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的后现代意义说起

　　《庄子》是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与我们所处的“后现代”相距遥远。但从内涵旨趣上说，其许多理念却与当今西方的后现代思潮颇有契合之处，某些地方甚至为后者所不及。这很值得分析和玩味。

　　批判工具理性，是西方后现代思潮演进的一条主要路径。西方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降，基督教神学日益被“去魅”，人的主体性、理性得到高扬。价值领域的这种分化在推进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诸神纷争”，即多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存与冲突的局面。尤其是当理性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把曾属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事物淹没在精确算计、工具崇拜和利己主义冰水中的时候，生命意义的失落与追回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有鉴于此，后现代思想家纷纷祭起“反工具理性”的大旗，开出不同的“药方”，如“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尼采）， “存在”、“大道”（海德格尔）， “癫狂”（福柯）等等，来追寻生命的本真意义。

　　与上述后现代思想家异曲同工的是，《庄子》对工具理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庄子·天地》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贡南游，在回程中看见一个老人抱着陶罐浇庄稼，觉得十分费力而且功效很低，就建议老人用一种叫“槔”的机械，一天能浇灌一百畦庄稼，功效大大增加。老人却笑着答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老人所谓的“机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工具理性；所谓的“道”，既是自然之道，也是生命之道。《庄子》对“机心”的批判、对“道”的执着还可见诸多处，而且在深刻性上不亚于后现代思想家，在先见性上甚至远远超过了后者。

　　从语言学的层面批判“在场形而上学”和“言语中心主义”，是后现代思想家的另一大旨趣，其主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言语中心主义者认为，语言交流是体现人们思想和意图的最准确形式，因为它是对说话人思想当下的、即时的表达，而且说话人与听者都直接在场，没有时间距离和交流障碍。而德里达指出，没有所谓纯粹的“当下”与“在场”：“当下”总是与“过去”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的，“在场”也总是以“不在场”为背景的。因此，语言的意义就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境域性的、流变的。他用“延异”这一自造词或“无底棋盘中的踪迹游戏”这一形象说法来概括这一特征。

　　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和“言语中心主义”的批判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论证，以上的介绍只是一种简化的描述。而在《庄子》中，相似的批判就要简洁明快得多。《庄子·秋水》篇指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正因为语言无法精确、充分地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及所表述对象的内涵与特质，《庄子》进一步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分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发掘《庄子》的后现代内蕴，一方面是偶有心得、略陈管见，另一方面是有感于当下学界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常常带着“居高临下”的感觉来读解经典，在没有反复沉潜爬梳的情况下就简单地给经典贴上“朴素的”、“萌芽状态的”、“受历史局限的”之类的标签。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往往低估了经典的深刻性，也遮蔽了经典的时代价值，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是不利的。当然，牵强附会、郢书燕说，仅仅根据我国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就把现代西方的一些文化、科技成果说成是“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了，做过了”，也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