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法典的前世今生

 
 曾被董宏哲当做枕头用过的国宝
  
 

　　今年是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发现30周年。

　　在这一重大窖藏发现中，有着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诉讼判决书，它被冠以中国“青铜法典”的美誉。同时，因为这些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涉及西周中晚期的租田易地和法律判决等史实，董家村窖藏被认定为“拉开周原考古发掘序幕的惊世发现”。

　　如今，从董家村挖掘出的37件青铜器被陈列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静静诉说着那2000多年前的岁月。鸡年岁首，记者前往董家村和宝鸡，去感受那沉实厚重的历史脚步。 　　

　　30年前的腊月二十二

　　30年前的2月2日，是农历甲寅年腊月二十二。铸造于西周末年的37件青铜器在董家村重见天日，这个普通的小村子也因此闻名中外。

　　当天早晨，董家村31岁的队长董宏哲带领队上10多名群众在村西的土沟里给生产队拉土。大约9时，大伙儿都准备回家吃早饭，这时，董宏哲的叔叔董天有叫他过去，说在刚才挖土时，他的铁锹好像碰在了石头上，董宏哲拿起钁头，照着叔叔指的方向往下挖去，只听“哐”一声，头碰到了硬东西。拨开土一看，黄黄的，不是石头，叔叔喊了出来：“这是宝！”闻听此言，正准备回家的村民都跑了过来，嚷嚷着：“快挖！”董宏哲拦住不让大家动手。正巧，临近的贺家村有个考古队，董宏哲立即向考古队报告了这一情况。

　　考古队赶来后，在这个离地面不到1米的地窖里，挖掘出了埋藏着的37件青铜器，经初步断定，这些器物为西周时期的文物。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省、市、县各级文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一拨又一拨的专家和考古爱好者纷至沓来。这时，宝物究竟该保存在何处有了分歧，在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之前，有关方面决定暂时由董家村负责保管这批文物，这一放就是8个多月。

　　今年整整70岁的罗西章当时只有40岁，在扶风县文化馆工作。当年的暑期，他曾和宝鸡市的胡智生步行前往董家村“探望”宝物，二人发现除了“仲南父簋”上有铭文外，其他器物都被泥土和铜锈包裹着，什么都看不见。当时天热，罗西章就和胡智生买了两个西瓜，要了两领凉席，拉了一只100瓦的大灯泡，挑灯夜战对这些青铜器进行清理，到了早晨8时多，终于大功告成，他们发现这些宝贝上的铭文特别多……回想起这些，这个与考古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周原博物馆原馆长激动地扬起双手说：“董家村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我们两个‘抠’出来的”。

　　青铜铸就西周法典

　　从董家村挖掘出的37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共有30件，字数有2000多字，其中的卫簋、卫(上禾下皿)、九年卫鼎、五年卫鼎被称为“裘卫四器”。之所以称“裘卫四器”，是因为器主“裘”，是周王室管理制裘作坊的官吏，名字叫做卫的人所铸。另外，一个曾被董宏哲当过枕头的亻朕匜（音zhenyi）则被称为“青铜法典”。据考证，这批青铜器时代上限为穆王时期，下限可到宣王末幽王初，约公元前976———公元前711年。窖藏的时间可能是西周末年。

亻朕匜铭文

　　亻朕匜是一件水器，为当时的贵族洗漱用具，这件宝贵的青铜器高20.5厘米，重4.85公斤，器形整体像一只羊，盖前端为虎头，盖面呈琵琶形，四兽蹄足。器上总共有157字的铭文。其大意是说，牧牛和他的上司为五个奴隶打官司，从而触犯了当时的刑律，判官伯扬父起先判打牧牛1000鞭，且处以墨刑（给脸上刺字）。最后决定大赦，只打500鞭，罚铜300锊（古代重量单位），伯扬父还令牧牛立誓，亻朕胜诉后，用得来的铜做了这件水器，用以纪念这件事。这是一份完整的法律判决书，对研究当时的法律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亻朕因此被史学届称为中国“青铜法典”。

　　卫(上禾下皿)通体高29厘米，重7.1公斤，铭文铸于器盖之内，共132字，大意是说另外一个准备参加朝礼的贵族，用自己的田地交换卫的玉器等物的事情，卫为了将此事告诉已经逝世的父亲，便制作了这个青铜器，以祈求上苍和先祖保佑子孙能万年永远享用。铭文中还提到，“贝”是当时的货币。两件卫鼎的铭文共402字，分别记载了裘卫和邦君厉、矩伯租田、买卖山林等事情。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段德新书记说：“董家村窖藏青铜器上的文字，准确地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土地、法律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裘卫四器’的铭文中，都有明确的年、月、月相、干支等周代历法四要素。其中，五年卫鼎中明确说明该器为恭王朝所铸，这就可断定卫(上禾下皿)和卫鼎均为恭王时代的器物，卫簋可断定为穆王时器物，不仅为穆恭两朝提供了新的断代标准，且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周代列王年表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还有提到的租田、买卖山林等经济活动，告诉我们在西周中期，土地不仅可以在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转让，还可以用来抵偿债务，以物易物；王权和礼制受到很大冲击，土地私有的现象已经出现，但名义上仍是天子所有，因而在形式上必须得到王室的同意，土地转让交易还须得到王室执政大臣和有司官吏的参与，这说明奴隶制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的土地私有制转变，生产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孕育着封建制度的萌芽，而王室执政大臣及三有司官吏的具体参与操作，实际上体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民事法律制度；还有就是，当时的土地作为商品，不仅可以简单的以物易物，还可以通过充当商品等价物的‘贝’这一货币形式进行转让，用‘贝’来衡量实物价值，在周代铜器中尚属首次。”

　　今日董宏哲

　　说到董家村窖藏青铜器，就绕不过它的发现者之一——董宏哲。

　　2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岐山箭括岭南麓古周原上的董家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子。全村只有两个小巷道，40多户，160多人，除了几户梁姓的人家，都是董姓。巷道里有人在下象棋。

　　董宏哲没在家，老伴说他去接要回家来小住的女儿了。记者随即邀她去村口接董宏哲。在南边的贺家村前，董宏哲推着自行车过来了，上边坐着两个外孙。回家一落座，董宏哲点燃了1.8元钱一包的大前门香烟，先为自己房屋的破败而自惭，诉说着3个儿子和小女儿都得了视神经萎缩，看病花了好多钱，光景过得不如人。

　　但说到年前腊月他专程去宝鸡参加文物部门召开的董家村窖藏青铜器发掘30周年座谈会时，董宏哲显然有些兴奋。他说自己原本是不打算去的，但市上一再打电话催促，他才在腊月二十四凌晨5时半出了门，一路坐车赶到了宝鸡。

　　时隔30年后，待再次见到这些曾经沉睡在地下的国宝时，记者在董宏哲身上丝毫看不到这个重大考古发现对他所带来的影响。董宏哲也说“我们真的没做啥”，他的生活没有因此而变得富裕。

　　在青铜器被运走后的30年里，董宏哲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些国宝，他不知道这些青铜器收藏在哪里。因为当初来的部门专家多，他搞不清，也没想着要搞清。作为当时的生产队长，他所关心的就是看管青铜器的村民的劳务费，当时就是记工分。董宏哲说，来看的人都不是看一眼就走，而是细细地看，放下这个端起那个，有些人一看就是一整天，看管的村民就得陪着，不记工分，谁还愿意干这活？没人去的时候，董宏哲就顶班，这些珍贵的国宝重器在董家村存放了8个多月。夏天天热，董宏哲就拿其中的一个当枕头，枕上刚合适，里边灌上水后更凉快。后来才知道，这个被他当枕头的家伙叫亻朕匜，是无价之宝。董宏哲笑言，把国宝当枕头的大概只有他一个人。

　　30年后的今天，让董宏哲心中稍有失落的是，如果这批青铜器是现在被发现的，他也许能像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一样，上北京，去国外。

　　如今的董宏哲，年过六十，给3个儿子分家后，与老伴两个人过活。村子人均1亩多地，去年他种了1.8亩辣椒，收获了300斤干辣椒，每斤也就卖两元多钱，这就是他的主要经济收入。

　　莫把国宝当摆设

　　1996年，卫、五年卫鼎、九年卫鼎被国家文 物局鉴定组确定为国宝级文物。现在，卫(上禾下皿)、卫簋和九年卫鼎均被收藏在岐山县博物馆，五年卫鼎 1991年被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98年9月开放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为董家村窖藏青铜器开辟了专门的展室，作为五千年文明进程中绝无仅有的“青铜史书”，董家村窖藏青铜器默默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历史，帮助后人去追寻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迹。

　　但正因为如此，一些工作上的欠缺就更加显得突出。

　　2005年2月2日，宝鸡市文管部门专门为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发掘30周年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此次考古发现，会议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偏僻的董家村，竟然与闻名中外的国宝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将众多目光吸引到了这批30年前发掘的青铜器上。

　　2005年2月20日，正月十二。记者到达的那一天，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显得太过冷清，偶尔有两三个参观者进来。段德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还没有关于董家村窖藏青铜器的完整文字资料，也没有相应的系统图片资料。在董家村窖藏青铜器展厅，几乎所有的铭文都不是全文完整翻译过来的，有的只是简单告诉了铭文的大意，对这些价值不可估量的青铜国宝和参观者来讲，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董家村窖藏青铜器的价值之高众所周知，不能苛求每一个人都能领会其中的内涵，但至少要让每一个参观者都能面对翻译出来的文字，知道“铭文写的是什么？今天的文字和2000多年前的文字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充满探秘色彩的对比，本身就是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许现实工作当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要把2000多字的铭文翻译成今天的文字，对于专家来说，却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