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掉书袋”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边的其乐融融与浓郁雅兴是很使人神往的，但再好的文章，也总会有人数落出许多的不是来。比如最近就有人揶揄董桥的文章“何止是掉书袋，简直通篇尽是书袋”。

    “掉书袋”自然是有出处的，据《南唐书·彭利用传》记载，彭利用“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史书，断言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可见凡爱“掉书袋”者，往往也容易成为被人不屑或嘲讽的对象。但事实是，假如一个人既有着广博的知识面和丰富的阅读量，又每每感从中来，要想不“掉书袋”也实在是难，更何况要浇自己的块垒，最好是借助他人的酒杯。古人著书立说，注重“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个“由”字，含义颇多，但“书袋”必是其中之一。“子美作诗，退子作文，无一字无来历”，说的就是杜甫和韩愈所具有的那一种能熔铸百家的功力。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及钱锺书的《管锥编》，又无一不是。可见要想使文章“经世致用”，写作者的“书袋”不可或缺，但关键还应在“掉”上见出功夫。

    其实，“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转述”。法国随笔大家蒙田曾说，“我转述别人，是为了让自己说得更清楚”，“我让别人替我说我自己不能说的话”。而真正高妙的“转述”，是如清朝诗评家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所提及的“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当然，如文章已写到一定气候，或者已被被公认为大家，是大可如董桥所说的“我只在乎我满不满意我笔下的文字”而不必再有其他的顾及或忌讳的。董桥近年散文中每有直接插入不译的英文文字，有时是人名书名地名，有时是人物口语对话，有时甚至是大段的引文。很多读者提意见，董桥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如此，摆在中文文章里英文有英文的味道，译成中文就变调了，失去音乐感了。即使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文字，他也要含“英”咀“华”，绝不放过同时呈现两种文字之美的可能。这样的傲然而又坚执，也是足可叹为观止的。

    而一般所谓的“掉书袋”之所以遭人诟病及不胜其烦，往往是铺陈过度或太过卖弄所致。比“掉书袋”走得更远的还有一种“抄书体”。文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抄书体”散文的创制者是现代作家周作人，因为他见诸报端的那些读书笔记，往往通篇摘抄或引用古书，只加上自己的开头、引文间的连缀点染和结尾，就成为了他自己的东西，其《萤火》、《虱子》、《谈养鸟》等，大抵如是。但奇怪的是，正是这样的篇什，读者至今叫好。近读明朝田汝成的传世名篇《孤山》，全文335字，发觉仅40字为其“原创”，其余295字均引自张祜、白居易、林逋等人的诗文。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几近于“天作之合”的一篇山水小品文。看来在抄书的背后，倘没有“把卷沉吟过二更”的功夫或能耐，显然是难以独具只眼并进而成为“集大成”者的。

    行文至此，总觉得“掉书袋”其实与读书种子大有关联，而如今人“书袋”的有无及到底该怎样“掉”，又是笔者最想探问的。同时又不无伤怀的是，那些惯于“寻章摘句”又一派古道热肠的“老雕虫”，显见是日渐孑然与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