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巽达：申遗，究竟为了什么？

    喜讯传来，在21日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新疆天山成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2日，大会将审议中国云南哈尼梯田的申遗项目。入选者长出一口气，待评选者还在作最后的冲刺。无论是云南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还是其他更多翘首以盼的预备项目，有的可能信心满满，有的可能略怀担忧。无论如何，我们先表达真挚良善的祈愿，但愿申遗一举成功。

    但对于憋足了劲的中国申遗者而言，假如把遗产大会召开的时日当作性命攸关的日子，成败在此一举，一旦申遗失败，仿佛此前花费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就尽付之东流，“回报”不再可期——那么，我便要在此追问，或者提请自问：申遗，究竟为了什么？

    在“申”与“护”的关系上，我们看到过很多偏差。是为了抢救和保护人类文明成果，着眼点放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发展上，还是放在一地一时的功利建树上，抑或放在商业利润的追求上，选择不同，最终呈现的“项目”质量就会明显不同。“护”才是根本，“申”只是动力，假如两者翻转过来，遗产的可持续必然堪忧。

    经常想一想“申遗，究竟为了什么”，有利于正本清源，回到遗产保护的出发点。我们不妨设问：如果没有“申遗”这档子事，我们如何善待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保护人类文明的遗产，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珍视，也是对全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珍视。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究其实质，是在为历史还债，有的甚至是在还久欠百姓的旧账。假如一地政府的“投入资金”，单单奔着“发展旅游”的目标，而将“申遗”当作“贴名牌”的一时之需，那么很有可能，申遗的成功，非但无益于遗产保护，还会是遗产悲催命运的开始——当利益最大化成为高于一切的宗旨，想方设法吸引“到此一游”者成为唯一的驱动力，“保护”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我们承认，在遗产保护问题上，地方政府的强势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和动机，将决定遗产保护的质量和方向。但正因其重要，更要谨慎从事，以免将“保护”演变成“毁灭”。由于地方长官的意志，拆真文物盖假古董的事情已屡次上演。然而，不管“假古董”收拾得如何美轮美奂，都是违背“申遗”主旨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际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中就明确指出：“以艺术审美的借口，在历史地区内采用过去的建筑风格建造新建筑是灾难性的做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延续或引导传统风貌都是无法容忍的。”这个道理，早已是全世界的共识。然而，倘若一地政府对这种共识完全无知，或者置若罔闻，遗产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说上述话，举上述例，不是苛责于眼前的中国申遗项目，而是借此良机广泛提醒中国的申遗者，申遗成功与否，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遗产的保护，因为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职。至于申遗成功，更要清醒对待，决不能据此作为与民争利的契机、停止保护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