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图书馆往事

    60年前，姐姐第一次牵着我的手去图书馆。

    福州的图书馆在东街，是一座朝南的大洋房。姐姐说，图书馆里有许多大书架，书架上有许多好看的书。这让我充满向往。 

    走上几级花岗岩的台阶，大玻璃门里的前厅，没有高高的柜台，只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和几幅挂图。一位白发方脸的老人站着与姐姐交谈，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一定与我有关。

    没看到高高的书架和好多的书，我被留在了图书馆的门厅里。那年，我还不足7周岁，按规矩“小童挡驾”。

    姐姐走进那神秘的通道，回头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等你长大了，别失望。

    那白发方脸的老人正忙着，他要给进出图书馆的人发放编了号码的小木牌，全然没有常见的“看门老伯”的外表，反而带着一股老教师的味道。我郁闷的溜下台阶，去阳光下的绿地里玩。白发方脸的老人来了，他一脸友善地召唤我回到前厅，拿出一本带图画的小书，嘱咐我不要走得太远。

    姐姐手捧新书，再一次牵我手时，我向老人道别，我知道，我会再到图书馆来的。在我心中，白发、和蔼的老人成了图书馆的形象代言人。

    第一次到图书馆借书，是我念初中一年级时。学校图书馆设立在一座双层红砖小洋房里，开学第二周的一天，放学铃声一响，我和同学们就冲进了图书馆。图书馆靠窗的地方摆放着图书目录索引橱，一位中年男教师正在指点初中新生使用目录索引卡片。

    我清楚地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民国版的《鲁宾逊漂流记》。这本繁体竖排、纸质发黄的旧书让老师为了难：要不要借给这个13岁的小男生？片刻犹豫后，他把书交给我，说：“这是本好书，讲一个人在困境中如何生存、奋发、自强。但它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宗教内容，你可以不必读。”

    时间走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当年的城市都少有图书馆，农村就更缺图书了。而在知青的床头、床尾却偷藏着一箱箱“造反”年代散失后，又被搜罗起来的书，悄悄地在知青和青年农民中传阅。

    那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唯一的收藏。为了保尔，为了冬妮亚，在动乱的岁月里，我从打砸抢者那里，以借而不还的手段，占有了一本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竖排繁体本。自认为是在保卫“柯察金”，爱着“冬妮亚”。没人的时候，我会偷偷翻开书，与保尔、冬妮亚相约在乌克兰广阔的天地里。这本书就是我的便携式“图书馆”。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一本本地出版自己的编著，当我签字赠书的时候，当我在图书馆的讲台上诉说本土文化的历史时，我想起了1950年省图书馆门厅那位白发的老人，想起了中学图书馆里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