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驰北：隋朝儒士的悲惨命运

　　儒士是尊奉和宣传儒学的，儒学被证明是最能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儒学有一套治理农业社会的政治模式，儒士也是维护这套模式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治理农业社会，儒学是最佳选择。隋文帝即位初期，他作出了倡导儒学的姿态，社会上出现过短暂的振兴儒学的景象，但没有多久，隋文帝就露出“不悦儒术”，不悦《诗》、《书》，排斥儒学的面目，他解散了京城的学校，等于解散了研习儒学的大本营。隋文帝曾从山东招来一批儒生，号称“六儒”，但是没有多久，即被遣返回家。到了隋炀帝时代，儒生依旧没有改变被冷落的命运。秦始皇活埋儒生，隋文帝、隋炀帝冷落儒生，这并非偶然，都出于他们的草原文化心理。儒生这种社会角色，本身有他许多易招人厌恶的弱点，他们最爱对政治生活发表看法，他们言必称尧舜文武周公，写文章引经据典又离不了《六经》的意域，他们是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常常无视生活的丰富性，他们总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对与他们观点相背的见解和认识，一律持否定态度，而且固执己见，缺少灵活性，这就在那些有浓郁的草原文化心理的君王那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儒士遭冷落，这在隋文帝和隋炀帝面前，是必然的命运。这里举出两位儒士的命运即可见到一斑。

　　刘炫、刘焯是隋朝的大儒士。《隋书·儒林传》这样写道：“……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诗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

　　刘焯有《稽极》十券、《历书》十卷和《五经述义》流行于世。刘炫一生著有《论语述义》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义》五卷、《春秋述义》四十卷，《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并行于世。

　　两个人都犯着儒士的通病，傲慢自负，刘炫自荐到吏部，吏部问他能干什么，“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凡十三家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这说的可能是他的实际情况，但这种口气是难以叫人接受的。刘焯在朝堂上，也好自炫，以致“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诬告信）所谤，除名为民，于是优游乡里。”

　　儒士还有个致命弱点，即表面上满口道德，但是律他不律己，自己身上常出一些秽行劣迹。牛弘是个很有儒学功底的大臣，他上书隋文帝，请在全国范围内收购古代遗留下来或已散失的书籍，刘炫匆匆送来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官府收下，给他发了赏钱，后来别人揭发，书是他伪造的是赝品，差一点人头落地，后来免于死罪，他被官府除名。刘焯身上也有污点，他心地狭窄，贪财好物，而且十分吝啬，不给他送厚礼，就不肯教诲人，因此被社会上瞧不起。

　　两个人身上有缺点，但毕竟是学问大家，隋文帝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被运送到长安来，由于几百年的风吹日晒，石经的文字都磨泐不清，无人认识，朝廷就让刘焯、刘炫两人考证、校定。若是皇帝重儒术，这两位儒学家一定会处在优渥的地位，而在冷落儒术的隋代，只能用“命运多乖“来形容他们的人生了。

　　两人都有过相同的凄惨遭遇。隋文帝让刘炫去侍奉蜀王杨秀，蜀地山重水复被人当作畏途，刘炫迟迟不肯去，蜀王听说大为光火，命人给他戴枷押送到成都，流放到边关充军。同样的待遇也发生在刘焯身上，隋文帝也命他去侍奉蜀王，他也不肯去，蜀王知道，也派人给他戴上枷锁押到成都，安排在军幕中充当将佐，并常常令他手执门棍当门卫，以此来羞辱他。后来，他的学生看他穷困潦倒，把他弄到起义军里面，和“盗贼”为伍。起义军失败，他生活无着，又回到县城去，但城中人疑心他是“盗贼”派来的，不开城门。夜晚，饥寒交困，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