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何以人才辈出

　　讨论老清华的人文学术史的人一般都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谈起的。这当然是很对的。在1925年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清华的人文学术研究大体是零星的、浅陋的，在学术界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才第一次真正地给清华带来学术上的声誉，树立了清华作为学术重镇之一的地位。

　　每每想起国学研究院，我心里总是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羡慕那时师生热心向学的氛围，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好景不常”的缘故，我常常惋惜其未能“尽善尽美”。研究院一直是在校内的重重矛盾下发展的，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后来研究院的规模大体上是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超因多病不能常川住院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盛况大不如前。想起梁启超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言犹在耳，国学研究院没过几年就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怎能不令人叹惋！

　　人生活在一个布满着种种现实利益冲突的世界上，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以这种眼光来看，过分地停留在惋惜上似乎也不必要。清华国学研究院虽若昙花一现，但确有足观者在。它只存在了4年（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70余人，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记得在1995年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呼吁总结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经验，颇有反响。当此母校9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应约执笔撰写此文，以国学研究院为例略述老清华人才培养经验之一斑，想必也是读者诸君所乐于一读的。

　　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本身素质好。“玉不琢，不成器”，但前提是你琢的是一块玉，而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如果琢的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任你如何用心雕琢，也成不了一块器。维持教育品质的第一个因素是提高生源质量。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以服务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尚不足一半，不少人在入学前已有著作问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者，所以能够很快进入状态，加以名师点拨，很快便脱颖而出。国学研究院的学制只有1年，但如题目较难，可以申请延续1年或2年。实际的情况是有近一半的人延长了学习期限，多数是延长1年，也有极少数延长两年的。读过研究生的人都明白，我们现在上3年研究生时常还觉得时间很紧，1年学制是很短的，根本不容许你在这一年时间内打基础。国学研究院要求学生入学两星期内确定论文题目，以自己研究为主，有问题可以向导师请教。研究院给学生安排的是必修4门普通演讲课，定期和导师见面，向导师请益。

　　研究院起初打算不办学术刊物，理由是：（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声有损无益；（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1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于丛书，短篇可刊于周刊及学报中分别刊登，而编印丛书，由教授指导学生为之。也许是由于不少学生有意于延长学习期限，他们主办了《实学》月刊，不少学生还参加了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杂志的编辑和撰述工作，在研究院创办的《国学论丛》季刊上，学生们也屡有著述发表。这些丰厚的学术成果充分说明，研究院学生的学术根底与研究能力非同一般。

　　清华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校方眼光很高，慧眼识英才，物色到一批货真价实的大师或一线学人，为清华人文学科开了一个好头。研究院章程中对教授（即导师）和讲师的要求是：

　　（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

　　（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成绩卓著当时已经广为人知，陈寅恪和赵元任则属于潜在的大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主要著作还没有产生，也被校方延揽到校。他们4位都站在当时学术的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线学人。而只有在学术的最前沿打过胜仗的才配得上称大师。任研究院讲师的先后有李济、马衡、林宰平，也都是一时的绩学之士。王国维辞世、梁启超去职以后，陈寅恪建议校方聘请的导师是章太炎、罗振玉，也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可惜他们没有应聘。

　　研究院的几位教授和讲师在普通演讲里讲授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学问，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史、陈寅恪以比较语言学来证史、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都是非常崭新而且精深的。客观地说，研究院的学生虽然根底深厚，但他们以前的知识结构与导师们的学问要想顺利衔接起来也绝非易事，尤其是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学问属于新的领域，常使学生们感到听讲十分费力。姜亮夫在回忆里说，听陈寅恪的课很吃力，非常苦恼，认真记笔记，课后和同学对笔记，再加上看书，大约能懂1／3左右。在钻研过程中感到在方法上很有收获。他坦言，他自己是以旧的为基础，对新的略有所知的“半掉子”。姜亮夫的情况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学生们以王国维和梁启超为导师的居多。研究院的学生中学术境界达到或超过导师的大概还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必然的。但是，从游于大师或一线学者门下，即便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其所指示的路径，至少打开了视野，能明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在题目的选择和方法上得到启迪，也是很值得的。研究院的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个人为主，仿书院制度，期于在教授与学生的密切接触中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受导师的人格熏陶，短期内确
有所获。从4年的实践来看，这种办法应该说是成功的。

　　叶企孙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绳之以国学研究院的经验，经费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突出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依照学术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