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1923- ），原名史成汉，出版的诗集有《彩色的生活》（1951）、《爱与歌》（1954）、《温泉》（1984）、《海上蝴蝶》（1985）、《沉默的悬崖》（1986）、《牛汉诗选》（1998）。
鹰的诞生 汗血马 落雪的夜 华南虎 根 悼念一棵枫树 海上蝴蝶 我是一棵早熟的枣子 巨大的根块 蚯蚓的血 爱 夜 无题 抄诗和背诗 青春 血和泪 生与死 改不掉的习惯 复仇的刺 半棵树牛汉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汉”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同时，他被《诗垦地》一群年轻诗人邹荻帆、阿垅、曾卓、冀汸、绿原等清新的诗作强烈吸引。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分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作品欣赏
鹰的诞生
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
华南虎
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隔着两道铁栅栏/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宠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绑着/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老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姓 名： 牛汉
笔 名： 谷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23
民 族： 蒙族
原名史成汉。山西定襄人。中共党员。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外语系学俄语专业，1946年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二年，1949年后历任人民大学研究部学术秘书，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1995年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直到1979年秋平反。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名誉委员。
著有诗集《彩色生活》、《祖国》、《在祖国面前》、《温泉》、《爱与歌》、《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等十余本，散文集《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等七本，诗话集《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2本。近几年日本、韩国汇编出版了牛汉的诗选集。
《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陈先发（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安徽桐城人。１９８９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前世》，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作品被译成多 种文字传播。曾组建“若缺诗社”。曾获奖项、被媒体和文学研究机构授予的荣誉有“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６年中国十大新锐 诗人”、“２００８年中国年度诗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等数十种。（完）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淑良，出版的诗集有《微雨》（1925）、《为幸福而歌》（1926）、《食客与凶年》（1927）等。
李金发(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广东梅县人。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中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多多（1951- ），原名栗世征，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2000）等。下面收录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的全部诗作。
.多多，当代诗人，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系朦胧诗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等，还有多种外语译本诗集。 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读，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旅居荷兰近15年后，多多于2004年回到国内，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并承担讲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文学课程。现有花城出版社出版《多多诗选》行世。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出版的诗集有《预言》（1945）、《夜歌》（1945）、《夜歌和白天的歌》（1952）、《何其芳诗全编》（1995）。
何其芳(1912—1977)，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守旧的大家庭。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他早期的作品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幼年时即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92年版)
大诗人何其芳改名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九、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难状。”亦如唐人所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第二幅画面是“霜晨归渔图”。其中“雾”“霜”这些表现环境氛围的词（还有上一节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的，传达出清凉、冷寂、朦胧的气氛。画面还包括一系列活动：撒网，收渔，摇桨。这些平常活动画面在这里都蕴含着淡而远、清而静的神韵。“轻轻”一词常在何诗中出现，在此仿佛“信手拈来”，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也许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秋天就真的是这么宁静、悠远。
第三幅画面是“少女思恋图”。这节诗从野草、蟋蟀和溪水写起，相当于古人所谓“感兴”的写法，即先言他事，由兴而感，由景入情。野草寥廓，溪水清洌，这本不是人的活动，其后必有续言，那就是少女心怀恋情。大自然繁嚣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却变化清静了，人在寂静时大都反观自身，倾听心灵之声。牧羊女听了一夏的“牛背上的笛声”，忽然听不到了，心灵的某一角落开始萌动起来，真是“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何其芳诗《夏夜》）。写恋爱尤其是初恋，是早年何诗所擅长的，这次他写得更含蓄也更精彩了。这一节才五行，就写出了由外景向内情的过渡，写出了初恋从无到有的过渡。诗人选取了“牧羊女的眼里”这一特定角度，虽未明写眼神，但读者自能见出那里面的清纯、明净，那是初恋少女似恋非恋时的特殊眼神。而且比较这三节诗我们可以看到，前两节主要写外在景物与人事，这第三节真正写入心灵深处，写出了微妙的感觉，使全诗收束在感情的实处。不这么写，难以入情、入神，诗就“飘浮”起来了。
总之，《秋天》这首诗通过描绘不同场景、画面，创造了一种既来自人世又远离尘俗的氛围。这一氛围具有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的特点。它写的是繁忙夏天之后的农闲景象，所以具有清静的氛围；它写的是世处桃源般的生活，不见农家些许的艰难苦恨，所以具有清远的氛围；它写的是少男少女朦胧而纯真的爱情，所以具有清甜的氛围；它像何其芳其他诗作一样专用轻柔之词写清丽意象，避开喧嚣的景境，避开拙重之词，所以具有清柔的氛围。诗中各幅画面，以及画面里的各个意象，无一不和谐地统一；因而这种氛围所赖以形成的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等多方面特点也无一不达于极致。技盖至此，非高手不能为。可是何其芳写这首诗时才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何其芳1930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二校。先入清华外文系，后离开。1931年秋，入北大哲学系。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成都联合中学。1938年8月，辗转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原属北大，1956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
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作为杰出的诗人，何其芳不仅写过许多深受读者欢迎，传诵很广的优美诗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早在1953年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长篇论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现代格律诗的顿和押韵，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他提出，现代格律诗除了应该具备诗的一般特点外，以形式而论，还应每行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同时要押大致相适的韵，不一定非要一韵到底，可以少到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研究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何其芳读书，有做批语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何其芳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给人以艺术的和生活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