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断决策，雷厉风行大智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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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必须改变其原先的决策时，必定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但是若一再地修改决策，已经成了这个管理者的习惯时，就显示出管理者的能力和素质都不够了。如果一个人对事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过于优柔寡断而无法做决定，那这个人根本不适合这个管理职位。
影响决策改变的第一种因素通常来自于大环境的改变，但是这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决策绝不会平白无故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造成决策朝令夕改的原因是管理者的决策过程有问题，没有依据一定的制度和程序，而是照管理者个人的喜好与直觉作判断，结果当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时，只好临时朝令夕改，摇摆不定，这样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一代廉吏包青天包拯就对君主决策的“朝令夕改”深恶痛绝。君权至上，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是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状况到了北宋发展至巅峰，“敕律并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现象便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在立法上宋初虽然因袭唐五代的律、令、格、式，却已开始以敕作为随时损益的手段。自宋太祖时窦仪等人编《建隆新编敕》与《宋刑统》并行天下，其后编敕不断增多，敕逐渐取得律的地位。编敕的盛行固然有助于强化君主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口衔天定”“言出法随”的主观随意使各级司法官吏援引不及，无所适从，使百姓不明法禁所在，动辄获罪。这种状况在仁宗时期已很严重，作为亲历司法实践的包拯目睹许多案件处置不当常常怀有深憾，痛心不已。他深知执法要合乎“中正”就必须首先从立法着手，只有颁布的法令合乎“中正”，顺乎情理，执法的“中正”才成为可能。为此他屡次上书，祈请仁宗慎行法令，救补时弊。
包拯认为法令是固国之本，颁行法律务必要慎重。庆历七年（1047），旱魔肆虐，山泽之间而多有乱起。时包拯自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沿途所见，令其骇然，他深感亢旱之灾不足惧，足惧者乃“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在他看来，“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只有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则祸乱易平，天下易治，如其所云：“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相反，如果立法轻率，法令无常，致使官无法纪，民无规矩，就会造成“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猾民得以作恶，无以震慑。如此，则污吏难绝，盗贼难平，天下难治。为此，他屡次陈情要求殿上“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言语中隐露出他对于“以敕代律”的不满，表达出他要求通过“两制集议”的程序慎重立法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