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出版的诗集有《土地》（1990）、《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海子的诗》（1995）、《海子诗全编》（1997）。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4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他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7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他凭着辉煌的才华、奇迹般的创造力、敏锐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在极端贫困、单调的生活环境里创作了将近200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其主要作品有：长诗《但是水，水》、长诗《土地》、诗剧《太阳》（未完成）、第一合唱剧《弥赛亚》、第二合唱剧残稿、长诗《大扎撒》（未完成）、话剧《弑》及约200首抒情短诗。曾与西川合印过诗集《麦地之瓮》。他曾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于1988年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但其大部分作品尚待整理出版。他认为，诗就是那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西川撰文）（注：2001年4月28日，海子与诗人郭路生（食指）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海子的第一首诗是《亚洲铜》最后一首诗是《春天，十个海子》
根据海子死后一些诗人和作家发表的一些文章看，有人认为海子是死于精神分裂，有人认为他是江郎才尽，有人说海子的死是殉诗，有人说海子的死缘于城市和乡村的矛盾，甚至有人说海子的死是练气功走火入魔，这些说法反映了人们当时对海子之死的关注。海子死后，关于海子诗歌的水平问题，也有过一些大大小小的争论，有人说他的诗是伟大的诗，有人说他的诗思维混乱，语言苍白，不值一读。最近在某期书城杂志上就发表了某人一篇名叫《病句走大运》的文章，称自己是海子的大学同学，然后断章取义地找出若干句子，对海子的诗歌和文字水平提出质疑。
另外就是海子生前好友诗人西川的说法。在朱大可先生的文章《先知之门》中，他认为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从某个角度看，朱大可先生的论文似乎稍显得形而上了些，但是他的立论和论证是严谨的，所得出的结论也让许多人信服。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就是诗人西川。有关海子之死，西川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纪念》，做为海子的朋友，海子死后他又全面编辑过海子的诗歌作品，也许他的一些说法是最为可靠的。另外一点就是，当由于海子的死引发了众多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这里面包括另一位北大诗人戈麦和更为有名的顾城）之后，西川又写了《死亡后记》，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海子自杀的几种原因，并提醒青年诗人不要仿效海子的行动，好好珍惜生命。，这也表现了诗人西川的良好社会责任感。
海子的死引起了世人的震撼——平生落寞孤独的海子,死后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注意。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 , 一个诗人自杀了 , 他迫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对诗人自杀的原因 ,人们有许多解释。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里 , 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 , 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 ,因此便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性诗人: 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 ，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仪典意义 ；于是海子成了一个英雄 , 成了20 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有人将海子与屈原、王国维、朱湘 , 甚至希尔维亚·普拉斯扯在一起。美国学者奚密对海子之死的评价 ,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否这个雄心万丈的计划①损害了这位青年诗人的身心健康 ? 是否为了创造这篇超级史诗，他加给自己难以承受的压力 ? 是否孤独离群的生活所造成的极度抑郁令他无法继续其创作计划 ?是否, 如西川向笔者透露的 , 海子对‘天才早夭’的浪漫式的执迷使他陷于其中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顶言 ?”② 我还是比较赞同海子生前好友西川对海子自杀原因的看法。四川在《死亡后记》③一文中对海子自杀原因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察 ,他认为,导致海子自杀的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杀情结。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 , 他曾于 1986年自杀未遂。在海子的大量诗作中 ( 如发表于 1989年第一、二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 , 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甚至 ,海子还与其友人谈过自杀的方式。海子在死亡意象、死亡幻像、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 , 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并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2)性格因素。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 ,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对理想爱情执着。（3）生活方式。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使他对人世间的温情和生之乐趣感受少了。（4）荣誉问题。和所有中国现当代诗人一样，海子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中某些人对诗人的不信任 ,以及某些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曾受过不少的诽谤和攻击。（5）气功问题。练气功练出了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出现幻听、幻觉等 , 影响了他的写作 ,破坏了他的心情，这对于一个视写作为自己生命的人来说 , 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6)自杀导火索。海子的不如意的爱情生活或许是导致海子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7)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海子那一种燃烧自己青春激情方式的写作,或许是把他自己推进这个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的黑洞里去的。三、不死的海子
这颗彗星的陨落给人以震撼：它的陨落的时间，以及它的陨落的方式。他的一生似乎只为了发光。他把非常有限的生命浓缩了，让它在一个短暂的过程里，显示生命的全部辉煌。
生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都不相同。有的生命比较漫长，这种生命的展示有如一串连续的镜头，是一种缓慢有节奏的展开。我们如今纪念的这位诗人却不是，他似乎知道自己只能匆匆，他容不得如此和缓。他的一生，是一种精华的集中展示。它是彗星的陨落。全部的过程都在燃烧，燃烧成一道发光的弧线。燃烧，而后熄灭。它的熄灭是猝然的，是惊雷和霹雳的闪爆!
因为在有限的时空里有着强烈的电闪般的燃烧，所以这颗星辰的陨落留给人们以久远的思念。当然，在这思念背后，是对一种才华的敬意。充满才华的诗人消失了，但人们依然思念这种才华的闪光。不论采取任何一种方式，人的生命最终总要消失，而艺术的生命却因才华的闪光而得到延续。这种延续的长度是与才华的积蕴成正比的。
这位诗人来自深厚而贫瘠的大地。他和大地上的村庄、村庄周围绵延的麦地血肉相通。他的一生都在用饱含汁液和水分的声音，呼唤这生长了谷物和生命的大地。他关于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命的歌唱，有着绵远而浩瀚的背景──那里闪耀着人类高贵心灵的光芒。这位现代诗人是如此地心仪于那些古典的诗魂：屈原、但丁、莎士比亚……。他宣称要接续那些伟大星辰创造的史诗传统。这种宣称无疑是庄严而凝重的。
星辰在天空的燃烧和最后的消失是激动人心的。那一道弧线是一个永恒的记忆，但却更像是一个悲痛的预告。它预告着一种文化精神的终结。从那以后，像这位诗人这样对于伟大史诗刻骨铭心地景仰、并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实践这种理想的境界，仿佛是随着那弧光的消失而消失了。90年代似乎是一个拒绝的年代。人们愈是想念这位诗人毕生的追求，就愈是因他的缺席而痛感某种近于绝望的匮乏。
诚然，作为过程，这诗人的一生过于短暂了。他的才华来不及充分地展示便宣告结束是他的不幸。但他以让人惊心动魄的短暂而赢得人们久远的怀念，而且，愈是久远这种怀念便愈是殷切，却非所有的诗人都能拥有的幸运。这不能说与他的猝然消失无关，但却与这位诗人对于诗歌的贡献绝对有关。他已成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他的诗歌理想，他营造的独特的系列意象，他对于中国诗歌的创造性贡献──他把古典精神和现代精神、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乡土中国和都市文明作了成功的融合，以及他的敬业精神、他对于诗歌的虔敬。
海子以后，还有什么让人长久谈论并产生激情的话题？我们无疑是在满怀疑虑地期待着。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他曾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汇总，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汇总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雨巷》运用了象征性的抒情手法。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是象征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即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先生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一首好的抒情诗，应该是艺术美的结晶。它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唤起人们审美的感情。 然而多年来，《雨巷》和戴望舒的其他一些诗作，却被视为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无病呻吟而排斥在文学史的视野外；直到最近，人们才像观赏出土文物一样，把这些作品从遗忘的尘土中挖掘出来，又重新看到了它们身上的艺术光辉。
戴望舒在坎坷曲折的二十多年创作道路上，只给我们留下来九十多首抒情短诗，《雨巷》，就是他早期的一首成名作。
《雨巷》大约写于1927年夏天。最初发表在1928年8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号上。戴望舒的挚友杜衡在1933年写道：
说起《雨巷》，我们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的。《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叶圣陶先生代理编辑的《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把它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远。……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荐，是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的称号，一直到现在。（《望舒草· 序》）
《雨巷》创设了一个富于浓重点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在这里，诗人把当时的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这里没有声音，没有欢乐，没有阳光。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的雨巷中彳亍彷徨的孤独者。他在孤寂中怀着一个美好的希望。希望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出现在自己面前。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到象征。然而诗人知道，这美好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她和自己一样充满了愁苦和惆怅，而且又是倏忽即逝，像梦一样从身边飘过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诗人自己依然在黑暗的现实中彷徨，和那无法实现的梦一般飘然而逝的希望！
有论者说，《雨巷》时诗人用美好的“想象”来掩盖丑恶的“真实”和“自我解脱”，是“用一些皂泡般的华美的幻象来欺骗自己和读者”，除了艺术上的和谐音律美外，“在内容上并无可取之处”。（凡尼：《戴望舒诗作试论》，《文学评论》1980，4），这些诘难和论断，对于《雨巷》来说，未免国语简单和苛刻了。
《雨巷》产生的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反动派对革命者对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原来热烈响应了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堕入了夜的深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们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们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的出现，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雨巷》就是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境的反映。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一二岁。一年多以前，他与同学杜衡、施蛰存、刘呐鸥一起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用他的热情的笔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3月，还因宣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四·一二”政变后，他隐居江苏松江，在孤寂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望舒草·序》）他这时候所写的《雨巷》等诗中便自然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这种彷徨感伤的情绪，不能笼统地说是纯属个人的哀叹，而是现实的黑暗和理想的幻灭在诗人心中的投影。《雨巷》则用短小的抒情的吟诵再现了这部分青年心灵深处典型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确实听不到现实苦难的描述和反叛黑暗的呼号。这是低沉的倾述，失望的自白。然而从这倾述和自里，我们不是可以分明看到一部分青年人在理想的幻灭后的痛苦和追求的心境吗？失去美好希望的痛苦在诗句里流动。即使是当时的青年也并非那么容易受着“欺骗”。人们读了《雨巷》，并不是要永远彷徨在雨巷。人们回憎恶这雨巷，渴望出离这雨巷，走到一个没有阴雨，没有愁怨的宽阔光明的地方。
《雨巷》在艺术上一个重要的特色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抒情。象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法国诗歌中崛起的一个艺术流派。他们一世界末的颓废反抗资本主义的秩序。在表现方法上，强调用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内心瞬间的感情。这种艺术流派于“五四”运动退潮时期传入中国。第一个大量利用象征主义方法写诗的诗李金发。戴望舒早期的创作也明显地就手了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他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挖掘诗歌暗示隐喻的能力，在象征性的形象和意境中抒情。《雨巷》就体现了这种艺术上的特点。诗里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像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地姑娘，并非真实生活本身地具体写照，而是充满象征意味地抒情形象。我们不一定能够具体说出这些形象所指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可以体味这些形象所抒发但朦胧的诗意。那个社会现实的气氛，那片寂寞徘徊的心境，那种追求二不可得的希望，在《雨巷》描写的形象里，是既明白又朦胧的，既确定有飘忽地展示在读者眼前。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扩大了想象。这样以象征方法抒情的结果，使诗人的感情心境表现得更加含蓄蕴藉，也给读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感到诗的余香和回味。朱自清先生说：“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照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导言》）《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确实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大幽微精妙大去处。
戴望舒大诗歌创作，也接受了古典诗词艺术营养的深深陶冶。在《雨巷》中，诗人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就着愁怨的姑娘的象征性的抒情形象。这显然是首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璟更把丁香结和雨中惆怅联系在一起了。他的《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这首诗里就是用雨中丁香结做为人们愁心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这种吸收和借鉴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旧诗名居“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取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
第一，古人在诗里以丁香结本身象征愁心。《雨巷》则想象了一个如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有丁香般的忧愁，也有丁香一样的美丽和芬芳。这样就由单纯的愁心的借喻，变成了含着忧愁的美好理想的化身。这个新的形象包含了作者的美的追求。包含了作者美好理想幻灭的痛苦。
第二，诗人在《雨巷》中运用了新鲜的现代语言，来描绘这一雨中定西那个一样姑娘倏忽即逝的形象，与古典诗词套用陈词旧典不同，也与诗人早期写的其他充满旧诗词调子的作品迥异，表现了更多的新时代的气息。“丁香空结雨中愁”，没有“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更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幻灭的情绪。在表现时代的忧愁的领域里，这个形象是一个难的的创造。
第三，在古代诗词里，雨中丁香结是以真实的生活景物来寄托诗人的感情。《雨巷》中那个在雨中飘过的丁香一样的姑娘的形象，就带上了更多的诗人想象的成分。它既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景，又是作家驰骋艺术想象的结晶，是真实与想象相结合所产生的艺术真实的形象。戴望舒说：“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的，也不单是想象的。”（《诗论零札》十三）我们说《雨巷》的意境形象借鉴于古典诗词，又超越于古典诗词，最主要的即因为它是诗人依据生活的经验而又加上了自己想象的创造。它是比生活更美的艺术想象的产物。
《雨巷》最初为人称道，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的音节的优美。叶圣陶盛赞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未免有些过誉，但首先看到了它的音节的优美这一特点，不能不说诗有见地的。《雨巷》全诗共七节。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除“逢着”改为“飘过”之外，其他语句完全一样。这样起结复见，首尾呼应，同一主调在诗中重复出现，加强了全诗的音乐感，也加重了诗人彷徨和幻灭心境的表现力。整个诗每节六行，每行字数长短不一，参差不起，而有大体在相隔不远的行里重复一次韵脚。每节押的两次到三次，从头至尾没有换韵。全诗句子都很短，有些短的句子还切断了词句的关连。而有些同样的字在韵脚中多次出现，如 “雨巷”“姑娘”“芬芳”“惆怅”“眼光”，有意地使一个音响在人们的听觉中反复。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读起来，像一首轻柔而沉思读小夜曲。一个寂寞而痛苦读旋律在全曲中反复回响，萦绕在人的心头。
为了强化全诗的音乐性，诗人还吸取了外国诗歌中的一些技法，在同一节诗中让同样的字句更迭相见。这种语言上的重复，复沓，像交织一起的抒情乐句反复一样，听起来悦耳，和谐，又加重了诗的抒情色彩。在浪漫的自由诗和“新月派”的豆腐干诗体盛行的时候，戴望舒送来了优美动听的《雨巷》，开拓了音乐在新诗中表现的新天地。
戴望舒这种对新诗音乐性对追求，到《雨巷》是高峰，也是结束。此后，他开始了“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的反叛”，（杜衡语）走向对诗的内在情绪韵律的追求。他的另一首著名诗篇《我的记忆》，就是这种追求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戴望舒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他新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追求，但着决不能否认《雨巷》对新诗音乐美尝试的意义。偏爱是艺术欣赏的伴侣。这首《雨巷》，是新诗中一颗发光的明珠，值得我们珍读！
戴望舒（1905-1950），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在上面发表许多著、译作。出版的诗集有《我底记忆》（1929）、《望舒草》（1933）、《望舒诗稿》（1937）、《灾难的岁月》（1937）、《戴望舒诗全编》（1989）。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生于1905年3月5日，中学就读于皮市巷上的宗文中学堂。1923年，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同施蛰存（也是杭州人）、杜衡创办《璎珞》旬刊，译魏尔伦的诗。他译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32年后留学法国、西班牙。1938年赴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次年春被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教书。1949年6月以后戴望舒在北京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因病逝世。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原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县（ 今余杭市）人，祖籍南京（生于杭县）。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 纯洁幽雅。
生平简历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1932年他参加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便启程回国。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
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
代表作
《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 年出版的诗集《 我底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北岛（1949- ），原名赵振开，出版的诗集有《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下的风景》、《开锁》、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散文集《蓝房子》。 （本文件内所有诗作均由网友象罔与罔象搜集、校对，灵石岛向他表示永久感谢。另外北岛诗英译见汉诗译文库。）
北岛，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本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北岛离开祖国，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北岛曾著有多种诗集，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北岛祖籍中国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 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于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创作，寻找机会朗 读自己的诗歌。1994年曾经返回中国，在北京入境时被扣留，遣送回美国，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 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10月回国为父奔丧，2002年宣布退出“中国人权”。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北岛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
1990年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行，其网络版和论坛（www.jintian.net）也享誉世界各地汉语文学圈。
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 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 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 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在美国，其作品由 Zephyr Press 出版。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也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
余光中（1928- ），一九五四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主编《篮星诗页》。出版的诗集有《舟子的悲歌》（1952）、《莲的联想》（1964）、《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紫荆赋》（1986）、《守夜人》（1992）等十几部。
余光中(1928- )，男，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6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 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53年10月，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在台湾居住，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主要诗作有《乡愁》、《白玉苦瓜》、《等你，在雨中》等；诗集有《灵河》、《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其中《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抒发了游子殷切的思乡之情并富有时代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河赞赏。他的诗，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 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 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著有 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及翻译作品，祖国大陆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先生同时又是资深的编辑家，曾主编《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1970?/FONT>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5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及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他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笔会及其他文学会议并发表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如1992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7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目录》，收录《余光中诗选》于其中。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影响很大。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5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傅孟君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但其曾经在1960,1970年代攻击台湾左翼作家及乡土作家，让人诟病至今。但这并不为大陆读者熟知。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出版的诗集有《未名集》（1935）、《给战斗者》（1943）、《她也要杀人》（1947）、《非洲游记》（1964）、《清明》（1978）等。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出版的诗集有《未名集》（1935）、《给战斗者》（1943）、《她也要杀人》（1947）、《非洲游记》（1964）、《清明》（1978）等。田间 (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县羊山乡人。著名诗人。
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1935 年任《每周诗歌》主编，创作并出版处女作《未明集》。1936年出版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 的短诗集《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写农民反抗斗争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两部书都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作者险遭逮捕。1937年春到东京学日文。“七．七事变”后，回上海写抗战诗歌。是年秋，去武汉，写成《给战斗者》。该诗表达了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鼓舞了人民的战斗意志，是当时公认的优秀政治抒情诗。年底，到八路军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战地记者。1938年春夏，到延安与文艺界同仁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日(8月7日)。其诗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传遍全国，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是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参加过百团大战。1940年创作《名将录》。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副主任，被选为边区参议员。1943年任孟平县抗联和县委宣传部长。1944年创作《太原谣》。1945年任冀晋边区《新群众》杂志社长兼主编，创作著名叙事诗《戎冠秀》及《赶车传》，出版《民歌杂抄》。1946年任雁北地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参加土改复查，创作《宋村纪事》。1948年冬，任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1949年兼任察哈尔省文联主任，参加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创作部部长、文学研究室主任、《诗刊》编委等。1950年任全国文联研究会主任。1951年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兼研究员。在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期间，任二分团秘书长。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后，任主任。是年，再次去朝鲜前线，以记者身份进入板门店谈判帐篷内，写成散文集《板门店记事》。1954年出访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次年写作《欧游札记》。1956年到内蒙包头及黄河两岸访问，写出《马头琴歌集》一书。1957年到云南访问，写有《芒市见闻》。年底，到张家口市怀来县花园乡南水泉大队蹲点，创作街头诗、诗传单。1958年兼任河北省文联主席。1964年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到开罗参加亚非作家大会。“文化大革命”后期，任河北省文艺组党组书记兼组长。1978年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以后，任河北省人大常委、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会员等。1985年病逝。
《赶车传》(第一部)有德、捷两个译本。《田间诗选》有朝文译本。日本、苏联、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等10多个国家翻译了田间的不少短诗，如《给战斗者》、《斯大林颂》和《鹿》等。
田间的诗
田间(1916--1985)从一开始作诗就注意诗的战斗性。他的《未名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都表现了农村的苦难。1937年12月，他发表了长诗《给战斗者》，这是他最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富于战斗性和现实性依然是他这部长诗的思想特色。这部诗的艺术特色是：诗句短促、节奏强劲、语言质朴、铿锵有力，全诗跌宕有致。
新中国建立后，田间诗作题材广泛，大体可分为表现朝鲜战争和海防前线、国际友谊、少数民族生活、农村生活等四类。先后出版有《抗战诗抄》、《一杆红旗》、《誓辞》、《田间短诗选》、《非洲游记》等。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是田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通过贫农石不烂寻找乐园的过程，描绘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这部诗的艺术特点是，结构灵活，除第一、七部外，其余五部皆以五个人名为题，每一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独立成章，这样便于对每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刻画。句法采用六言和七言三拍的格式，明快严谨，朗朗上口。在叙事主人公之外，诗人还塑造了一个抒情主人公，让他在每部诗中或咏怀，或议论，或谴责，以增强叙事诗的抒情效果。
田间的诗形式多样，信天游、新格律体、自由体都有尝试。在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他作过一些探索，以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形成了明快质朴的风格。
郭小川(1919——1976)，先后出版《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郭小川诗选》等十余本诗集。
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种
都过得
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
每一块沙石
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富有的
人生。
随之，诗人的炽热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于一九五五、五六两年，陆续写下《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其诗作进入了爆发期。诗人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这样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上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诗人达到了目的。他那政论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战鼓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主了热烈的反响。
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成功所陶醉。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郭小川在政治上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则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诗人。一九五七至五九年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克服议论多于描绘的缺点，并从题村的开拓上、思想内容的深化上，以及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一九五九年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表明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动读者，而力图发掘我们伟大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从人民生活中去提炼那种“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并通过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表现出来，使读者读了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能引起长久的深思。诗人的探索精神及其实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在五十年代末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诗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出版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都被批评为“思想感情不健康”。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诗篇不仅对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进入六十年代，郭小川的诗歌从思想到艺术都更成熟了。一九六○——六二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诗人努力反映了这个严峻而风发的时代，写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一九六二年十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年多，他西出阳关，东泛大海，钻森林，踏沙漠，足迹遍全国。诗人根据自己对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我国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的观察体验，以深切的感受，写下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五十年代末，诗人对作家的独特风格问题谈了极其精湛的看法，他说：一个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六十年代，他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地，他成了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
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小川经受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对他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不屈服，不苟安。在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他还握着自己的笔，以刚直不阿的气概表达了革命战士不畏权势、不畏强暴的信念与誓言：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
——《秋歌》
郭小川不傀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的战士。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摧残，正当盛年的诗人在刚刚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他的诗人兼战士的高大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将置身于优秀诗人的行列，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余光中（1928- ），一九五四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主编《篮星诗页》。出版的诗集有《舟子的悲歌》（1952）、《莲的联想》（1964）、《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紫荆赋》（1986）、《守夜人》（1992）等十几部。
余光中(1928- )，男，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6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 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53年10月，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在台湾居住，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主要诗作有《乡愁》、《白玉苦瓜》、《等你，在雨中》等；诗集有《灵河》、《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其中《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抒发了游子殷切的思乡之情并富有时代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河赞赏。他的诗，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 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 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著有 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及翻译作品，祖国大陆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先生同时又是资深的编辑家，曾主编《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1970?/FONT>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5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及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他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笔会及其他文学会议并发表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如1992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7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目录》，收录《余光中诗选》于其中。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影响很大。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5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傅孟君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但其曾经在1960,1970年代攻击台湾左翼作家及乡土作家，让人诟病至今。但这并不为大陆读者熟知。
江非，1974年生于山东平墩湖。著有诗集《嘿嘿嘿》（待出）、《独角戏》（2009年）、《纪念册》（2007年）、《一只蚂蚁上路了》（2004年）。
舒婷（1952- ），原名龚佩瑜，出版的诗集有《双桅船》（1982）、《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始祖鸟》（1992）、《舒婷的诗》（1994）。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石码镇，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与北岛、顾城齐名。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3卷)等。诗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获1980年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双桅船》获全国首届新诗优秀诗集奖、1993年庄重文文学奖。
舒婷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捉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情感的复杂、丰富性常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以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