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联姻是个全新的命题，新是新在文化产品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进入研究领域，促使书斋式的文化研究面向市场，这对传统的研究格局是一大冲击。
什么是文化产业? 简而言之，是以文化产品作为商品进行资产增殖。应该说，从有商品以来，就有经营文化产品的商人，但是君子耻言利的传统使得文化研究者与商业行为自古就有一道鸿沟。现代经济的发展驱使文化人纷纷下海，但多是科技人员，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改行的，仍然埋首书斋，日复一日的笔耕如故，对文化产业很少关注。
90年代以来，新的酝酿就在萌动，在展望21世纪的时候，有两种看似相互背反的观念在知识界中引起反响: 一种是要高扬“文化中国”的理想，这是中国文化建设最崇高的追求，对新世纪又寄予这样的厚望；另一种是强调“知识致富”，认为21世纪最能盈利的是文化行业，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毫无疑问，从传统观念看来前者重视义，后者看重利，这两者难得兼容。然而这最能赚钱的与最崇高的理念都以文化为支柱，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全方位开放势态的形成，文化产业汹涌而来并与文化研究联袂，已经势不可挡。曾儿何时，精神产品能不能商品化的争论，言犹在耳，那文化产业已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载入新一代的史册，这预示在文化观念、研究课题和研究体制上都面临必要的调整。正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一成立，就以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为课题，拉开序幕。
这是对策，是权宜之计，还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大计? 从文化学科的发展来说，有没有与文化产业联手的内在趋势? 是这一问题能不能作为文化发展的战略纳入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
不论是八十年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九十年代“知识经济”席卷全球的旋风，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已是人所共知的常理。那在知识系统中与科学技术并立的另一大类，人文社会科学呢? 能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却未必得到人们的认同，虽然介于科技与人文之间的经营管理一向受到重视，但是哲学、文学、史学等创造制度和文明而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却受到冷落，以至在“智力资本”的概念中几乎没有人文知识的地位，充其量也就是作为科技人员文化修养的一部分。伴随人文价值观的失落，人文知识分子走向边缘化，因此在科学技术成果中要求突出人文精神的呼声日益见高，其中尤以人文知识分子的反响最为强烈。对此，愤世嫉俗的，孤芳自赏的，无可奈何的都不乏其人，然而任何情绪化的感叹都无助于理性的思考，重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更新观念，尤其是科学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亟需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来把握文化研究的潮流，及时调整规划和人才机制，才是人文社会科学改革之道。
从现代科学的走向来看，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离开人们的生活经验，17世纪牛顿从苹果掉在地上发现万有引力，18世纪瓦特从水壶盖被蒸汽掀起发明蒸汽机，这都是从生活经验的启示中引发的科学创造。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加远离日常生活，原子能、基因与太空探测，靠人的肉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愈来愈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这在中国表现最为明显。哲学工作者中出现诗人哲学家、散文哲学家，读者给哲学研究者冠以这样的称号，反映了哲学平民化的要求。
突破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向消费、流通领域深入，愈来愈重视对策性和操作性的研究。历史学也失去代圣人立言的神圣光环，从治国理政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各类社会生活丛书的出版，将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休闲娱乐，推上大雅之堂，这对专事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王朝兴亡盛衰，那种大事变、大业绩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论自然科学的远离生活经验和社会科学向生活经验的靠拢，这两极背反的发展趋势，都同样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和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化，分别从不同的方位体现对人类力量的进一步开发。因此一切有助于表现人类思维、情绪和情感的艺术形式也必将获得充分的发展，包括目前尚不能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某些前卫性的文学艺术，在21世纪的中国也必将拥有一席之地。
随着民众生活的提高，精神需求日益丰富，文化产品成为人人可以享受的消费，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素质，因此人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21世纪文化产业崛起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然而遗憾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却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发展的形势。以史学读物来说，已出版的有关社会生活著作，大都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在时间上多局限在古代，与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代中国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的研究，甚为稀缺，理论研究更为滞后，许多缺门无人问津，最近出版的一套休闲专著，全部译自外文，有的如《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等选题，在国内闻所未闻。
是生活问题不足以引起重视吗? 未必。生活，包括吃穿用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
经典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视“生活”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对论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人是生活方式的主体，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是史学著作走向深化的表现。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学术界却姗姗来迟，首先是领导者和组织者，没有及时跟上这日益变化的学术趋势。试看当今的社会科学规划中又有多少与生活方式、社会风尚有关的课题? 社科基金又有多少资助这类项目? 课题的选择又有多少与民众的需求接轨? 就如社会风尚史的研究自古以来佳作迭出，建国后史学界却没有一部专著问世，研究这类问题的往往被视为旁门左道。缺少研究的积累，而又急功近利的出版，又怎能不使此类成果沦为粗糙肤浅、简单重复。
为什么学科需要的、民众热衷的在这边受到冷落? 按照既往的习惯，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投入都以政治和经济为重点，为政治服务是社会主义学术倡导的方向，但不能因此眼睛只向上看而不向下看! 这种只为上层参考服务而不为读者服务几乎成为学术组织者的思维定势。文化产业浪潮的到来，预示文化研究成果必定要走出“资治通鉴”的老路，回归百姓的案头，这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战略，而不是策略，怎样化被动为主动，是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