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
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3 期，
1983年底发掘出土的江陵张家山247号墓汉简， 经过较长时间的整理研究，全部整理报告已以《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为题，最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整理小组本来希望尽快发表这批十分珍贵的文物材料，但竹简的地下保存状况不像性质类似的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那样完好，摄影遇到不少困难。由于字迹有些很不清晰，更为辨识考释造成种种障碍。特别是若干关键性的词语，字形宛在而一团模糊，每每竭尽目力仍难确认，拖长了工作的过程。至于我个人承担的环节，因其他重要任务繁多，耽延了时间，更是应向其他作者和读者们道歉的。
在整理报告出版以前，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已经在《文物》月刊上先后发表了竹简中《奏谳书》、《脉书》、《引书》和《算数书》的释文。海内外多位学者就此发表论著，深入研究了简的内容，也对我们整理小组的工作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使我们颇多获益。
整理小组在工作开始不久的时候，在《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一文中曾说：“睡虎地简以秦律为主，张家山简与之相似，以汉律为主体。在简的数量上，这批简也同睡虎地相埒。因此，可称为继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重大发现。至于法律以外各种性质与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佚籍近似，也非常重要”（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后来， 我在几篇小文里都谈到，张家山简的发现将对当时历史、文化的研究起重大的促进作用，预期会在学术界引起研究讨论的热潮。现在247号墓材料公布， 我想在这里对当前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讲一下自己的看法。
关于247号墓这批简的时代特征。 竹简中年代最明确的是《二年律令》。这个“二年”，有明显证据是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 比如律文中有：“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云云，所谓“吕宣王”是吕后元年所上吕后父吕公的谥号，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外戚传》。简内还再三涉及鲁国，是指吕后外孙鲁王张偃，其元年即吕后元年。到诸吕被诛，文帝即位，这类优待吕氏的律文自然不会存在下去了。
《二年律令》反映吕氏当政的情形，恰好与1999年清理发现的山东章丘洛庄吕王墓相对照（注：玲子、芳草：《千年遗梦》第一章，岳麓书社，2002年。）。洛庄这座大墓规模非常宏大，已发掘的陪葬坑、祭祀坑内涵丰富，所出文物众多又极豪华。封泥上有“吕太官印”、“吕太官丞印”、“吕内史印”等字样。按吕后元年封侄吕台为吕王、割齐国济南郡为国，次年病死，继封者未能善终，洛庄墓的墓主应为吕台。合观《二年律令》与洛庄墓，对吕氏极盛时的历史便可有更深的认识。
247号墓竹简在同墓遣策中称为“书一简”。从考古发现看， 战国时以书随葬即已流行，体现出读书、藏书的普遍，惟书的性质内容，随墓主的身份、喜好有所不同。秦始皇焚书后，禁止《诗》、《书》、百家语，只有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不焚。民欲学者，以吏为师，所以法律成为教学要籍。我们看如云梦睡虎地11号墓、云梦龙岗墓、天水放马滩1号墓等，简书都不超出法令允许范围。至汉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张家山247号墓距此只有几年，竹简中仅有《蓄庐》属于兵阴阳家，可算百家语之列，其实从阴阳数术关系来说，也可视为数术书。这样，我们即能了解秦焚书影响是如此的严重。
关于秦汉法律的比较。《二年律令》是吕后时行用的法令。虽非当时法律全貌，所载律文已包括法律核心内容《贼律》、《盗律》等，胜于睡虎地简的秦律。值得注意的是律文里有相当一部分与秦律相应。这就在整体上和具体条文上，都为秦汉律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汉朝君臣和学者，鉴于秦朝迅即覆亡的历史教训，经常谴责秦的繁法严刑。《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蜀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近年论著多强调汉沿秦制，至于萧何的九章律究竟与秦法有怎样差别，尤其是在制法的精神上有无不同、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以睡虎地、龙岗等秦律与张家山汉律比照，其间因袭之处是容易看到的。过去我曾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1979年在四川青川郝家坪发现的木牍，有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已酉朔日命丞相戊（甘茂）、内史匽氏臂更修《为田律》的诏令，新的《为田律》沿用到汉代，只对律文作了不大的修改，包括量制的改易（注：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95—196页，时报出版，1994年。）。
秦汉律的区分，有的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在秦律里，最显眼的是充满了赀甲、盾，甚至甲滌规定。这种以法律的罚则充实兵备的办法，可追溯到《周礼》、《国语》中的赎金、《国语·齐语》所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斫，试诸壤土”，即其显例。到了《二年律令》，这种规定竟完全不见了。此一重大改变是否由于当时全国安定、没有战事，很值得探究。
《二年律令》以及《奏谳书》的出现，可以进一步解决以前秦律研究中一些久景的疑难问题。其中之一，是当时隶臣妾的身份，学者据睡虎地简立论，分歧甚多，久议不定，张家山简有关材料不少，在几个关键方面都较秦律更为清楚，促使众说有以折衷。
关于汉代的二十等爵。此各爵制始见于《商君书》。部分爵名春秋时秦国已有，发展完备恐已到战国晚年。《二年律令》许多条文有涉爵制，在《爵律》外更见于《户律》、《傅律》、《置后律》等等，其关系之广泛殊为意想未及。
《秩律》讲当时朝内外官员禄秩，对了解汉初职官制度极为重要。正好前几年西安出土的秦封泥已有图录出版（注：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且有发掘报告刊于《考古学报》，所见秦的职官系统非常庞大复杂，汉初制度虽由之脱胎，但似已多有减省。
从《秩律》还可知道当时汉朝行政地理的区划，有些地名不见《汉书·地理志》，应系有所废并之故。我曾提出可据律文及《奏谳书》等材料，绘出汉初地图，一定能在许多地方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
以上拉杂谈来，还没有超出《二年律令》及《奏谳书》。实际上，张家山简其余几种的价值，也不仅限于其本身性质，即以《蓄庐》论兵阴阳家，以《脉书》、《引书》论医学、养生，以《算数书》论数学。例如《算数书》是一种实用的数学问题集，与《九章算术》颇相类似。过去西北大学陈直先生《两汉社会经济史料论丛》一书，曾以《九章》为据，讨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获相当重要。根据《算数书》，也能做出同类的研究。
《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版还没有多久，已见研究论作尚不很多，学者们正潜心于分析探索，相信预期中的讨论热潮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