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1949- ），原名赵振开，出版的诗集有《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下的风景》、《开锁》、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散文集《蓝房子》。 （本文件内所有诗作均由网友象罔与罔象搜集、校对，灵石岛向他表示永久感谢。另外北岛诗英译见汉诗译文库。）
北岛，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本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北岛离开祖国，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北岛曾著有多种诗集，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北岛祖籍中国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 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于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创作，寻找机会朗 读自己的诗歌。1994年曾经返回中国，在北京入境时被扣留，遣送回美国，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 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10月回国为父奔丧，2002年宣布退出“中国人权”。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北岛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
1990年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行，其网络版和论坛（www.jintian.net）也享誉世界各地汉语文学圈。
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 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 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 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在美国，其作品由 Zephyr Press 出版。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也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
北岛（1949- ），原名赵振开，出版的诗集有《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下的风景》、《开锁》、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散文集《蓝房子》。 （本文件内所有诗作均由网友象罔与罔象搜集、校对，灵石岛向他表示永久感谢。另外北岛诗英译见汉诗译文库。）
北岛，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本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北岛离开祖国，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北岛曾著有多种诗集，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北岛祖籍中国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 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于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创作，寻找机会朗 读自己的诗歌。1994年曾经返回中国，在北京入境时被扣留，遣送回美国，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 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10月回国为父奔丧，2002年宣布退出“中国人权”。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北岛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
1990年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行，其网络版和论坛（www.jintian.net）也享誉世界各地汉语文学圈。
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 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 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 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在美国，其作品由 Zephyr Press 出版。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也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
汤成伟(1982-)，笔名成苇，生于贵州开阳，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有诗歌作品、评论散见《山花》、《诗歌月刊》、《星星》、《扬子江》等等及大量民刊、网刊、选集。主持贵州诗歌网新石器诗歌论坛。
汤成伟(1982—)，笔名成苇，中国“80后”代表诗人之一，1982年生于贵州开阳，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贵阳，记者。大学时代曾主编被称为80后诗人的先驱刊物的民间诗报《诗与思·重金属》，曾为80后诗歌的叫嚣者。有大量诗歌、散文、评论作品散见《山花》、《诗歌月刊》、《星星》、《扬子江》、《诗选刊》等等及大量民刊、网刊，有作品入选《贵州诗歌·高处的暗语》、《八十后诗选》等选集。楚诗歌、现在主义诗派成员。大学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远游九章》、《半望楼，书签七则》、《柏树街：星期八或盲音区》等。
卞之琳（1910-2000），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雕虫纪历1930-1958》（1979）等。
卞之琳（1910-2000），祖籍江苏溧水，生於江苏海门汤家镇。近代诗人、学者。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1949)。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後方後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卞之琳1929年毕业於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较多地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徵派诗歌，并开始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於20世纪30年代出现於诗坛，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於法国象徵派，并且善於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於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徵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著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余光中（1928- ），一九五四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主编《篮星诗页》。出版的诗集有《舟子的悲歌》（1952）、《莲的联想》（1964）、《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紫荆赋》（1986）、《守夜人》（1992）等十几部。
余光中(1928- )，男，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6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 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53年10月，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在台湾居住，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主要诗作有《乡愁》、《白玉苦瓜》、《等你，在雨中》等；诗集有《灵河》、《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其中《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抒发了游子殷切的思乡之情并富有时代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河赞赏。他的诗，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 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 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著有 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及翻译作品，祖国大陆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先生同时又是资深的编辑家，曾主编《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1970?/FONT>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5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及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他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笔会及其他文学会议并发表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如1992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7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目录》，收录《余光中诗选》于其中。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影响很大。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5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傅孟君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但其曾经在1960,1970年代攻击台湾左翼作家及乡土作家，让人诟病至今。但这并不为大陆读者熟知。
戴望舒（1905-1950），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在上面发表许多著、译作。出版的诗集有《我底记忆》（1929）、《望舒草》（1933）、《望舒诗稿》（1937）、《灾难的岁月》（1937）、《戴望舒诗全编》（1989）。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生于1905年3月5日，中学就读于皮市巷上的宗文中学堂。1923年，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同施蛰存（也是杭州人）、杜衡创办《璎珞》旬刊，译魏尔伦的诗。他译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32年后留学法国、西班牙。1938年赴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次年春被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教书。1949年6月以后戴望舒在北京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因病逝世。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原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县（ 今余杭市）人，祖籍南京（生于杭县）。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 纯洁幽雅。
生平简历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1932年他参加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便启程回国。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
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
代表作
《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 年出版的诗集《 我底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哑石，1966年出生于四川广安，现任职于西南财经大学数学系。代表诗作有《四重奏》、《童年的反光》、《青城诗章》、《月相》、《假动作》等。曾获首届“华文青年诗歌奖”、“成都二十年诗歌奖（1980-2000）”、“2001年度最佳诗歌奖”。
郑愁予（1933- ），原名郑文韬，出版的诗集有《梦土上》（1955）、《衣钵》（1966）、《燕人行》（1980）、《寂寞的人坐着看花》（1993）。
郑愁予，现代诗人。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童年时就跟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抗战期间，随母亲转徙于内地各地，在避难途中，由母亲教读古诗词。15岁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14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诗人思维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体悟，汲取国内外经验，创作力充沛。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郑愁予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我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之后，《文学家》杂志与台湾大学生问卷，结果几乎相同。《文讯》的问卷并列出小说票数最多的人是张爱玲。另一由洪范书店出版的《随身读》系列，以销数论，我与鲁迅相埒；这种穿越中国新文学史的选择，说明了广大的文学读者，已超越了流行与时尚。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惟一被选入的诗集。今年台北《联合报》选出50年代的30部文学经典，《郑愁予诗集》列为诗类“前茅”。电脑选举，得票第一。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审定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选用我的两首诗，也是惟一的新诗。台湾自去年（1997年）起，在重新审定的高三国文课本里选用新诗，包括我的作品，我的诗进入了中学教室，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怀旧和责任感。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原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人类经验与知识的普遍法则之一就是,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某些先定的因素已经存在了,诸如文化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时尚、特定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状况、价值尺度、心理结构等,都在制约着人的感知与认识活动。恰如对乌鸦的认识:从生物学的角度,乌鸦就是一种鸟,雀形目,鸦科。但在生活中、文学中,它就远远不是一只鸟那么简单。因为形象丑陋,叫声嘶哑,好食腐肉,总是群体盘旋于暮色昏黄的天空,乌鸦在中国民间总是被视为不祥的征兆,而西方的寓言故事里,也充满了这种动物愚蠢、贪婪的传说。所以,当乌鸦进入文学领域,尤其是以意象丰富著称的中国诗歌时,乌鸦已经不是一只简单、单纯的鸟,它的身上,承载了一切不祥与这不祥的衍生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情况:文学作品叙述的乌鸦已不是真正的乌鸦,而是人眼中的乌鸦,不是乌鸦在叙述,而是带着偏见的人在叙述。在乌鸦进入诗人的视野之前,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民俗的因素形成厚重的潜背景,一种叙述乌鸦的前提,这就是说,当诗人看见乌鸦之前,乌鸦已经以固有的形态存在于诗人的认识背景中,诗人对乌鸦的叙述,无非是前人经验的重复,它既不是真正的不带任何偏见的乌鸦,甚至也不是诗人真正认识到的乌鸦。在这个意义上,乌鸦已经成为词语的黑洞,一种认识上的真空。
其实不仅仅是乌鸦,对中国诗人而言,这样的黑洞太多了,传统诗歌的辉煌成就既饱含丰富的乳汁,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春花秋月,小桥流水,风霜雨雪……凡是传统诗歌中写过的,在今天的读者与诗人的心中已成为一种心理的定式,一种情绪的导引,一个语言的陷阱。正如诗人任洪渊所说的:“在屈原抱起昆仑落日以后,你已经很难有自己的日出。在庄子飞起他的鲲鹏之后,你已经很难有自己的天空和飞升。在孔子的泰山下,你已经很难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你已经很难成为水。晋代的那些菊花一开,你生命的花朵都将凋谢。”①前人的辉煌成就、民间的心理定式形成一个又一个意义的陷阱,令后来者举步维艰。这时,要摆脱语言的陷阱,诗人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寻找前人还未叙述过的,如郭沫若的大海,闻一多的死水,李金发的弃妇;一是面对前人已经说烂说透的耳熟能详的事物,放弃一切已有的意义、象征、隐喻,力图回到词语本身。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就属于后者。
“当一只乌鸦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不是它的象征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 只是一只乌鸦”。这两行诗无疑道出了诗人的全部企图。全诗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白和努力过程。“从看不见的某处/乌鸦用脚趾踢开秋天的云块/潜入我眼睛上垂着风和光的天空”。一开始,秋天作为愁闷的一种符号,就被乌鸦用脚趾轻蔑地踢开,这个动作,似乎向我们暗示:回到乌鸦本身就必须抛弃那些与之俱现的浓重氛围,不带一点暗示,一点隐喻。诗人幼年的手曾经征服过鸦巢,但这一次,“它爬上另一棵大树要把另一只乌鸦/从它的黑暗中掏出”。这一次,另一棵大树已不等同于幼年攀爬过的树,而是语言或诗歌的另一种说法,而另一只乌鸦也不等同于曾被“我”捉过的具体的乌鸦,而是一种未曾被人真正叙述过的乌鸦的本真。这种叙述是艰难的,因为“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知识的积累,语言技巧的熟练把握,对多种事物的习以为常,使“我”已经渐渐缺乏了对事物本原的自我认识,已习惯于从习惯中打量外物。然而,作为一个诗人,就意味着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与思维特色,人云亦云是可耻的,熟视无睹是可悲的,而面对乌鸦,又有多少人说出了诗人的语言呢?所以,这种对乌鸦的“叙述愿望”、说的冲动,其实也源于诗人对自身的考验。这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考验,它意味着诗人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必须洗涤一切先于语言存在的潜在性知识背景,一切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心理的形形色色的影响,而还原出语言最初的形态。也就是说,当乌鸦第一次被称为乌鸦时的原始的形式,那种未受到形而上学污染,可以使人直接聆听那“存在之音”的初始语言。
第三、第四节诗人开始了对乌鸦的正式叙述。有意思的是,整个叙述的句式或思维不是以人们习以为常的“××是××”的肯定句式出现,而是以“××不是××”的否定句式出现。诗人是以否定的方式一路横扫语占道路上的障碍,试图把乌鸦从一切背景中抽取出来,成为抽象的然而又是真实具体的乌鸦。对乌鸦的命名在这两节经历了两次否定。
第一次否定来源于对“黑透”的否定,这一次否定主要是针对已有的对乌鸦的偏见。“黑透”在这里的隐喻显而易见,它跨越了乌鸦的形态特征直指世界对乌鸦的“孤独与偏见”“迫害与追捕”,在世界臆造的罪名前,乌鸦已丧失了作为乌鸦最为本质的存在——“它不是鸟,它是乌鸦”。因为罪恶、不祥,乌鸦被抛出鸟类,成为一种罪恶的符号。任何对它的追捕和迫害不仅无罪,而且是正义的化身。这看似充满逻辑错误的一句,实在可以激发出太多的关于人间社会的联想和思考。出乎意料的是,这只应该抱头鼠窜的乌鸦面对整个世界的指责却是如此不卑不亢,它决不虚伪,也不逃窜,既不摆出高傲的鹰的雄姿,也不混迹于蝼蚁之问隐姓埋名,“它只在它的高度乌鸦的高度/驾驶着它的方向 它的时间 它的来客”。这一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在世界臆造它的罪名之时,也在臆造着世界,对它而言,这个世界,不过足一个巨大的乌鸦的粮仓,因为没有什么能逃过死亡,没有什么最终不是一堆堆腐肉。这时,诗人的喜悲渗透在对乌鸦的想象中,乌鸦的不卑不亢、自足自信本身就是对人类偏见的否定。这是两个无法对活的世界:乌鸦以及对它臆造罪名的人们。
对传统的否定使乌鸦成为一只黑箱,一个丧失了内容的空洞形式。那么,什么才足真正的乌鸦呢?这一次,涛人对已有的传统叙述进行了一次逆向思维,一次彻底的颠覆。乌鸦变得崇高、虔诚、纯洁、明亮,它“更接近上帝”,它是“永恒黑夜饲养的天鹅”,然而,这一系列令人眩晕的荣誉立刻令诗人感到尴尬:批判与褒扬,只是态度、内容上的差异,就思维方式而言,都是一致的。乌鸦就是乌鸦,它不是别的,“我把‘落下’这个动词安在它的翅膀之上/它却以一架飞机的风度‘扶摇九天’/我对它说出‘沉默’它却伫立于‘无言’”。乌鸦拒绝意义的命名,它扶摇九天,是自由于宇宙之间的生动精灵,它摆脱了先天的、后天的意义生成,它无言于这个世界,但无言并不等于沉默,因为沉默也是一种真实的言谈。无言,你无从判断它是思想空洞无言以对,还是千头万绪无从说起,或者就是一种沉默,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这只无法无天的巫鸟以这样的方式拒绝被命名,拒绝成为意义的符号,拒绝诗人对它的再一次臆造。什么才是关于乌鸦的动词呢?有一瞬间,诗人感受到了,“我看见它们在天空疾速上升 跳跃/下沉到阳光中 又聚拢在云之上/自由自在变化组合着乌鸦的各种图案”。这一瞬问,诗人真正达到了与乌鸦的心灵沟通,认识到乌鸦本真的形态,诗人的内心震撼了,因为“我说不出它们”。任何语言的表达都会落进既有的意义的陷阱中去,都会在出声的那一瞬问失去它的本真。
这两次否定,前一次指向世俗偏见的先验,后一次指向诗人对先验的反拨,那么是不是用来否定前两者的乌鸦才是真正的乌鸦呢?比如那一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比如那扶摇九天无言的乌鸦……不,诗人的第三次否定就是对它们的否定,它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乌鸦,它们的身上浸淫着诗人的心思。“当它飞翔就是我在飞翔”,这时的乌鸦也不再是乌鸦,而是诗人对乌鸦的全部想象,它的身上充满了诗人的主体情感,价值取向,审美需求,人格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诗人灵魂的一部分,或者说,诗人成为乌鸦灵魂的一部分,这怎么可能还是事物的本初、原始与真相呢?对乌鸦的任何规定性都将使它丧失那广袤无限、深不可测的特征。如何才能抵达乌鸦之外,把它捉住,“我”没有做到。
接下来的诗句,诗人显得那么惶惑、无奈,像孩子似的无助。他回避了对乌鸦的命名,重新回到写作本诗的动机。这一次,诗人回到童年,回到时间模糊的某一日,一颗少年的心,一只受难的乌鸦,一串串不祥的叫喊共同合成一种忧伤、凄凉、深远而不知所终的氛围,这时的诗人丧失了“叙述的愿望”、说的冲动,他不再是一个诗人,只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少年。面对一个残忍巨大和一无所知的世界,怯懦而又渴望说出自己。这样的结尾有两层意义:一,诗人无法给一只乌鸦命名,无法抵达乌鸦的本真;二是在诗人抵达语言的途径中,他抵达了自我生存的本真状态。这是全诗最意味深长的一节,这里不仅有对否定的否定,不仅有宣告词语还原企图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诗人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全部自信、想象、修辞、夸张,回到了一个少年起初打量世界时的懵懂眼光,稚嫩神情。
在即将结束本文之前,我想以另两首诗来证明本诗的特色,这两首诗是张继的《枫桥夜泊》和胡适的《老鸦》。《枫桥夜?白》中,“月落乌啼霜满天”奠定了全诗忧郁、愁闷的基调,乌鸦的啼声与客船中旅人的孤独相映衬,与夜半钟声相应和,渲染了郁闷揪心的情绪。这时,乌鸦作为一个意象,其含义仍与其作为不祥之鸟息息相联;胡适在《老鸦》中,塑造了一个自我独立,绝不人云亦云、卑躬屈膝的乌鸦形象,其实是诗人的夫子自道。这两只乌鸦虽然在精神意象上有巨大差异,仍旧不过是借乌鸦抒发内心的块垒,沉湎于乌鸦的意义而非乌鸦本身,思维方式是相近的。而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更关注的不是乌鸦的意义而是乌鸦本身,诗人自我渴望与乌鸦保持一段认知的距离,既不借乌鸦说自己的话,也不愿隐身乌鸦之中,他渴望自我能以客观者的冷静、清醒,用人类童年时的天真语言说出真正意义的乌鸦,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好像都失败了。然而,如果这种语言的本真真的存在,那么毫无疑问,于坚的乌鸦是离乌鸦最近的乌鸦。
①任洪渊·找回女娲的语言,诗潮,1990(3—4)。
于坚（1954- ），出版的诗集有《诗六十首》（1989）、《对一只乌鸦的命名》（1993）、《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1999）。
于坚，著名当代诗人，1954年立秋生于昆明。幼儿时期注射链霉素致弱听，14岁辍学，在故乡闲居。16岁以后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宣传干事、农场工人、大学生、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其间曾漫游云南高原及中国各地。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追求，其诗平易却蕴深意，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文集《棕皮手记》等十余种。与诗人韩东、丁当等创办《他们》文学杂志，影响很大。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
曾与同学创办银杏文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