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 ·〖“和”的道理和价值〗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是如何作为原理被思考和领悟的？中国哲学家对于“和”都贡献了什么样的重要见解和智慧呢？作者，从“和”的“差异”与“活力”、事物的秩序和状态、从“治国”到“平天下”、“身体”和“心灵”的修炼四个方面探讨了“和”作为生成原理、存在原理、人类相处方式以及健全生活之道，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 和 和实生物 太和

在我们的时代，全球化、资讯化（亦可称为“网络化”）的趋向和潮流，第一次以最大规模和最便捷的方式将人类及其不同地域的族群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彼此突破许多隔膜和界限的结果同是又是促进人类彼此更多、更深入接触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并由此而表现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强烈愿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和资讯化在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广泛联系并共享资源和机会的过程中，人类遇到的风险和危机也成为整体性的和全球性的。事实上，由于人类一些越多越多类似的或共同的活动，反过来造成了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谈论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途径和方式也都在尝试之中。哲学家们也没有袖手旁观，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等是他们试图通过改变人们对环境和生态的深层意识而作出的努力。征服自然的这种主导人类行动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已经逐渐让位于人类如何同自然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宇宙中心主义。人类正在用文明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方式来缓和、克服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不同文明传统的研究者们，也有责任担当这方面的部分事务。我相信，这次“通过对话研究横向价值”的国际会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个非常适合的场合，我十分乐意以“和的原理和价值”为题，谈谈中国古典哲学中有关“和”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来，“和”的概念在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领域中已经有一些讨论了，“和谐”甚至变成了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大家一般注重的都是“和”的价值，而对其作为原理的基础性探讨相对则不够。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是如何作为原理被思考和领悟的？中国哲学家对于“和”都贡献了什么样的重要见解和智慧呢？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　“差异”与“活力”──作为“生成原理”的“和”

限于我们的所知，“和”的观念在中国也许比在其他地方受到的关注要多，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古典哲学中围绕“和”有许多“系统化”和“专门化”的讨论，就像专业化时代我们对任何问题都进行专门处理那样。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没有人围绕“和”写过专门的论文，更别说是著作。如同其他许多概念那样，“和”在中国哲学中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许多中国哲学家都谈到过“和”。一位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周朝太史官史伯（他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少），是最早对“和”发表过高明见解的人。郑恒公忧虑周朝的衰落，他咨询史伯周朝衰落的原因，史伯在从政治上作出解释的同时，又从自然观的高度给予说明。我们要提出的“和”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由他首先提出的。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个论断叫做“和实生物”，它的意思是，调和不同的事物就能产生出新的事物。在这里，“和”是一个动词，这也正吻合史伯为“和”作出的一个明确界定：“以他平他谓之和”。按照这个界定，“和”是用一些事物去平衡另外一些事物，这是事物结合的方式，也是新事物产生的方式。

我们现在说到“和”，譬如说“和为贵”，一般指的都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和”还有更高层次的意义，它是一种宇宙观，而且同“生”的概念密不可分。“生”是一个象形字，它的本义是草木从土中生出。中国的宇宙观一般称之为“宇宙生成论”，其中“生”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人类出于对宇宙和自然的好奇及惊异，产生了解释宇宙和万物的强烈冲动，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宇宙观，一种是“神话式”的，一种是“宗教式”的，一种是“哲学式”的。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中，神话式和宗教式的宇宙观相对则比较薄弱，反而是哲学式的宇宙观则比较发达，而且这种宇宙观的一个最重要特质，是相信宇宙是通过自身的力量“生成”的。这种“生成性”的宇宙观，同古希腊哲学家相信宇宙万物是由某种最基本元素构成的宇宙观明显不同。中国的宇宙生成观，要到老子才算有了基本的模型。中国新出土文献《太一生水》和《恒先》，则是老子之后有关宇宙生成论的重要作品。单就宇宙生成论模式而论，两者都比老子所说的要细致和具体。在老子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万物的起源和人的起源问题，我们在更早期的文献（如《书》和《诗》等）中，可以看到“上天生出众物”（“天生庶物”）和上天产生众民（“天生烝民”）的说法。据此，不管是“众民“还是“众物”，都是由上天产生出来的，就像草木从土中生出，人由父母生出一样。这里的“生”，构成了中国宇宙观的基本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