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惟法独尊，融会贯通法术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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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对晏婴持批判态度，既反对“义以生利”的观念，也反对“权有无、均贫富”的政策。韩非明确指出，“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使民以力得富”(《六反》)，“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奸劫弑臣》)，而绝不是“义以生利”。韩非还对“均贫富”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奸劫弑臣》)
韩非的根本观点是：利是君主用来驱策民众为君主出力效命的工具，故对“养嗜欲”持认同态度。孔子在义与利的问题上主张利以服从义为前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并且进一步得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结论。韩非对孔子的义利观持批判态度，主张用利来驱使臣下为君主所用，而不是用仁义来约束人们获利之心。他认为“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五蠹》)，而且主张民众也并不赞赏义，“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
韩非对仁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偃王行仁义而亡其国”(《五蠹》)，反之，“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外储说右下》)。这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重要区别。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复古(井田制)与重今(农战)的截然对立。
商鞅认为除了农民和战士外，其他行业都是有害于国家的。他在鼓励农业的同时特别强调了限制其他行业的必要性，“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士(商)可以富家也；技艺(工)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利也，则必避农”(《商君书·农战》)。其他还有一整套强迫民众只准当农民，不准从事其他活动的措施，如不准买卖粮食，不准使用奢侈品，不准外出，不准开旅馆，不准搬家，加重税赋使商人无利可图等等，甚至不让民众靠捕鱼和砍柴为生。这项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只准民众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其他什么都不准干。从现代眼光看来，这种经济政策眼光狭隘，但在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和秦国的自然条件下，这一方针事实上收效很快，对于重视现实而急功近利的韩非来说，自然也是可取的。韩非所说对民众“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六反》)，就是对商鞅经济政策的归纳。
韩非在如何对待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态度上接受商鞅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荀子的影响。他在《六反》中批判了商人、贵族，以及遵奉杨朱思想、儒家思想、纵横家和墨家思想的士人，而着重提倡从事作战、耕作和守法的人，赞美那些“赴难殉诚”的“死节之民”、“力作而食”的“生利之民”等。《五蠹》中将一些不从事农耕的人称为“蠹”，指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即用政策上的鼓励和限制，使民众趋向农业(本务)而放弃从事工商业。这种提法继承了商鞅和荀子的观点，比商鞅更加理论化，比荀子更突出。韩非甚至认为让商人和手工业者处于有利地位，会导致亡国：“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亡征》)韩非的经济观在今天看来是急功近利而又有些极端的，但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却适应了当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