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不幸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墨子》一书是中国思想百花园中的奇葩。可是，在《墨子》中，墨子与其弟子的对话都是极端非人格化的，他没有刻意留下什么个人的身世，甚至其姓氏与国籍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关于他的姓氏，最通行的说法是姓墨名翟，亦有史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认为，墨子这类贱者古时根本没有姓氏，所谓“墨”乃古刑之名，墨子盖为刑徒。关于墨子的国别，有的说鲁国，有的说宋国，更有奇者，说“墨”即“黑”，“翟”通“狄”，疑他为印度人。墨子没有留下足够的个人信息供后人寻根与缅怀，应该说是他的不幸。

　　墨子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擅长于器械发明。这说明墨子本是地位低下之人，一个工匠，极可能是木匠出身。墨子早年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嫌其烦扰害事而弃之不继。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并强调实用知识而非词章文采。所以，《墨子》的文风生硬、呆板、乏味而重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大概是《墨子》失传的一个原因。若果如此，岂不哀哉？

　　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诉求天下之大利，近乎西方功利主义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尽管墨家学说也有守旧和迂腐的内容，但其思想主旨无疑具有人民性。而且，他们“赴火蹈刃”，“摩顶放踵”，“以自苦为极”，有着殉道者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史载，墨家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准备网开一面，送个人情，而腹[黄享]拒绝道：“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于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据《墨子·贵义》载，有朋友劝说墨子，如今天下自私自利，你又何苦承担道义呢？墨子用个比喻加以回绝：有子十人，一人耕田而九人好吃懒做，食者众而耕者寡，难道那位耕者不该加倍努力吗？然而，墨者的做法常遭到误解与中伤。如后世有人说墨家的故事多夸饰之辞，有人把腹[黄享]杀子的大义灭亲说成是目无国法。倒是胡适说了句公道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大概算是墨子不幸中的万幸吧。

　　“显学”墨家到了汉初突然销声匿迹。追其主因，胡适认为，一是墨家“兼爱”与“非攻”的学说与时代不符，二是战乱不利于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先秦名学史》）。郭沫若则认为，一方面后墨大多逃入儒道而失掉墨子精神，另一方面他们过分接近王公大人而失掉人民大众（《青铜时代》）。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解释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在《论道者》中指出，墨家的衰落主要与这一事实有关，在先秦以城市为中心的小诸侯国，墨家所依托的下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由于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重新确立，使他们的势力丧失殆尽。此外，葛瑞汉还对墨家的理性和科学精神给予了极高赞誉，认为中国的理性论辩始于墨子，而后期墨家则完全分享了使全部知识纳入理性范围的希腊理想。这里，我们不妨斗胆做一历史假设，如果墨家的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后来没有断绝而是发扬光大的话，那么中国中世纪的科学史和观念史恐怕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此一假设若能成立，反过来说明墨家的衰歇远不是墨子或墨家一家一姓的大不幸。

　　而墨子最大的不幸当为他的思想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墨子止楚伐宋的故事见于《墨子·公输》、《尸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故事梗概大多耳熟能详，无须赘述。令人伤心的是，墨子虽然使楚国终于打消攻宋的念头，但在回归途中，“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冒生命危险止楚攻宋的墨子，居然不能在宋国里巷的大门内避雨！真正原因，史乘缺如，已难得其详。但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是作为思想家的墨子的大不幸。尽管与先秦诸子中商鞅的车裂、吴起的被射杀、韩非的饮鸩自尽和李斯的腰斩相比，墨子遭点雨淋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他的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实在是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