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与天文历算

　　例如: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周鲁历法的“春”(正、二、三月)实为冬(现行农历之十一、十二、正月),否则春无冰也不奇怪。梓慎预言宋郑要发生饥荒了: “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岁”是木星,星纪和玄枵各为黄道上十二次(十二个分段)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摩 羯座和宝瓶座,对应廿八宿的牛女虚危。“淫于”是超位,本应在牛女,却跑到虚危去了。这年果然大旱。这是一个星占事例典型,这类记录都说灵,令人怀疑其真实性,或许有筛选,不灵就不记了。今人可以精确推算,看看那年木星是否真在虚危之位。
　　很早就知道木星运行周期约12年一周天,每年历经黄道十二次之一。可能早自西周即用 木星方位纪年,故名之曰岁。传说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国语》)。武王伐纣没有年代记录,今人认为《国语》是战国之书,所以这些话也只是战国人的说法,早 不过春秋。岁星周期准确值为11.86年,而且中间还会兜圈子,这都会使古人认为这个天体的运行不是绝对“有常”,可是人们还是用它纪年,这说明人们对“天行有常”的认识由于没有 精密知识而有很大的保留。这是星占流行的条件。 公元前521年《春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传》记昭公问梓慎吉凶,他回答:
　　“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 克也,故常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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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记载了36次日食,加上续经一次,共37次。大多数有干支纪日,都可以用较精密的历法推算证明其记录之正误。很明显的事实是:春秋后半叶比前半叶记录完整得多。
　　然而襄公二十一年连记九月和十月两次日食,其中十月为误。过三年又连记七月和八月两次日食,其中八月为误。此外还有两条误记,三、四条有月份错误。按这种记录作历法水平 判断,前人有以传抄之误这种理由作解者,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那时编史人都是历法家,记录中的纪日干支也不像抄错。无论如何,这当然说明历法专家们还不能从公式推算判断记录错 误,对日食规律了解甚少,不仅不清楚日食条件是日月交会,甚至连日食必在朔也拿不准。此外,这些记录显示,闰月安置还没有一定之规,只是后半叶趋向准确。
　　至少在春秋早期,还不能用公式推算给出一年之内精确的分至朔望的日子。这些只由周天子向全国按时发布观测的结论,叫做“观象授时”,每月有一次“告朔”之礼,分至是靠观 测正午竿影长度决定,差一两天不足为怪,碰上连阴天更没法子了。鲁国是特权国,享有与天子一样的礼仪,所以鲁公也行告朔之礼。《左传》有: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到鲁文公时代就不再由公本人去登台观望了。于是发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这样的事,饩羊是告朔之礼用的祭牲,孔子反对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大概天文学有了进步,逐渐走向“冶历明时”阶段, 即靠推算为主。
　　昭公廿年(公元前522年)“春王二月已丑,日南至,梓慎望氛。”这就不是公去观测了。但冬至在二月是不应该的,按周鲁历法应在一月,这说明该加闰月而没有加。
　　《左传》记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一段故事，学者们都认为这故事是《左传》作者杜撰的，却也未必。
　　二月癸未,晋悼夫人发救济粮,绛县老人以年老无子为由来要求救济。人家怀疑他的年龄, 他辩解说:“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 一也。”季,就是最后一个甲子。三之一,是过去20天了。所以总日数是26660天,年数整73, 比精确值只差两三天。那么此老不是“不知纪年”,是故意要惊动大人们。果然,在场的吏人 都不懂,跑着去朝堂找人问。盲乐师师旷记性好,能回忆历史,知道73年前发生的事;专业天文官史赵则说了句俏皮话:“亥字是二为首六作身,往下再加两个六,就是他的日数。”士文伯 说:“那不就是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么?”这故事实际上是给出一道算术题,以此表现作者的历法知识。
　　文中“正月甲子朔”是公元前616年夏历的月日，过73年（只差两三天）的时日，却说是二月，因为《左传》作者自己说月日总是用周正。所以这是夏历年关腊月底。 《春秋》历日应与周天子一致,而别的诸候国则各行其历,互不相同,历法尚未统一。这就 是为什么书中用语每年开头总是“春王正月”的理由,其意为“这里的正月是周天子的正月”, 这相当于现行农历的十一月。到秦始皇,当然随着车同轨书同文,历法也统一了,但他为了符合 王朝更替的循环次序公式,把历法订为比周朝更提早一月为岁首，而月份数序之名在现存史料中则从夏历。前此史书的年月数字有这些繁杂情况,这是中国历史学的基本常识。现行农 历又叫“夏历”,是按孔子的说法“行夏之时”。孔子虽然尊周,却主张用夏历,因为夏历正、二、三月是真正的春季,是万物发生的周期之始。可见,孔子的礼并不是只为政治服务的不讲 科学的形式教条。但说是夏历,实际上只是晋国等几个国家用的历法,他们自己说这是从夏代传下来的,并无实据,也不可能。
　　当人们对天上主要天体的运行规律了解不足的时候,难免推想地上一年的气候变化会受 分至朔望和日月食的影响,这就是上述梓慎的那类星占之言。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 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这话只是个假言判断,“苟”字当“如果”讲,“故”是原因或历史记录。孟子之言只能说明:当时的科学研究正在解决这个“坐致千岁日至”的课 题,也许已经初有成效。而孟子还没有十分把握把话说得更明确肯定,比如说:“今之巧历也, 以有其数而可坐致千岁之日至矣。”。至于荀子说“天行有常”也是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的意义上说的,但他这种强力信心当以历法新成就为支持。
　　所谓阴阳家就是在这一科学史过程中产生的,邹衍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24~250年之间,略 晚于孟子而早于荀子。从历法史考察,明确以回归年日数为365.25的“四分历”(以一年为 365日“又四分之一日”,故得名)约可上溯到公元前370年前后。汉以前新历之作大概都要 托古,取名即为“黄帝”、“颛顼”、“夏”、“殷”、“周”、“鲁”,是为古六历。所以新历法创制者必然会以其术逆推已往,尽可能早。当时的水平和能力不过逆推百年而已,更早也无必要, 因为史录也用不上。百年之内犹在史官可以改写之限。以公元前370年为限的四分历,最可能的创制人就是邹衍,至少他也是这个科学群体的代表。按祖冲之推测,古六历也只是秦汉间的成果。

　　邹衍早年学儒,后以阴阳之学成名,人称“谈天衍”,周游列国,备极荣耀。燕王迎接他时, 亲自执帚开路,拜他为师。孔子孟子都没享受过他那样的尊荣。桑弘羊说:
　　“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 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盐铁论·论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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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知道的是邹衍有大九洲之说。洲是水中之陆,故邹衍以为大地以水为主。每大洲各 有九州,中国是一个洲中的一州,叫“赤县神州”。至于禹贡的九州又是中国之内的小州了。每 洲外是“裨海”,九大洲之外是“大瀛海。”当时人认为水面是平的,不知道大范围水面是球面或别的什么样的凸曲面。当时对天高认识不过以为是八万~十万里之数,比地的广度小得多, 所以他们的天地模型是间距相对较小的平行平面。今人称此为“平天说”。以邹衍学说影响之大,平天说当广泛流行于公元前300~50年之间,《周髀》之书当即在此期间写成,所持为平 天说。而书中从头至尾没有描绘这个模型的文句,大概是因为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司马迁是个平天说信奉者。汉武帝太初改历以浑天说取代了平天说,除《周髀》以外再无著作解 释邹衍之学,而《周髀》则没提邹衍的名字。于是邹衍的天文学便失传了,剩下的只有他的阴阳五行。
　　阴阳概念当然不是邹衍首创,邹衍的贡献在于以阴阳解说天文地理,也就是梓慎那一套观 念的系统化和推广运用。所谓“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语原出《管子、四时》,其 书据考为稷下学者之作,应当采用邹衍思想。(稷下是齐王专为学者建的学宫,一度人才荟萃。)
　　邹衍特别发挥五行观念。“五行”是什么?春秋之世,人们也许曾以五行为物质元素,但到 邹衍,元气说已经流行,人们都认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质莫非元气,多样化形态变异都不过是元气聚散所致。元气的第一级分化是阴阳,二级分化才是水火木金土,火直接是纯阳之气,水则 是纯阴凝聚,阴阳合而成生物,木为生物,土和金则为进一步派生之物。不过五行次序在邹衍还未明确规定,他只是把五行与人事政治作形式性联系,以五行分属朝代,为“五德终始”之论, 由此预言周朝将被新王朝取代,周以火德,新朝将以水德。当战国末世,七雄争胜,这个提法对大国之君最有心理震撼力。五行说完善化并脱离政治而从属科学,则是汉以后之事,此不详述。 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论实际上为后来五行说的符号化开了路,五行观念中作为物质构成的物理概念从此退出要津,而使五行成了一种数理符号体系,用于处理繁杂系统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