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关系考辨
内容提要 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的关系，学界多有探讨，但是观点仍值得商榷。本文认为，《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同源于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之后，在秦汉的流传中，经过增益补充，形成了杂家与兵家两种本子，这两种本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保留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基本内容。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兵家《尉缭》亡失，杂家《尉缭》存世，这就是《隋志》、《唐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子》五卷、六卷。宋神宗元丰年间《武经七书》本《尉缭》删去了杂家的内容，保留和突出了兵家内容，此后之目录著作均把《尉缭》著录在兵家类，今本《尉缭》由此定型。
关键词 兵家 杂家 《尉缭子》 文献学 关系
《尉缭子》最早见于著录是在《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作中有《尉繚》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六国时。”[1]唐颜师古注曰：“尉，姓；缭，名也。音了，又音聊。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2]兵形势家类著作中有《尉缭》三十一篇。这两种《尉缭》不仅家派有别，而且篇数各异。今本《尉缭子》究竟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学界多有讨论，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梳理出六种观点：（一）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是同一部书。班固的《汉志》既把它著录在杂家，又著录在兵家，用的是“互著法”。[3]（二）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内容基本相同，班固误以为两部书，而分别著录在杂家与兵家，从而产生混乱，使后人以为真的是不同的两部书[4]。（三）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是书名相同而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杂家《尉缭》已经亡失，今本《尉缭》就是兵家《尉缭》[5]。（四）兵家《尉缭》在隋以前就已亡失，今本《尉缭》当是原杂家《尉缭》，《武经七书》本《尉缭》正是隋唐时的杂家《尉缭》[6]。（五）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是不同的两部书，今本《尉缭子》是原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两个残本合编而成的一部古代兵书，前十二篇基本属于原杂家《尉缭》的内容，后十二篇为原兵家《尉缭》的内容[7]。（六）《尉缭子》并非一部完整的专著，而是由尉缭或其弟子在不同时期写成或追论的几十篇作品的合编。最初大约共有六十篇，其中二十九篇的内容杂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具有杂家的色彩，到了汉代就被刘歆、班固列在了杂家类；另外三十一篇类似军令、军制的作品，就被任宏、班固等列在兵形势家类。东汉以后，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逐渐散失，剩余部分合成今本二十四篇。[8]
以上六种观点各有其立论的根据，但是又各有疏漏，值得商榷。第一种观点仅仅以“互著法”来解释班固把《尉缭》既著录在杂家，又著录在兵家，实际上并不正确。所谓互著法，就是目录学中的一书两载法，也就是说同一部书如果涉及到两类或两类以上图书性质，则同时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书类别中。但通观《汉书·艺文志》，班固并不重复著录同一文献，比如在兵家类，班固说：“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并自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9]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的《七略》而来的，这说明刘歆的《七略》在著录文献时原本是有重复的，而班固对某些重复的著录省去了，并且对个别文献的归类作了调整。比如在兵家类原本没有《蹵鞠》二十五篇，班固把它著录在内。再比如，《司马法》原本在兵家类，班固把它归入《六艺略》的礼类。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情况来看，虽然有在不同图书类别中著录书名相同或相近的文献的情况，比如兵家类有《李子》十篇，法家类有《李子》三十二篇；兵家类有《公孙鞅》二十七篇，法家类有《商君》二十九篇；兵家类有《吴起》四十八篇，杂家类有《吴子》一篇。但是，这些著作仍然是不同的书（即使在内容上有部分相同或相似之处，也不能认为是同一本书），它们篇数不同，实际上有的题名也不同（比如题名为“公孙鞅”，和“商君”）。上述同名著作可能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或者反映了同一人物的思想，但是内容各有侧重。因此可知，班固不重复著录内容、篇数和题名都相同的文献。而对那些题名相同，即使内容也有部分相同或相似，而篇数不同的著作也作为不同的文献进行著录。这些都说明，在《汉书·艺文志》中是没有重复著录的。
第二种观点含义很模糊，令人费解。内容基本相同的书究竟是两部书，还是不同的两部书？既然是同一著作，那内容就完全相同；若是内容基本相同，意思就是还有部分内容不同，既然有部分内容不同，那就仍然要看作不同的著作。
第三种观点既然认为杂家《尉缭》已经消失，所传是兵家《尉缭》，那么杂家《尉缭》又亡于何时？《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都著录《尉缭》在杂家类，况且《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欧阳修卒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距离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颁行《武经七书》只有六年，杂家《尉缭》怎么会在宋神宗元丰年间突然消失，而兵家《尉缭》又突然冒出呢？
第四种观点是一种比较好的解释，但是缺乏有力的论证。今本《尉缭子》并不是杂家著作。相反，它以言兵为主要内容，前十二篇主要讲政治观与战争观，后十二篇主要讲军令军制，虽然可以看作是杂家，但看作兵家更为合适。前后二十四篇综合起来看仍然是兵家著作，而不是杂家著作。说传下来的是杂家，该如何解释？
第五种观点说今本《尉缭子》是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两种残本的合编。其疏漏在于，今本《尉缭》是兵家，为什么《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著录的《尉缭》均在杂家，而在《崇文总目》、《宋史》以降才著录在兵家？
第六种观点表面看来言之成理，但为了说明有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之别，硬是把一部书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杂家，一部分放在兵家，然后又合在一起，因此非常牵强，多为揣度之辞。
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修与时贤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同源于战国古本兵家《尉缭》。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一）从家派倾向看，杂家《尉缭》偏重于杂家，兵家《尉缭》偏重于兵家，这是任宏、刘向、刘歆、班固分别在杂家与兵家中均有《尉缭子》著录的基本依据。（二）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来看，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派中重复著录，凡是在《别录》、《七略》中重复了的，在《汉志》中均只著录一家，并出注说明，这是班固著录图书遵循的重要原则。对刘歆《七略》的著录凡有改易，均以“省”、“出”、“入”[10]说明。比如，兵权谋类云：“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自注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鶡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11]《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著录在道家，《孙卿子》著录在儒家，《苏子》著录在纵横家；陆贾的著作分别著录在儒家类和诗赋略类，儒家有《陆贾》，诗赋略有《陆贾赋》；纵横家有《蒯子》（蒯子名通）；淮南王的著作著录在诗赋略和杂家，诗赋略有《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杂家有《淮南内》、《淮南外》。这些说明《别录》、《七略》有互著例。所谓互著，就是一部书既著录于此类，又著录于彼类，实际上就是重复著录，而《汉书·艺文志》对兼有两类性质的图书则仅著录在其中一类，而在另一类出注说明，往往以“省”、“出”字为标志，而在被录入的类别中以“入”字说明。比如，《汉志》之《春秋类》云：“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自注云：“省《太史公》四篇。”[12]六艺类云：“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13]诸子类云：“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自注云：“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14]兵技巧类云：“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自注云：“省《墨子》重，入《蹴鞠》也。”兵家类云：“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自注曰：“图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15]每类著录，莫不如此。在全部图书的著录之后又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注云：“入三家，省兵十家。”[16]由此可见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不是同一著作。（三）从历代著录来看。《汉志》杂家类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家类著录《尉缭》三十一篇；《隋志》杂家类著录《尉缭子》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尉缭子》六卷；《宋史·艺文志》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兵家类著录《尉缭子》五卷；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兵家类著录《尉缭子》五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著录《尉繚子》五卷；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兵书类著录有《尉缭子》，未题篇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由历代著录可知：1）隋唐诸志著录在杂家，宋以后著录在兵家。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间杂家《尉缭》会突然变为兵家《尉缭》呢？是不是隋唐时期杂家《尉缭》存而兵家《尉缭》亡，宋朝以降兵家《尉缭》重出而杂家《尉缭》亡失？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隋唐时期的杂家《尉缭》就是宋以降的兵家《尉缭》，也是今本《尉缭》。这也说明隋唐传本《尉缭》既有兵家的特色，又有杂家的特色，既可以归入杂家，也可以归入兵家。那么，具有杂家和兵家双重性质的只有班固著录的杂家《尉缭》二十九篇。2）隋唐以后著录的卷数，除个别未题篇卷外，不是五卷，就是六卷，这说明所包含的篇数实际上一样，均如晁公武所云“二十九篇，今逸五篇”，亦即二十四篇，只是分卷不同。 3）从《汉志》到《隋志》，由兵家《尉缭》三十一篇、杂家《尉缭》二十九篇一变为杂家《尉缭》五卷，其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研究《尉缭》的关键所在。此键一开，则《尉缭》的流传演变已明。从《汉志》的著录到《隋志》的著录，有三种可能：一是杂家《尉缭》亡失，兵家《尉缭》存世二十四篇；二是兵家《尉缭》亡失，杂家《尉缭》存世二十四篇；三是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各有亡失，各有所存，所存二十四篇为《隋志》著录的五卷。这三种可能中唯有第二种最合情理，也最合隋唐《尉缭子》著录在杂家，宋以降著录在兵家的事实。按照《汉志》无重复著录体例，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绝对不是同一著作，但是杂家《尉缭》中有兵家，而兵家《尉缭》中不一定有杂家，两者都保留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基本内容。这大概是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后在秦汉产生的两种不同本子。古书在成书之后，往往有增衍的情况，这在先秦各个学派的著作中都存在。战国古本兵家《尉缭》在流传过程中，经兵家之手，增附了更多的兵家内容，这便是《汉志》著录的兵家《尉缭》三十一篇；经杂家之手，增附了杂家内容，而且杂家内容占多数，这就是《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二十九篇。这两种《尉缭》篇数不一，内容也有异同，应该看作两部书，所以班固才把属于兵家类的《尉缭》著录在兵家，把属于杂家类的《尉缭》著录在杂家。有的人认为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是同一部书，三十一篇实际上也是二十九篇，根据是今本《尉缭子》中的《兵教》、《兵令》两篇各分为上、下篇，恰好多出两篇。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本身是错误的。《兵教》、《兵令》各分为上下篇大概是在宋元丰间《武经七书》编定时才分的，《尉缭子》编入《武经七书》时，肯定作过校勘与整理：在内容上突出兵家特色，删去与兵家不相关的杂家内容；在篇章结构上，做到前后一致，互相连贯，过长的篇章分为上下两篇，这些都是校勘整理的题中之义。之所以说《兵教》、《兵令》是在宋以后分篇的，是因为汉代竹简本和唐代《群书治要》本《尉缭子》所节录的《兵令》篇并没有分为上下篇。虽然竹简本和《群书治要》本《尉缭子》没有节录《兵教》篇，但我们可以据此推论《兵教》篇情况与此相同或相似。（四）从唐宋以前有关文献对《尉缭子》的征引看。《隋书·礼仪志》引《尉缭子》曰：“天子玄缨，诸侯素缨。”[17]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宅第八》引《尉缭子》曰：“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18]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四引《尉缭子》：“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大夫以下练冠练缨。”[19]这三条引文均不见于今本《尉缭子》。今本《尉缭子》是《武经七书》本《尉缭子》传本。《武经七书》颁行于宋神宗元丰年间，为了保留和突出了兵家内容，而对隋唐至北宋神宗元丰前的传本杂家《尉缭》进行了删改与整理，删去了与兵家没有多大关系的杂家内容，一变为兵家《尉缭》。
概言之，《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同源于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之后，在秦汉的流传中，经过增益补充，形成了杂家与兵家两种本子，这两种本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保留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基本内容。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兵家《尉缭》亡失，杂家《尉缭》存世，这就是《隋志》、《唐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子》五卷、六卷。隋唐的《尉缭子》传本虽多有杂家成分，但仍保留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基本内容，因此宋仁宗时期编纂的《崇文总目》又把它归入兵家类。《崇文总目》是根据国家馆阁藏书编修的，都是经过编校的馆藏图书，皆可按目查阅，没有著录亡书，因此可信度极高。《崇文总目》本《尉缭子》应该说还保存有相当的杂家内容，而到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定的《武经七书》时，杂家内容很可能删减了，而今本二十四篇就是《武经七书》本《尉缭子》，也就是源于《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笔者认为，只有上述解释才能较好地解决其他六种观点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才能把《尉缭子》的著录与演变梳理得比较清楚，也才能更合理的解释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今本《尉缭子》的后十二篇实际上多为军令军规的汇编，《汉志》把类似《司马法》的《子晚子》著录在杂家，说明班固把有关军令军规的内容看成是杂家的。从任宏所划分的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特点看，这些军令军规也确实不好归入此四类中的哪一类，这大概也是《隋志》、《唐志》把它著录在杂家的原因之一。它虽然不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中的任何一类，但又跳不出“兵”的范畴，所以宋代以后又归之于兵家。《汉书·艺文志》在兵技巧家类著录有《杂家兵法》五十七篇，这说明杂家与兵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兵家也是杂家，因为兵家兼容儒、道、墨、法、阴阳中一切有益于兵家的成分。当然，兵家中的儒、道、墨、法、阴阳已经不是纯粹的儒、道、墨、法、阴阳了，而是具有兵家特色的儒、道、墨、法、阴阳。
（作者：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兵学文献与兵家文化）
注释：
[1]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40页。
[2]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42页注[二]。
[3] 徐召勋《互著与别裁》，载《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157页。
[4] 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28-34页；何法周《〈尉缭子〉考补证》，《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65-70页；《〈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19-23页。
[5] 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60-63页。
[6] 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与成书》，《文史》第八辑，27-37页。
[7] 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45-50页。
[8] 徐勇《〈尉缭子〉的成书、著录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35-41页
[9]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62页
[10]“省”就是刘向在著录图书时，某种图书既在此家，又在彼家，班固则省去其中一家的著录，只保留在另外一家的著录；“出”就是从刘向等人著录的某类图书中抽出；“入”就是把所抽出的图书归入另外一类或者新增某种图书。
[11]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57页
[12]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14页
[13]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23页
[14]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45页
[15]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62页
[16]《汉书》，中华书局点校竖排本，1962年6月版，1781页
[17] 《隋书·礼仪志·礼仪七》，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273页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8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版，890-383页下
[19] 《太平御览》第三册，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2月版，3054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