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
学术环境
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虽一直如鱼骨鲠喉，终不敢轻谈。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葛剑雄、曹树基的文章《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该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研究员杨子慧主编、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作为学术研究著作的资格提出质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这部洋洋370万言的大书”占全书篇幅72%的古代各篇，只是一个低水平的、错误百出的资料汇编，从中难以发现编纂者们的学术创新”。首先，该书没有对已有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该书在资料搜集上，既不能遵循“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又缺乏对资料进行鉴别和筛选；再次，该书的主体资料皆属辑录，谈不上研究，而全书的总论和各篇的概述，除著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处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无研究性可言；最后，该书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也不胜枚举。如此粗糙的著作，竟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资助的“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这不能不教人对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这件事引发了关于学术著作原创性的话题。据报道，有关专家针对近年学术研究著作原创性越来越差的状况，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几方面原因：（1）现行学术研究和评审体制的不科学，（2）出版社的误导，（3）学者本身的浮躁情绪，（4）学术批评制度的不健全。这些结论都不错——问题本来就是一目了然的，但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学术环境，却被忽略了。
毋庸讳言，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学术就一直处在极不正常的的恶劣环境中。撇开政治对学术的拘禁和干预不谈，现行社会分配制度对学术事业造成的伤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一向觉得，对中国这么个穷国来说，人文科学真正是件很奢侈的饰物。在当今的社会，“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一个还在为温饱问题奔走的社会，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学术的。可当局既然觉得这批人这些个学问尚需存在，那么就该让这批人有基本生活保障，能安心做学问。曾听台湾大学中文系杨承祖教授介绍，五十年代末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要求政府给大学教授的薪水，在他们不兼课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优裕的生活，以保证安心研究学问。再想想鲁迅的时代，教授月收入两三百大洋，而雇个保姆只要两块大洋。建国后，臭老九虽然属于改造对象，政治地位不高，但工资却高出社会普遍水平三分之一。如今知识分子好歹被划入工人阶级，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工资却要低于社会普遍标准三分之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鸡蛋，已成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有特色之处。至于我们这些造精神原子弹的，就更不用提了。微薄的薪金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还谈什么做学问，出精品呢？
其实，中国的学术人口是极为有限的，改善一下这部分人的生活大概并不太困难。前几年报道说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国防预算的两倍，现在不知是多少倍，总数则是1000个亿（这是吉尼斯还没收的一项纪录）。如果以一人一万计，就可以资助1000万个学者。我们的文科学者大约远不够这个庞大数字吧？虽然也许大多数学者不会认同“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口号，虽然他们可以忍受清贫献身于学术事业，但社会绝不能以此为对学者的正当要求，不能默认它公平合理。唐代诗人卢纶《送宛丘任少府》诗云：“少年何所重，才子又清贫。”这还有点坦率，后来文人自作解嘲，都换了好听的说法。清代王泽弘曾说：“贫者，上天所设以待学者之清俸。”（《今世说》卷八）崔迈《与李振文书》则曰：“自古文人学士赋性恬澹者，大都慕简净，外荣利，故闲居自得，谓之清福。于今之世，则学人已无清福，而仅有清贫。”杨补塘曾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诚有味乎其言。清贫之清，意味着不贪不枉，不忮不求，能为某种理想忍受贫寒。其节操固为可嘉，然而在别的国家甘为理想献身的人并不致沦于贫寒。我国学者独得清贫的美称，当政者不该感到惭愧吗？
学术体制
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大环境一日不改，学术中的粗制滥造和商业性写作行为就一日不能根除。但在目前还难以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学术运作的内在机制上，要求学术系统葆有健康的自律能力。
学术的自律首先建立在正确的学术观念上。什么是学术？学术研究的本质、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我看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回答和信守的。葛剑雄、曹树基的文章将学术著作的原创性问题提了出来，一时原创性成了时髦的概念。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原创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一部全是原创性命题的著作可能纯粹是胡说，而一部没有原创性命题的著作也可能是深刻而富有价值的成果。应该说，原创性固然是衡量学术的一个尺度，但决不是根本的标尺。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知识。只有知识增长和知识积累才是裁量学术的根本标准。以此衡量，现行学术体制的运作中所体现的学术观念就显得非常可笑。
我们知道，学术活动的正常发展在很大程度是由评估、出版两个环节支持的，评估体系对学术的发展常起着制约和导向作用。前述《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失误，首先与评审机制的不健全有关。据说承担项目评审的专家对它的评价还很高，这要么是专家们根本就没认真审读，要么是专家本身就缺乏评审的能力。的确，六十年代以来的知识急剧增长，伴随学术深化带来学术领域划分的细致，学者很难再有精力邃密群科。如果博涉，势必就不能臻于精深（比如饶宗颐的学问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一个学科内，往往也不能熟悉各个研究领域，对什么问题都拥有发言权。研究李白的人很可能不能判定杜甫研究的成果。更何况多年来政治机器对学术的摧残，使我们的学术积累和知识增长倍受阻碍。即使杰出的学者，也顶多是部门艺术甚而只是某个时段的专家。一个专家小组或学术委员会坐下来，很可能没有两个人是同一研究领域或同一问题的专家。这样，面临具体成果的评定时，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作出严格公正的评估判断呢？所以我说，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就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来说，郑振铎、何其芳、吴世昌、钱钟书那个时代的学者，可谓博通今古，学贯中西，他们的论断一言九鼎。听前辈学者说，当年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钟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另有一位搞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以两部专著申请副研究员，学术委员吴世昌说他的著作不能算是学问，结果他就没评上。这就是权威的力量，它能使人信服。说到底，一切评估标准都是软性的，具体成果的价值估定最终取决于评估的主体。没有高水平的法官，再完善的法律也难以产生效力。在没有权威的时代，学术标准就形同虚设。《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能得到良好的评价，并堂而皇之地出版，不就说明了这一点么？
当权威性的判断力缺失，软性的学术标准不能保证评估的有效性时，人们只能求助于外在的硬性标准。于是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被提出来。我也曾是量化口号的响应者，并深以日本学术评估的量化方式为可取。但实践的结果，量化标准并没有带来学术评估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一个前提无疑被忽略了：量化标准适用的对象范围是什么？质言之，就是什么是学术研究成果，什么不是？由于未明确这一点，述职和晋升职称的成果申报成了字数的竞赛。一年发表几十万字，评高级职称的成果量达一二百万字，在我供职的文学研究所是家常便饭。编的、选的、注的、标点的、白话翻译的、鉴赏的，一概是研究成果。我曾看到一位先生填的成果卡片，连给鉴赏词典写的条目也一条填一张，决不含糊。看来，学术与非学术之分，即使在学者中也是有分歧看法的，什么是研究，什么不是研究，并非人人都清楚。不过学术著作将量放在第一位，显然是极盲目而幼稚的。学者个人执此迷误，不过碌碌终生，制造一堆文字垃圾，若一个国家一个高级学术机构的学术评估机制建立在这样一种迷误上，就会造成一种荒谬的导向，鼓励低层次或速成性的写作，造成“成果”的泛滥，在虚假的学术繁荣表象下堆积起无数的泡沫文字，湮没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而对数量的盲目追求，同时也会影响到学者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深化。当然，把鉴赏辞典当研究成果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更多的人注重的是专著。而所谓”专著”，也并非指真正有学术水平的专题研究著作，准确地说不过是印刷成书籍形式的文本。囿于重量轻质的偏见，人们习惯于对部头大的成果投以尊敬的目光。在日常语境中，出版多少书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以至于晋升高级职称也拿选注、概论、报纸文章的结集等通俗性出版物来充“专著”，以体现成果的量。而字数相当的论文在现行学术评估中则显然不如一部专著的分量重。这真是很难让人理解。学术评估是对成就的评价，职称评定是对水平的确认，两者都应该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能举起100公斤10次的人未必能举起200公斤1次。学术的道理也一样，要保证学术评估能反映真实的学术水平，我认为只有以论文为评估对象才能实现。
众所周知，论文是研究成果最集中最快捷的发表形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无不建立在相当数量的论文基础上。从原则上说，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多少必须是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结论亦即具有知识增长意义的。而“专著”则未必，出版社出于各种目的、针对各种读者可以出不同水准的专著，一些名字很好听的丛书收的很可能全是毫无新意的普及读物。而作者都可以面无愧色地拿它作为专著来评职称，甚至胜过持有同等字数论文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术的悲哀。这种偏见只会鼓励人去写炒冷饭的、低层次的书，而决不鼓励高水平的专门研究，更不要说出精品了。事实上，现在学术界就有那么一批人，一部接着一部出书，也当上了教授，却就是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来。就我所知，文学所的先生出版专著还是少的，出去开会，碰到谁都是出版过多部专著的。而那些“专著”，一报书名就知道是通俗性读物，决不是什么研究成果。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怪事：许多人写过不少书，却没发表过几篇论文。现在晋升职称，要求有几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的论文，他们专著早就够了，论文却达不到标准。最近常有急于要我向国家级刊物推荐论文的朋友，我只有苦笑，心里说：当初你写书时为何不把它当论文来写呢？
我自己的专著，每个章节都是当论文来写的，所以大都能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而且我一直认为，将专著作为学术评估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学术观念的迷误，学术评估应以论文为主要对象。本来，一部学术专著的形成，必须经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形成局部问题的创见、将局部的创见总合成系统的学说这样几个步骤。一部专著的分量，就体现在局部问题包含创见的多少。凡迭出新意、富于独创性的专著，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上。专著的含金量越高，能够发表的论文就越多。国外的专题研究著作通常都附列作者先行发表本专题论文的索引，以示其书并非稗贩渔猎。专著的菁华既已先行发表于论文，它出版时即为已陈之刍狗，用作评估对象，无论从独创性还是时效说都不如论文清楚；而那些不能以单篇论文发表其中观点或内容的专著，其独创性自不待言，存而不论也并不算辱没了它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呼吁《以论文作为学术评估的主要对象》（《社会科学管理》1994年第2期）的理由。现在许多专著仅是在一篇论文的新见解上敷衍而成，一根骨头熬了一大锅汤，内容稀薄可知。甚而至于一篇论文的底子都没有，全是东拚西凑借助于别人的研究结果，竟也堂而皇之地问世了。还有先出版了什么史什么论之类的书，再把其中章节一篇篇发表的奇怪现象也许是作者怕先发表了论文，出版社会视之为论文集不愿意出版吧？这种担心倒也不是多余。国外学术界最看重的是论文，其次是论文集，最后才是专著。我们正好相反，论文集最难被出版社接受，大概是认为论文集内容零散，不成系统，而且又已经发表过，出版价值不大。实则论文集包含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原则上说每篇论文都有独创性。而专著虽然系统全面，但真正新颖之处只在一两篇论文，其他都是重复现有知识。一本平庸的专著价值决不及一篇优秀的论文，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出版社为什么还乐于出版专著，而排斥论文集呢？我看除了与学术观念的幼稚外，还与商业动机有关。如今出版社热衷于出版传统文化研究的丛书，主要是面向普通读者，图其易售，根本不管有没有学术价值。就我所知，这类书三五个月时间写十几二十万字的大有人在。只为好写易出，所以一进书店，书架上满眼看去都是这类书。稍事翻览，只是书名不同，内容大体差不多。这种短平快丛书的泛滥，出版社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这么说决不冤枉出版社。在现阶段，中国大陆学术的导向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版环节操纵的。出版社的前期投入和出版承诺，在学术出版物出版难的当今形成一个强大的买方市场。丛书和大型项目自不待言，就是学者自己的选题，也要先得到出版社的认可，然后才敢动手，简直成了定货加工式的知识生产。出版社根据他们对市场的判断来决定选题，学者多年钻研所得的杰出成果很可能无人问津，而那些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东西反而倍受青睐。这是让许多人无可奈何、为之浩叹不已的事！如果说出版社好大喜功，一味出版那些迎合市场需求的书，是迫于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压力，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学术杂志不顾学术规范，不注重学术积累，而偏爱刊登那些哗众取宠的论文，就显然是编辑的眼光和水平问题了。除了政治的干预外，学术出版物编辑的职业化是中国学术的另一大不幸。毋庸讳言，目前学术刊物的编辑，大部分不是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从学校分配到刊物工作，素无研究经验和知识积累，何从知悉问题的深度，判断来稿的质量呢？经常看到一些故作惊人之笔的翻案文章，无论是引据文献还是推论判断都很成问题，编辑不察，喜其推陈出新，率尔发表出来，立即招致商榷批评。而商榷者本身又弄出新的错误，于是革命的对象反过来又成为革命的动力，商榷和反商榷就像一场没有规则的拳击赛，让旁人无从评判，徒增事端。如果编辑素质高，这种恶果原是可以避免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编辑的素质决不是靠编辑本身就能提高的，它需要编辑本人的知识积累。在国外，学术刊物的编辑一般都是由学者兼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学术判断力和编辑水平。编辑一旦职业化，即使是学有专攻，曾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日常处理大量的来稿，腾不出时间来做研究，天长日久也会与学术发展隔膜，逐渐疏离学术流程，浮出水面。这时他们就把握不到学术的脉搏了，只能为一些表面的喧哗所吸引，猎取一些题目新鲜或标榜新理论、新方法而实则空洞无物的论文；或者就像下文所举权德舆考证的例子那样，为作者的前言所欺，明明是老掉牙的问题，还当是原创性研究隆重推出。我感到，我们的学术刊物很少有知识积累的意识，只想吸引读者，宁愿登一些题目大而无当、内容一般的文章，也不愿意刊登题目小而有深度、专门性强的论文。这一点下文还要专门讲到，在此我要说的是，中国大陆学术刊物编辑对学术的无知，有时到了极为可笑的地步。有一次我给某大学学报投稿，录用通知说为使刊物正规化，封三将刊登作者照片，需从稿费中扣八十元制版费。结果照片倒是登了，而我论文的十几条注释却被尽数删去，道是节省版面。谁都知道，外行看题，内行看注。没有注，还成其为论文吗？如此“正规化”，真叫痴人说梦！
我们的学术出版物还有个幼稚之处就是稿酬制度。发表论文有稿酬，对现今处于低收入水准的学者当然不失为一种补偿，但这同时也会鼓励写作。在国外，学术研究的补贴主要来自研究助成金，而研究成果发表是没有稿酬的，相反常还要交若干印刷成本费用。发表论文既然无利可图，惟有图名。而名是必须靠水平挣得的，这就促使学者为研究本身而写作，为学术的荣誉而写作。我们的学刊尽管标准不一，却都是有稿酬的。学者薪金微薄，稿酬成为主要的补充收入。发表文章于学者，即使无名还有利可图，自然乐此不疲，管他有没有价值。而有些成名的人物，凭着自己的知名度，更是有文必发，哪怕本是应景的文字，毫无学术价值可言，也要发在级别高同时也就是稿酬高的刊物上。实在让人觉得太不珍惜自己的羽毛。我想，如果我们的学术刊物也取消稿酬，一定会减少许多不三不四的文章。有名的人就不会肯白写那些文章，宁愿用这时间来读书；而没名的人，用竽滥文章也博不得名声，只好去下功夫。总之，当稿酬取消后，发表文章的动机和效应就变得单纯起来。学者们只有一个目标可以追求，那就是独创性和学术价值。至于收入的问题，应该通过其它的方式和途径来解决，最简单可行的就是实行研究助成金制度，让学者在着手进行研究时获得资助，免除他们经济上的困扰。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真正严峻的问题是学术规范的缺失和学者职业道德的沦丧，学术的生命正遭受这两方面的威胁。
学术规范
有许多我们习而不察之处正是妨碍学术进步的致命所在，学术规范的缺失就是其中之一。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上近代化道路以来，最初基本是与世界保持着同步水平的。经过建国后三十年的洗刷，学术种子濒于灭绝，学术规范也被遗忘。可怕的是，在”新方法”的喧嚣中，大家对此浑然不觉。毫无意义的因袭和重复，经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指出，才使许多人震惊并为之悲哀。依我看，《诗品》还算不了什么，举凡古典文学中的“显学”——《文心雕龙》、唐诗、杜诗、《红楼梦》研究，其重复和因袭远非《诗品》研究可望其项背！最近，我为撰写《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浏览了一下有关王维“诗中有画”的论文，竟有六十篇之多！而后出的论文鲜有超出最早发表的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三文的内容。事实就是这样，大家都在写，都在发表，每年发表的成百上千的的专著、论文，一辑一辑印出来的“学刊”，究竟包含多少新的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少学术信息，是很令人怀疑的。
按理说，学术论著必须有独到见解，独到发明，必须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提供新的信息，乃是学术研究的常识。为此学者必须掌握学术动态，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在别人研究的终点开始自己的探索。可是我们的学术现状如何呢？学者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前人或同时人的研究成果，一味闭门造车，“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人甚至以不看别人的成果作为独创性的保证来张扬。早已在学界成为常识的东西，沾沾矜为独得之秘。——在信息爆炸，知识量激增的今天，一个人只要稍微忽视一下新闻，就很可能成为破产股票的持有者；作为一名学者，难道能漠视同行的工作，闭锁在自己狭窄的思维空间里，希求独创性？退一步说，不知道别人的研究，又何从判定自己的独创性呢？众所公认，顾炎武《日知录》是一部富于真知灼见，精彩叠出的学术笔记。却不知，顾炎武在定稿时曾再三删去他人已言的条目。钱钟书《谈艺录》也是在广征博引古今中外学者的种种意见后，才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果没有对古今文献的熟悉，作者能集如此丰富的精辟见解于一册吗？恐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丛出，如时下许多专著和论文集，内容稀薄得好似布施的稀粥。
与上述漠视他人成果的作风相应的是，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很少列出参考文献和说明本课题研究现状。这样的论著在国外是不能被视为学术论文的，因为别人无从判断你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大陆学者或是不看别人的论著，或是吸取别人成果而不加说明，通篇到底，彷佛论必己出，言皆己发，造成了一大批因袭重复或欺世盗名的伪学术著作。比如那位曾名噪一时的“学者”，研究神话、传说，全使用前人论著搜集的材料、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不加说明，来无影，去无踪，竟也著作煌煌问世，在“文化热”的初潮中变成神话专家。这种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孽生的不规范学术活动，只能招致别人的耻笑。在这方面，问题最大的我认为是考证文章。有些作家早已有生平考证、评传、年谱之类的论著发表，研究者不查一下文献索引，便大做文章，辨正古代史籍的记载、传述之误，澄清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考订一些简单的事实。甚至有这样的事，比如有人已考出某作家生年在公元772至774年之间，而后来又有人会写出诸如考证此人必生于公元770年以后，或必生于公元780年前之类的文章。我关于唐代诗人权德舆的考证，先有《权德舆前期作品系年》发表在《学术论丛》1992年第1期，后有《权德舆年谱略稿》刊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1991年～1992年），后增订至八万字，收入《大历诗人研究》，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而最近陆续发表几种权德舆考证文章，均不提到我的研究，一篇1997年6月投稿的《权德舆生平与交游考略》（《唐都学刊》1997年第4期）竟然说权氏“生平资料散见于史籍，惜未曾有人整理”。如果说我的论著流传不广，那么《唐才子传校笺》总该知道的吧，考证唐代诗人的生平怎么能不参考此书呢？如此漠视学术成果的积累，全然不调查专题文献，这还能叫是学术研究吗？而刊物编辑不知就里，贸然发表出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又予以转载，于是”社会反响”立刻就形成了。这不吃人笑话嘛！
在学术论著前说明本课题研究状况，征引别人的成果，在学术研究是个规范的问题，而在学者则是个学术素质的问题。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不太提到，那就是学术传统。熟悉学术传统是正规的学术训练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阅读专家的著作和经典文献，不仅可以知道什么问题被提出，被解决，什么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还可以掌握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解决的方式。只有当学者进入到这样一个学术传统中后，他才能判定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的办法是否有意义。我不能说大陆学者都缺乏学术训练，但总体来说对学术传统的关注却是太不够了。上焉者找好题目做文章，纯凭灵感提出问题，哗众取宠；次焉者抓住鸡毛当令箭，仅就个人闻见攒缀异词别说，炫人耳目，不知前人、时贤更有坚实、详赡的考论在。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者，在在皆是。此于学者个人，不过形其小器，贻笑大方而已，于学术界则不免混淆视听，徒致噪聒。近来，提倡学术规范的人多起来，逐渐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于是新刊学术著作注释多起来，参考文献也开出来。可是问题并没有实质的改变：注释是多了，但多出自转引二手资料；参考文献是开出来了，却并没看过，作者谈论的问题参考文献早已解决。更有一等著作，竟然罗列一些伪造的索引。中国的学术界，真是无奇不有！
关心他人的研究成果，采纳他人的见解加以说明，体现了学者相互间对劳动成果的尊重。这是一个正直学者应有的品德。我特别欣赏斯蒂芬·欧文教授在《追忆》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因怀念（追忆）而形成的历史：羊祜登岘山而怀念昔人，他自己因这怀念而被孟浩然怀念；如今我们再登岘山，孟浩然又因他对羊祜的怀念而为我们怀念。”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当我们经过牛渚时，必然会因此而追怀当年李太白朗咏缅怀谢尚的情景。学术史正是由一批值得纪念的学者和论著构成的。一个学者当然不能仅凭纪念别的学者来赢得别人的纪念，但不懂得纪念别人的学者则是永远不会为人所纪念的。另外，说明研究状况，征引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一个学者自信的表现。因为他知道他的论著自有超越别人处，说明什么是他人的成果，什么是自家的心得，只会突出自己的独到贡献。目前许多学术论著，如果把别人已说过的剔除，自己就剩不下什么了。一本书的信息量还抵不上一篇有见地的论文。不客气地说，时下见诸报刊、出版专著的许多“成果”，与其说它们是研究，还不如说是写作，至多只能说是大学讲义，它们没有研究任何问题。
总的说来，目前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明显存在不规范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与资料的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观方面也与学者的素质有关。而因缺乏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关注和尊重而导致的大量不必要的低层次重复、因袭，则是主要问题。在出版物激增，文献总量日益膨胀的今天，这些因袭、重复之作就像假冒伪劣商品一样，不仅无助于市场繁荣，反而会湮没真正的精品。常听同行朋友抱怨，如今刊物太多，文章太滥，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不看。可如果不看，岂不造成恶性循环？焉知自己精心结撰的力作不又为重复因袭之风添一例？在学术环境、学术体制还不能很快改善的现阶段，我们只能要求学术群体内部以敬业的态度自律。按我的理解，从事学术研究在目前的社会，首先意味着选择一种职业。学者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就应该讲究职业道德，信守行业的规矩。不规矩的操作是不会被同行承认，被行业认可的。我们的学术研究要走向世界，也存在着与物质产品一样的问题。在后面的文章中我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
学术道德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普遍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学术队伍的萎缩和学术事业的萧条。研究机构青年研究人员大量流失，高等学校留不住优秀人材，研究生的素质明显降低……学术界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然而这种危机从学术运作的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学术出版物在以等比级数增长，以致外国学者抱怨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得太多，看来看去都是陈陈相因，殊无新意。我感到，现在的学术事业就像前几年的泡沫经济一样，在渲染一种虚假的繁荣。这是真正可怕的萎顿，叶子虽还显得很茂盛，而根柢却已开始枯缩。学术的精神萎顿了。追究起来，学术环境的恶劣和学术体制的不健全固然是学术萎顿的根本原因。但这本是可以被克服和超越的，根本问题是学者职业道德的普遍沦丧。像一切生产活动一样，当外在的环境不能进行约束时，产品质量的保证惟有依赖于生产者的职业道德。然而，时下学者的职业道德也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商业道德一样普遍沦丧。说得概括一点，就是评职称时把烂七八糟的赚钱文字充作学术成果，而做科研项目时则又付之以商业性写作的态度。
一旦到道德沦丧的地步，内在的自律性要求还从何谈起，如何期望？那怎么办？只好发挥舆论的制导作用：优秀成果当然要加以推荐、宣传，而对那些欺世盗名，滥竽充数之作尤其要严加抨击。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舆论缺乏正常的传播渠道。在日本工作时，和定居日本的友人聊起国内现状，我说中国最缺的是骂，大家都深有同感。法律不完备，执法者非其人，再没有社会舆论监督，再不骂怎么得了？鲁迅说：”恐吓和谩骂决不是战斗。”然而当恐吓没有作用，战斗又不可能时，除了谩骂还能做什么呢？当然，此所谓骂只是一针见血、不假辞色的尖锐批评而已。如今太缺乏鲁迅式的批评了！在这个骗子游走、贪官污吏迭出的时世，文化界伪大师、假专家、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角色比比皆是，不揭穿其面目，使之曝光于世，学术就永无清白之日。学术界也亟需打假，打假亟需毫不留情的书评！时下报刊上最滥的文章就是书评。大都是熟人的捧臭脚，外行的矮人观场，一本本学术垃圾被鼓吹颂扬，一个个欺世盗名的角色被封为大师，实在令人扼腕！某提倡“元典精神”的思想史学者，现在也被封为大师了。请翻翻该同志标点的《辜鸿铭集》（岳麓书社，1985年），薄薄五十几页的小书点破句五十多处，当断不断又有几十处。若没有廉价的哄抬吹捧，怎么会冒出这样的”大师”？章太炎、黄侃、王国维、陈寅恪九泉下有知，一定会羞于“大师”称号的，钱钟书则会庆幸我将他排除在大师之外。
哗众取宠，投机取巧，充其量只不过是骗子，而现在更不乏的是公然向古今人书中行窃的盗贼。前几年发生的李知文《论贾岛在唐诗发展史的地位》（《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剽窃胡中行论文案，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抄袭张伯伟论文案，陈奕纯《中国艺术的诗心》（燕山出版社）一书编窜北大八九、九○两届美学硕士论文冠以己名出版案，曾让学术界震惊学术的堕落，张伯伟为此作《学界“偷心”钳锤说》一文加以评劾。而今比这更明火执仗的剽窃和抄袭也不以为奇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手段高不高。前两年我为《文学遗产》看稿时，曾读到一篇论谢灵运山水诗的论文，其结论比较谢灵运、王维诗两家诗风的一段，看着甚为眼熟，翻翻我的《大历诗风》，果然是原封不动地抄了第四章九百多字。当时告诉主编，大约是退稿了，但后来它有没有在别的刊物发表不得而知。张伯伟文中曾举汉代仲长统《昌言》语，“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其二便是“窃他人之记以为己说”，看来“文抄公”也是来历久远，只不过到今天愈发肆无忌惮了。记得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在中华书局偶遇葛兆光学长，谈到学术规范，他说：“你得给人一口饭吃。”这未尝不是仁人之言，但是不砸骗子、窃贼的饭碗，大家的饭都吃不安心。
学术出版物的出版发行渠道亟待整顿，除了提高评估、审稿过程的科学性外，书评应该成为刊物严肃对待的版面。作为保证学术良性发展的重要制衡机制，学术书评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受到高度重视。为保证学术批评的严肃性，通常是由学术刊物的编者（当然是专家）决定候评对象，然后约请专业对口的学者撰写。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发表拙著《大历诗风》的书评，据说是由博士班传阅后决定的，约请国学院大学专攻中唐诗的赤井益久副教授撰写。文中对我提出的一些命题的发挥和估价，是我自己未曾料及的，而逐章逐节的具体商榷与批评更让我受益匪浅。这样的书评，无论对作者对读者都会很有益处。国内的书评常是空洞的褒扬多，实际的剖析少，更少见逐章逐节讨论问题的方式。这需要对评论对象吃得很透，而且具备相当的专业造诣。这种书评自然是不好写的，也不容易约请作者，但非得这么做，而且在观念上要承认学术书评具有和论文同样高的学术价值。否则学术批评就会失去它的效用，学术的良性发展也无从期望。
与书评情况相类似的是年鉴。年鉴本来承担着筛选、评估每年学术成果的重任，它可以说是学术批评的投资和积累，为日后的学术史回顾提供一种依据，正像当代文学批评为后代的文学史研究投资一样。这一工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年鉴的撰稿人当然也应该是专家，具有良好的学术判断力和批评眼光，国外权威性的年鉴莫不如此。然而国内的情况不容乐观。由于为年鉴撰稿须读大量文献，而写成的综述又不算科研成果，稿费更是低得可怜，所以大家一般都不愿意为年鉴撰稿。结果年鉴撰稿者的素质就成了问题，写出的综述述多评少，而述也缺乏学术眼光，常将一些毫无新意的论文大将介绍，予以好评。更有甚者，好不容易抓到个机会，就拼命挟带私货，把自己的东西大加宣扬。我曾看到一篇两人合写的综述，在提到其中一位的论文时，称其征引丰富，论辩谨严，笔含激情，而实则该文从题目到论述都属老生常谈，毫无新意。这么搞，年鉴怎么能有权威性呢？顶多只能评职称时拿去蒙蒙非本专业的评委罢了。依我看，年鉴要么不搞，要搞就一定要严肃，撰稿人必须严格遴选，而且最好能为撰稿人提供较全面的文献。不能让撰稿人自己去查阅、复印文献，一是要耗费许多时间，二是可能搜集不全。有这两重麻烦，撰稿人可能就会避实就虚，驾轻就熟，只看些大刊物上登的论文敷衍塞责。专家应该做专家的事。如果能给撰稿人提供文献的方便，我想年鉴是不难约请到优秀作者的。至于稿酬，倒还是次要的问题。
学术进步和知识增长应该是每个从事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者的基本理念，但如何保证这一信念得到贯彻和实现还需要付之切实的努力，包括从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到学术管理方式的改善和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建树。“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针对现代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在其总结性著作《开放社会科学》的结语中提出：“我们希望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对现有的各种机构进行一番严格的审视，并且努力地使他们对一种有效的劳动分工的经过修正的学术感知与他们必然要建立的组织框架相一致。如果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自己不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毫无疑问，知识机构里的行政管理人员就会替他们做。任何人都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对大规模的重组进行判决的资格，即使有人具备这种资格，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然而，即使我们放弃大规模的、急遽的、戏剧性的重组方案，而采取一种别的策略，那也不能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去，指望情况会自然地好转，问题会自然地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混乱、重合和资源匮乏在同时加剧，它们合在一起，无疑会对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很大的障碍”。这虽是针对学科的重组而言，但也适用于学术体制及学术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建设。尤其是在尚处于社会科学发展初级阶段、缺乏深厚的制度化基础的中国大陆，学术环境、学术体制的改善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对每个置身于学术圈内的人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事，必须予以重视、付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