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

         从先秦儒学的一般线索来看，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性善说”，以及战国后期荀子提出的“性恶说”，成为今人熟悉的儒家人性论的三个典范。但是，相比于孟、荀的人性论，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在《论语》中并没有清楚呈现出来。

         出土资料《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之后，我即撰文指出，对研究先秦儒家思想来说，郭店楚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证明了先秦早期儒学对“人性”问题的主流看法并不是性善论，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性善论的观念。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等篇的人性说，从天—命—性—情—道的逻辑结构来讨论人性的本质和作用。它主张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认为天所赋予的是性，而性即是天生的好恶，就是人的内在的喜怒哀乐之气；喜怒哀乐之气表现于外，便是情，情合于中节便是道。

    郭店楚简的人性说的再分析

       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篇集中地讨论了人性的问题，其中关于人性的看法，有许多命题值得注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性”与“好恶”

      《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这句话直接的意思是说，好恶是人的本性，物是好恶的对象。这里性－物相对，显然有内－外的对比意义。其实根据一般逻辑推断，古代最早的人性论是性情不分，以好恶之情为性，以喜怒哀乐为性，把人的情欲和感情现象直接当作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种人性的概念是把“性”理解为与生俱来的特质。

       二、“性”与“喜怒之气”

      《性自命出》另一个重要命题是：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这里的“性也”就不应解释为“根于性”或“性的表现”了，因为后面“及其见于外”的说法已经预设了前面所说的“喜怒哀悲之气”就是指“内”而言。性的概念，就其发展了的完整意义而言，应指其本质特性。但早期中国哲学在哲学抽象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具体，所以把情之所出的“性”，用“气”充当其实体。

       三、“性”与“情” 

        喜气畜于内，喜情发于外，喜气是喜情的内在根源和根据，故曰“情生于性”。这种以气为基础的“情生于性说”，与宋儒以理为基础的“情发于性说“是有所不同的。如程朱理学主张性即理，而以性之发为情，但理学中也有主张“七情是气之发”的思想，这就与性自命出的说法接近了。郭店楚简揭示出，早期儒家的人性观念不是为了说明道德的根据，而是说明情感好恶的根据，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以气论性的说法也应当从这个方面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