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我为什么反对“儒化”，主张“法化”
“以法治国”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今天，让我们洗掉中华文明堆积千年的儒学尘土，恢复它作为强大国家的原精神——法家！
今天，中国思想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识，这个目前尚未被诉诸文字的共识就是大家几乎一致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儒化”，用儒家思想重新构筑现代中国社会。
没有人否认，作为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儒家对当今世界的确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比如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就将人类的道德理念扩展到了自然界，认为人应与自然和谐发展；再比如说儒家强调一种“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儒家适应于指导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它是由儒家理论自身的弱点、当代世界历史潮流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决定的。
首先，现代系统论能够从科学上证明儒家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大家知道，儒家是将家庭伦理道德硬性地推广到整个社会的结果，其直接政治经验来源于西周的宗法政治。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怀着对周礼的高度敬仰，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在礼制下，社会成员依据各自的血缘宗法关系，形成贵贱有序的等级网络，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为政》）的和谐社会。
系统论是“科学的哲学”，是人类脱离巫术时代以后世界观领域最伟大的革命。系统论认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复杂巨系统，它与结构相对简单、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系统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错误的理论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早在孔子时代以宗法为基础的周政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当时“礼乐崩溃”了；然而西周宗法制度的存在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刘邦时代还有人建议裂土分封诸候。
当代儒家已经没有人建议裂土封侯了，中国的历史已经给了他们太多的教训。不过他们仍小心翼翼地主张“禅让”和“贤人治国”。这些先生们怎么能用古代皇帝骗百姓的方法骗自己呢？禅让是不存在的，为了让舜即位尧杀了太多的人，至于禹禅让的作法，只不过是为启“家天下”打下一个台阶而已。至于“贤人治国”，肯定不如科举制度好，连古代皇帝都不专信在制度上极不可靠的“选贤与能”，我们总要比古代一些皇帝聪明些吧！
韩非早就论证过，社会的稳定要依靠法，不能依靠几千年才一遇的尧（当然不巧遇到桀就更倒霉了！）。法治社会只要“中等人”就能治理好国家，而一个人治社会却只能依靠难以衡量的“贤”。看来“以法治国”比“贤人治国”要好得多！这方面两千多年前韩非的论述比作者论述的还要好，详见《韩非子·难势》。
其次，儒家思想不适于当代世界历史潮流。叔孙通是中国历史上深得儒学精髓的人。他少年时就学习儒学，秦二世时为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叔孙通参加了项梁的义军，公元前205年在彭城他又率弟子百余人归顺刘邦。开始时，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生一个也不举荐。这种作法很快招致了门下儒家弟子的不满，叔孙通告诉他们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会打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刘邦统一天下后，叔孙通适时地提出要和儒生们共同制定朝仪的主张，结果和叔孙通在一起的一百多名儒生被封为郎官。
那么在楚汉斗争的残酷岁月叔孙通为什么不举荐儒生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了的“战国时代”，在这个各国残酷竞争的时代，战争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请看以下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与居民伤亡人数的比例为20：1，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一数字已经变为1：1；朝鲜战争时为1：5，越南战争是已经到了1：20；在此次伊拉克战争中，这一数字有可能会更高，伊拉克的一些组织估计，仅从2003年3月到2003年10月，就有37000名伊拉克平民被打死。2004年10月份美国一些健康专家估计，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因战争导致的伊拉克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0000，其中很多人是妇女和儿童。
记者每次去博物馆看到战国时山东六国厚重庞大的礼器就感到暗然神伤。秦国的鼎既小又薄，但他们却有最好的青铜剑；而山东六国辉煌礼器后面隐藏的却是政治的腐朽和经济的没落——只有法家才会铸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儒家不能！
另一个问题是，儒家真的能“守成”吗？历史证明不能。尽管汉朝时儒家就已经确立了自己官方哲学的地位，但在现实中，汉唐时代只不过是“外儒”而已，现实中实行的仍然是“内法”。汉武帝本人极其注重法治，他掀起了刘邦之后汉代立法的第二个高峰，使汉朝法律变得更加严密。公元前130年，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条定法令。《汉书·刑法志》说：“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正是在崇尚儒家的汉元帝刘奭公元前48年继位后，汉王朝才开始盛极而衰，直到王莽篡位，东汉灭亡。刘奭的父亲宣帝懂得儒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致命弱点，对于元帝以儒治国的建议，宣帝一针见血地进行了驳斥。《汉书·元帝纪》记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宋以后，儒风在中国日盛，中国也越来越衰弱。靠半部《伦语》治天下的宋朝也有了“弱宋”之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败于元后，日本帝国再也不把中国当作“上国”，并逐步萌发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南京大屠杀之辱，岂一日之难！
几千年来，儒家就将法家抨击为“酷法”，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将秦朝的灭亡作为法家失败的“第一案例”。董仲舒认为秦王朝二世而终的病根在秦始皇，他说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狠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作，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看不到，秦帝国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和秦二世统治集团的极度腐败才是秦灭亡的真正原因。
儒家同样会使贤人治理的国家二世而终。蜀地历来为帝国之摇篮，培养了秦汉两个帝国，那么为何三国时蜀国独败呢？这次我去四川参观武候祠，才知道桃园结义时就留下了祸根。关羽死后，任兄弟意气，刘备违背《隆中对》时联合孙权的既定战略，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去打东吴，结果刘备、张飞皆死于这场错误的战争。诸葛亮仅凭一片仁者忠心怎能救得了一个国家。最后，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还有刘禅英勇不屈的儿子刘谌皆殉国于263年邓艾军队进逼成都时——英雄竟死于一时，何其悲壮！
历史证明，只有实行了法家的中国才会强大。以统一的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将全社会都纳入法律秩序之中，通过法律来实施社会管理，“以法治国”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今天，让我们洗掉中华文明堆积千年的儒学尘土，恢复它作为强大国家的原精神——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