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郭象主张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说'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齐物论注》），又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孔学，它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引老入儒'，调和儒道两家。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都尽力把玄学和正统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学也尊孔子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学化。如王弼认为孔子贵无，嵇康则言孔子善于养生。其实，即便是攻击礼法之士的玄学家也重视儒家观念，阮籍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