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鞋”上去了

　　请读者不要望“鞋”生义，本文讨论的只是教授名声问题。

　　中国人是讲究名声的，教授更不例外。但这名声好坏也有个价值向度问题。文革电影中，一条“马尾巴”的“功能”经葛存壮老爷子那么一演绎，几乎作为典故流行开来，给教授黑臭名声又添一生动脚注。但那其实只是政治上的名声，教授毕竟还居“臭老九”之首，在“臭味”相投一群中，教授显然不是真臭的。改革开放了，知识的春天来临了，“臭老九”也变香了。但直到２０世纪末，教授的政治地位虽绝对上升了，其经济地位却相对下降了。“卖茶蛋胜过造原子弹的”确曾是实事，“教授卖馅饼”的新闻也曾全国“联播”，“穷的像教授”几乎使“教授”成为贫穷一族的代名词。而在穷的程度上，社科院教授又为甚，于是这样的“谜”谚竟见诸报刊：“远看像逃难的，近观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XX社科院的”。但这也只是经济上的名声，君子固穷，贫贱不易，这才显出教授本色，教授这才能编出如此自嘲的名句！

　　记得六、七年前曾流行过“以猪肉论教授”的笑谈。有人认真考证了教授在历史上的身价，算出上世纪30年代中国教授工资一般可以买到五千斤猪肉。我按此等价物，查询了发达国家及港台教授的薪水，发现三、五千斤猪肉也是他们的“身价”。而当时，我的工资刚能买到一百斤猪肉。同好此论的一位资深教授，见面总嘲笑我：“你这还是带脂肪的肚皮肉，我可是百斤后肘精肉。同是猪肉，位置不同，这就是你我教授的区别！”每逢此公将这一结论当众宣布，诸学人总畅怀大笑。这种大笑，也并未损坏教授的名声——教授的学术价值，毕竟是不能用任何等价物衡量的。

　　几乎就在转瞬间，中国教授的穷帽子便基本摘掉了，尽管身价还不能与国外攀比，但月值“精肉千斤”的已不鲜见，而且大都拥有一套市价不菲的居室。“教授”的含金量剧增了，但教授赖以为教授的学术名声却骤降了：明星教授抄袭作弊的丑闻，不断被曝光，令人扼腕不已；泡沫教授泡制的泡沫学术，动辄“砖著”数百万欺世盗名，令人瞠目结舌；一些不学无术或独擅权术者也堂而皇之成为教授，其“草包”水平，令人惨不忍睹；更有些著名教授的文章竟也文理不通逻辑混乱，令人大跌眼镜。学界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忡忡。平心而论，仅仅少数教授抄袭案，尚不足以威胁教授的名声，因为抄袭是缺德问题，可归咎于人品缺陷。真正给教授名声造成致命伤害的是教授水准的普遍下降，从草包教授、泡沫教授到著名教授低劣水平文章看多了，教授这个学术称号留给人们的尊崇便也一点点消失了。大学教授正在变成一种社会职业，与小学教师、幼儿园阿姨相提并列了。

　　这当然不是教授们所愿意看到的实事。因此，当一位教授在文章中批评我关于“教授名声扫地”说法时，我确是甘愿被批倒的。谁知，他却这样驳论：“如果真是现在教授名声都已经扫地了，那么，为何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力争在教授问题上榜上有名呢？”这真是令我语塞。名声好坏，本是一个价值评价范畴。如果能以追逐人数多寡论断，那贩私嗜赌人员便都没什么坏名声了，因为虽经严打，此类案件还在逐年上升呢！所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来往。在教授政治经济地位大幅提高有名有利的今天，只要有可能，谁不想争抢一把呢！这怎么能成为教授名声依然尊贵的理由呢？其实，好的社会名声只能存在于正向价值差距中，当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时才能形成。设若人人趋之若鹜去抢去争且大都能挣抢到手的话，即便是好名声也很快就要贬值的。因此，某教授所持之论，恰恰是今天教授名声扫地的重要原因。

　　“教授”作为科研高教序列学术职称的最高阶级，无论是“学科带头人”，还是“具有学界公认成就”，它都只能是少数人靠学术实力竞争而不是靠年功积累获取的。“教授”只有体现出这种价值示差性，才能起到激励后学进取、优化学术资源的功能。因此，“教授”台阶或门槛应是学界多数人终生向往但却难以企及的。但今日现状是，凡从事高教科研人员，如果年过五旬名片上还没有教授头衔，那同仁便如同看到大龄青年未婚一样吃惊，也一样同情：你们单位怎么还没给你解决“问题”！终于，“问题”逐年被排队解决了，而教授的名声连带学术名声也自然成了问题。这使我总想起宋丹丹春节晚会上演的一个小品。她扮演一个老太向黄宏扮演的老头夸耀自己当年的拳脚功夫：“过去我前脚一蹬、到这里，后脚一踢、到这里”——说着她脱下一只鞋举过头顶前后示意——“现如今，不行啦，这鞋上去了，脚上不去了”。观众轰笑。笑归笑，毕竟“她”当年那功夫了得！而如今一些教授，只是“鞋”上去了，这“脚”就从没上去过。对于他们个人，这或许是讽刺喜剧；但对于整个学术、教育界来说，却是体制性的悲剧：这没“脚上功夫”的人，怎能让他们举着“鞋”就混出场呢？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