格迥异的意念。”（《诗歌月刊》2008年5期）。是的，樊子对待诗歌有沉静的姿态，内敛的热情和隐蔽的锋芒，他已经具备了恒久的耐力和素质。

　寿州樊子：男性，诗人、评论家、专业佛学研究员，安徽寿州人，文革开始没两年出生。86年开始学习诗歌写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过作品，1998年4月—2005年10月搁笔。后重新执笔，在《诗歌报》、《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绿风》、《诗选刊》等上百家刊物发表过作品，现旅居广东，文学编辑，《大象诗志》总策划。著有诗集《微雨》和《坏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