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师”

    近日来，一个又一个“大师”的神话破灭，有的是涉嫌组织邪教，并非法敛财骗色；有的穿梭于官商名流组成的朋友圈，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而倒下。这些“大师”远去，留下了怎样的背影？低级的骗术、浮夸的表演、故弄玄虚的装神弄鬼，照出了光怪陆离的荒诞，也探底了社会容纳荒诞的土壤厚度。

    当前是一个价值观多元交织的时代，也是需要“大师”的时代，需要有人能喊出几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豪言壮语，需要有人能在公众迷茫时指点迷津，需要有人引领一个时代的走向。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时，脑海中的指向往往就是一串文化符号，是足以承载时代良心、刻画时代面貌的大师。然而看看这些倒下的“大师”，他们赖以成名的手段，是隔空取物、意念转移、发功治病。功成名就之后，他们继续从事的是骗财、经商、权钱交易。这样的“大师”有多煊赫夺目，追随者们就有多凄凉可悲。

    “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苏辙出使辽国，却被异国人追着问苏轼的情况；“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特立独行与渊博学问，引来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的拜访。苏轼与辜鸿铭，都可以称作一个时代的大师，他们的成就与风骨，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标，足以得到当时多数社会成员的仰慕。今天的我们，即使未必对他们有多了解，只要读到这些仰慕之词，都可以想见其风采。因为这些大师，人们善良、朴素的情感可以在个人身上得到安稳的寄托，可以说，一个社会拥有足以担当得起万众期待的大师是幸福的。

    我们今天也一样会出大师，那些伪大师们的陆续倒下，就是这个社会纠偏的过程。“时无英雄”的慨叹是被动的，如果人们所迷恋的，不再是高官厚禄的钟鸣鼎食，而是甘于奉献的勤奋坚忍，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奇门异术的终南捷径，而是脚踏实地的步步为营，人们所信赖的，不是导入虚幻的鬼话连篇，而是引人向善的金玉良言，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么会埋没大师？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大师亦是如此。与其抱怨社会已无大师，倒不如先好好想想，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师？是在缥缈虚无之中给我们以安慰剂，还是在现实世界鼓舞人们进取奋发；是用迷信诈术颠覆科学认知，还是凭借智慧与觉悟给人们以心智上的启迪。或许当我们心中真正明确了需要什么样的大师，大师们也就自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