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之言为墨学流变考

《汉书艺文志》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勤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民并耕，誖上、下之序。但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只是班氏说法，其不足据。农家典籍首列《神农》二十篇，已佚。先秦农书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当中论及以土地束缚农民，使之纯朴而易治，这是教统治者如何控制农民，如蒙文通先生所说这属法家的技术派，从《吕氏春秋》中四篇家书可知，此派尊崇后稷，后稷名弃，传说为周之祖先。《吕氏春秋》此四篇农书很可能采于以后稷命名的官方农书。而另一派农家，则是主张君民并而食，与墨子一样非毁礼乐，反对剥削，敌视贵族的等级制度及寄生生活。此派尊崇神农，宣扬神农之言。神农之言先秦典籍多有提及，可见神农之言在当时影响之大。在此派代表庶民的农家人物中，有留下名字的只有许行及其弟子陈辛陈相。其记载于《孟子滕文公》。神农之言的作者，此篇亦留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线索。当中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神农之名首见于《孟子》（尸佼及商鞅年代虽早于孟子，但其书《尸子》及《商君书》为后人收辑，其书参杂战国中后期内容，此二书不及《孟子》可信）。可见神农之言极可能创于许行。许行楚国人，闻滕君行仁政，自至楚滕，与几十弟子, “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许行与弟子都自食其力，尽管有弟子几十人，但依然与弟子一起劳动，过着墨家式的生活。《庄子天下》亦称后世墨者“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 以自苦为极者”。而陈相陈辛兄弟遇许子皆放弃曾师从的儒学随许子学习其学说，也可见许子有着如墨子一样的人格魅力。孟子去滕，陈相与孟子展开过一场辩论。记于《孟子滕文公上》。 

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许子反对贵族的不劳而获，反对当时贵族的寄生生活，许子完全站在劳动者那一边反对极不公平的分配，主张统治阶层亦要对参与劳动，批判统治阶层以“劳心”为借口不劳而获。而且许子言不参与劳动而得所获者不能称为贤者。这是许子学说和主旨，但许子也不一定认为统治阶层一定要与百姓从事一样多的劳动，只是要统治者带头劳动，在管治之余亦要参与劳动。有学者认为许子之道主张人人都参与体力劳动才能得到所获，其实许子只想统治阶层尽可能参与劳动，并非主要统治者要参与与百姓同等量的劳动，且从观各典籍所记的神农之言，如称神农“并耕而王”，可见许子是希望统治者可以在劳动阶层中选出。这与墨子思想一样，墨子与所有弟子都参与劳动，禽滑厘想学墨子的兵法，还服了三年劳役。“禽滑厘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师从墨子修墨学都要参与劳动，有成就者推荐去各国从政，墨子也希望从政者可以从劳动者中提拨。但许子相比墨子更为激进。许子与弟子也编织草鞋席子交换帽子耕具等物品，许子亦承认商品交换，承认社会分工，而孟子在《滕文公上》对许子的讥讽，显得强辞夺理，玩弄文字。

钱穆先生认为许行就是《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载学于禽滑厘（《吕览》写作禽滑康）的许犯。认为许子名犯字行。又认为：“许行之言曰：“滕有仓廪府库，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此墨子非礼毁乐之绪论也。并耕之说，盖自兼爱蜕变而来。则许行之为墨徒，信矣。”（详见《先秦诸子系年许行考》）许子楚国人，《墨子》所记墨子最后活动于楚国鲁阳，阻止鲁阳文君攻郑后再无墨子活动记载，钱穆先生认为墨子逝世于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战国时鲁阳）有墨子隐居遗迹的墨隐寺、墨子洞等，晋道人葛洪所著《神仙传》中所记墨子八十二岁随赤松子游，后隐居周狄山修道成仙。《神仙传》所记虽然是神话，但神话背后可以是历史的影子，墨子阻止鲁阳文君攻郑时已八十多岁高龄，也可能墨子把墨家事务交托给弟子隐居于当地，传说墨子不想人打扰而改姓黑，这是黑隐寺的由来。墨家钜子孟胜亦在楚国为阳城君师。可见楚国是墨家重镇，自墨子止楚攻送后，尽管墨子为人低调，但这一令人百般感动的事迹还是先在楚宋传开，墨学开始在楚国流传，虽然楚惠王及其使者称墨学为贱人之言，但墨学与民间的追求相合，加上墨子的人格魅力，墨学在楚国也开始盛行。以此所见，许行有可能就是许犯，若许行是许犯，孟子至滕与陈相辩论时许子已在晚年。  

     孟子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孟子时主要学术只有儒墨杨三家，但孟子为何称夷之为墨者而不称许子为墨者？“墨者”一词有何涵义？《吕氏春秋上德篇》载墨者钜子为阳城君殉难的惨剧，吴起受楚悼王信任在楚国变法，因打击贵族利益，楚悼王死而贵族叛变，群臣攻吴起，阳城君亦有参与，后遭追究而出逃，孟胜当时为阳城君师为其守阳城， 阳城被收回，孟胜没能守住阳城与一百八十多弟子自尽。孟胜弟子徐弱反对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矣,而绝墨者于世不可”。而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听后先自尽为孟胜除路。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徐弱说孟胜与弟子都死，天下再没有墨者，而孟胜却说还有宋之田襄子，可见，徐弱并不视田襄子为墨者，而田襄子亦不在当时孟胜为首的墨家主流组织中，而孟胜派两名弟子传钜子之位于田襄子，二人想回楚国自尽，田襄子阻止，但二人不听坚决回楚国自尽，可见二人都不服田襄子，不视田襄子为钜子。当时墨家只视集团成员为墨者，而出走之墨者都不视为墨者，因此徐弱并不视田襄子为墨者。田襄子应为孟胜同辈，为出走之墨者。而当时墨家支流未成气候，《韩非子显学》所说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未成（此三派都应为墨辩，由《庄子天下》所论述相里氏邓陵氏之墨都为墨辩，墨离不止三，《吕览》中所称墨者钜子孟胜、田襄子、腹子《韩非子》未提及，其后墨家主流入秦，以腹子为首，渐与法家合流，入秦时腹子已年老，可能田襄子反对入秦而钜子之位不保，入秦墨家之钜子为腹子，田襄子居宋，宋鈃为宋国人，很可能师从田襄子，田姓为齐国人，腹子带墨家入秦，而田襄子晚年听闻齐国开设稷下学宫，让宋鈃去齐设教稷下。宋鈃亦不自称墨者，但其学术实为墨学，宋子学说此文暂不详论）。孟胜与墨子作风已大有不同。墨子本为反贵族而创立墨家，墨学处处与贵族旧制针锋相对，而墨子止楚攻宋后献书楚惠王，楚惠王不用而墨子拒绝楚惠王的厚待，又拒绝越王的五百里封地。墨子所报效的并非一国一君，而是天下人，但孟胜为阳城君师亦为阳城君守城，阳城君因叛变出逃孟胜竟与一百八十多弟子为阳城君自尽，而阳城君参与叛变孟胜亦无阻止，孟胜所报效的已不是天下人，而只是与阳城君的私人交情。墨家成员多来自庶民阶层，钜子过于亲近贵族必定遭受部分墨家成员反对，这极可能是墨徒出走的主因，墨家本为反贵族而起，而孟胜却过于亲近贵族又为其守城，这为墨家分裂的一大主因。许行学于禽滑厘，也可能是禽子晚年所收弟子，禽子虽为墨子弟子，但止楚攻宋时墨子也才三十多岁，而禽子已经可以带领三百弟子，可见禽子年岁与墨子相差不远，可能只相差十岁之内，孟子至滕时许子仍在世，以此推断，许子应为禽子所收弟子。从许子学说可知许子亦为极反贵族之人，许子应该也是当时出走之墨者。至孟子时，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已成气候，互称谓“别墨”，皆以墨家正宗自居。许行宋鈃依然坚持着墨子的苦行救世精神，但不想陷入墨家正宗之争，不想托墨者之名以自重，所以不自称为墨者，亦不想托墨者之名以自重，而且宋许二子亦非当时成规模的墨者集团成员，所以孟子也不称宋许二子为墨者。《吕氏春秋去宥篇》中所载东方墨者入秦见秦惠王遭秦墨者唐姑果排斥，可见战国中期部分墨者纷纷想以墨者之名谋求名利，已失墨者之实。而当时秦国墨者势力最大，各方墨者皆想入秦。而墨家入秦并没有使秦寝兵停战，秦兼并扩张反而加剧，秦国重墨主要是利用墨家精通于守城兵技，今本《墨子》中的兵法，实出于秦国墨者，亦已非纯墨子兵法，实为墨子守城兵技融入自商鞅变法后的秦法令（详见蒙文通先生《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而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法令进一步证明《墨子》中的兵法成书于秦墨。田鸠亦为入秦墨者，田鸠齐人，孙治让先生与钱穆先生认为田鸠即学于许犯的田系，即田鸠为许行弟子。田鸠亦入秦之墨者，而入秦晚于腹子，《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腹子其子杀人，秦惠王念腹子得一独子想赦免其罪，而腹子拒绝而大公无私去独子处死。当时腹子已老，又可见当时腹子受秦惠王重用。《吕氏春秋首时篇》载田鸠在秦三年都见不到秦惠王，最后返楚由楚王以符信推荐才能见秦惠王，可见田鸠并非腹子一派的墨者。田鸠可由楚王以符信推荐，可见田鸠在楚国活动过不短时间，并且得到楚王赏识，可知田鸠真可能曾师从许子，而田鸠入秦时早已离开许子学派，为入秦田鸠亦自称墨者，因墨者在秦惠王时得到重用。但从《吕氏春秋首时篇》可见田鸠已有纵横术士的倾向，又看《韩非子问田》，田鸠提出“主有度，上有术”，即韩非所说的法和术，可见田鸠已有法家倾向。入秦墨家，因秦国的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都倾向于法家思想。秦国根本没有墨学能流传的土壤，入秦的墨家想继续生存，只有淡忘墨家的宗旨，在尚崇狭义功利主义的秦国，根本不允许兼爱非攻的流传，秦国对墨学所所吸收的也只不过是有利于秦统治者统治的一部分，而当时留秦墨者，都成了秦国的工具，只不过是秦国要来打防御战的棋子。 

不恃人而食，反对不劳而获，其实在孔子时代已有。当时已有荷蓧丈人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荷蓧丈人学识广博，但已不耻于劳作而自食其力。当时孔子视劳作生产为鄙人之事。荷蓧丈人自食其力之精神为墨子思想渊源之一。墨子曾师从儒学，不会无缘无故反对儒学，自食其力的隐士亦影响着墨子思想创立反贵族的墨学。 

墨子的理想亦分阶段性，墨子深知一时不能打破为政者恃人而食的局面，所以墨子开始只要求为政者能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又强听狱治政，一时未对为政者提出劳动的要求，而墨子创作禅让传说，把最高理想寄托于禅让传说。顾颉刚先生的《禅让起于墨家考》中提到盛传于战国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禅让传说正好与墨家思想相合，而禅让传说被后世儒者所吸收。观《尚书尧典》可知有很重的墨家味。孟子婉转地说舜的帝位并非尧所禅让，认为尧不可能把帝位传给外人，而荀子更为直接，干脆就是禅让都是虚言不可信。儒墨都尊尧舜，但儒墨两家的尧舜形象却大为不同。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观《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言：“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即为尧舜只劳心不需劳力，这是孟子所谓的“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而《墨子尚贤》云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尸子》在《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应不为尸佼所著，为后人托尸佼之名所著，当中亦收入不少墨家的思想，《尸子卷下》云：“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又云：“尧瘦，舜墨，禹胫不生毛。”又云：“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所以劝耕也”。《文子》亦云：“神农形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尸子卷下》又云：“尧瘦，舜墨，禹胫不生毛”，这都是墨家所依托的先王形像，墨家苦行而所崇拜之偶像亦为苦行形像，显然墨家所言的舜本是庶民劳动者，因其贤能而受唐尧禅让其帝位。墨子亦希望为政者能在劳动者中选出，所以墨子弟子在其门下学习都必定要从事劳动，而墨子自己亦亲居劳作，《荀子解敝》亦称墨子：“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墨子非乐》亦称：“赖力者生，不赖力者不生”，反对诸候贵族世袭的寄生生活。“禅让传说其实正是墨子的寄望的最高理想。综上所述，墨子的最高理想与许子并耕之说相合，许行并耕之说正如墨子最崇尚大禹“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之精神，钱穆先生亦称许行并耕之说为墨学精神的最高表现。

许子又提出一种保障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经济政策：“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有前人学者认为此出于道家齐物，我则认为这出于墨家尚同之义。道家齐物是对自然万物而言，而许子提出此政策则对人类社会而言，划一物价，使物品交换中不存在欺诈，实为墨家尚同之义所演化。在战国中期农民及手工业者此最基层的劳动者不但受贵族剥削，亦受商人欺诈，许子此政策实为把墨子尚同之义改造。而孟子对许子此政策的批评，正如荀子批评墨子“有见于义，无见于畸”。（《荀子天论》）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中认为许子为道家别派，但老庄思想都不主张刻苦勤劳，《老子》言：“终身不勤”，《庄子》言：“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形劳而不休则弊，精而用不已则劳，劳则竭”，“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认为勤劳会阻碍其全性保真。《庄子天下》亦评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勤与不勤是道墨二家一大分岐。许子亲居劳作又积极入世宣扬神农之言，而老庄思想则提倡“不言之教”，许子对天下充满热诚，与老庄的出世态度完全不同，而许子的并耕之说是反对贵族世袭的不劳而获，增加生产力使天下人富足，与《老子》倡导的“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之理想相去甚远。 

《神农》一书已佚，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 托之神农。唐代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神农之言散见于诸子典籍，观其要义与商群李悝之耕战政策不类，而《商君书》只是偶尔提及神农之言。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许行为“有为神农之言者”，而许子并耕之说正与神农之言相合，可见《神农》一书应为许子一派所著。《论衡·商虫》引“《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粪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可见《神农》主要为一部农业技术典籍，当中亦宣扬并耕之说，即神农之言。 

《神农》已佚，清代藏书家马国翰先生有辑本《神农书》，但其内容博杂不纯。《神农》虽佚，但神农之言都散见于诸子典籍中，这都是研究许行的许子学派学说的主要线索。但自战国中后期起，方术亦托神农，将神农神化。《庄子》《文子》《淮南子》亦以道家的角度来解释神农之言，《淮南子修务训》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依托神农者远不止许子学派，许子、方士（阴阳家）、道家所称神农都有不同之意。 

《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爱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此言应采于《神农》，此所言民利即天下之大利与墨子同，墨子亦屡道男耕女织特别重视生产。因当量衣食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缺一不可。墨子道：“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视此三项为百姓巨患。 《墨子七患》又曰：“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者，国之宝也。因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又曰：“为者疾，食者寡，则岁无凶，为者缓，食者从，则岁无丰。”墨子也比喻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人耕作而九人闲着，此人就不得不着急。墨子此意正是抨击贵族奢移的寄生生活，同时劝人强力从事，神农之教亦为此意，其目的是为了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许子亦说：“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许子此意与墨子同。 

《文子》《淮南子》亦载神农之教：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无以养生；织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馀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错其威。

《文子》《淮南子》对神农之教的解释就有道家化的倾向，虽“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重无用之物”是墨子主张的实用主义，但“有馀不足，各归其身”则是道家化的思想，道家本不轻易受人一草一木，亦不轻易给人一草一木，此即杨朱所谓“拨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之意，已非许子本意。 

《淮南子主术训》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虽明堂之制同于墨家，但此文已是有阴阳家倾向的道家语，亦非许子本意。 

《吕氏春秋诚廉篇》载：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折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痹自高也。”此句文风简朴，应是许子一派对神农论述之文。“时祀尽敬而不折福也”,神农祭祀恭敬而不为自己祈福，亦为墨家祀祭之态度。《墨子鲁问》载墨子听说鲁祝以一头小猪祭祀求鬼神降百福，墨子说这样不可，给予别人很簿却要求别人回报丰厚，一头小猪就想鬼神降百福，那鬼神就恐怕他拿牛着祭祀了，古代圣王事奉鬼神也只不过祭祀而已，并非要求鬼神能赏赐。同篇又载墨子推荐弟子曹公子到宋国仕官，三年后回见墨子说：“当初我在先生这里求学时，穿着布的短衣，虽是野菜的饭，尚且早晨吃了一到了晚上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去祭把鬼神，现在因为先生的教诲，家境比从前宽裕了，因为家境好了，所以小心去祭祀鬼神，然而人多死亡，六畜不兴旺，自己也病了，不知道先王的道术有何用？”墨子说：“不对！鬼神所希望于人的很多，他希望人的官爵高了就让给贤人，钱财多了就分给穷人，鬼神岂是贪图那些祭品呢？现在你处于高爵厚禄，而不以让贤人，这是一不祥，多财而不以分给穷人，这是二不祥；如今你事奉鬼神，只不过是祭祀而已，而你却说：‘病从何来呢？’这好比有一百个门才关一个门，说：‘强盗是从哪里进来呢？’象这样，去向有灵的鬼求福，怎么可以呢？”后世道教劝善书亦承墨子此意。 “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此为墨子所倡导顺民之意，则兼爱天下人之精神。“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痹自高也”，此为墨主所主张诚廉之态度，正如墨子止楚攻宋后返途中路过宋地时遇天雨，避雨时被士卒驱赶，而墨子却没对士卒说救宋之事，当时没有人知道墨子救了宋国，墨子一直保持低调从不张扬，这与孔子的“肉割不正不食，席放不正不坐”和孟子所谓“有其道则可受于人”的作风完全不同，此亦为墨家最能打动世人之精神。 

    《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此正是墨家崇尚的舍身为天下之精神，正如《墨子经上》云：任，士捐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云：“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神农尝百草正是为身之所恶而成天下人之所急，神农实为一位“大禹式”的能舍己为天下的理想圣王。 

《商君书画策》载：“神农之世，民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墨子说“僻淫邪行之民（品德不好的庶民）”因“入则无食，出则无衣”而成为强资，“寒者不得衣，饥者不得食”是盗贼产生的根源，当天下人富足，天下没有盗贼，有刑罚也无人受刑。而“甲兵不起而王”则有墨家寝兵之意，此即许子的理想世界。而此句思想与法家相去甚远，法家重耕战，国家越富足越要对外扩张。 

《商君书算地》《商君书开塞》载：“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尸子卷下》亦云：“神农并耕而王，所以劝农也”。神农教天下人耕作又与民并耕，故为当时最贤能之人而成王，天下人都向神农学习，此正是墨子尚贤尚同之义，犹如《墨子尚同》云：“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因在天下人中选最贤能之人为天子，此天子智慧亦必定高于他人，所以天下人都视天子为师，学习其贤能。 

《尸子卷下》载：“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联之比神农，犹旦与昏也。”此唐尧自言不比神农，亦许子一派依托之言，儒家孟子为许子论敌，孟子以尧为最理想之圣王，许子一派则托言唐尧自言不比神农，以神农之精神高于唐尧，此为许子一派反击于孟子之言。

《尸子卷下》所载：“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此为方士所依托之神农，已将神农神化，与许子一派所言神农不类，阴阳方士亦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兵阳阴家有《神农兵法》一篇，已佚，此亦出于方士而托名神农。 

《汜胜之书》引神农之教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此视食为一国之根本，亦最重要之资源，战争中一国粮食不足城池再坚固士卒再多亦不可能守住。《墨子杂守》中亦引墨子言称城池有五种不可守，其中“人众食寡”亦不可守，《汜胜之书》所引神农之教此言亦与墨子守城技相合。 

《墨子鲁问》载鲁国之南有一人叫吴虑，冬天制陶器夏天耕作而自比舜，墨子前去见往，对吴虑说：“翟曾经计算过了。翟亦想耕田给天下吃，最多也不过抵上一个农夫的耕作，分给天下人，每人还得不到一升粟，即使能够得到一升粟，也不能使天下的饥者饱食，那是很明白的事了。翟亦曾想到织布给天下人穿，最多也不过抵上一个妇人的纺织，分给天下人，每人还得不到一尺布。”又说：“假定天下都不会耕田，而有一种人教人耕，和那种不教人而自己单独耕田的人，谁的功多呢？”吴虑说：“教人耕者功多。”但以墨子的作风，即使教人耕者有余力亦要从事劳作，因墨子主张人与人之间应“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此亦正如荀子所说：“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许子一派亦因此意而著《神农》传导农术教民耕作。同篇又载墨子说：“翟以为不如诵习先王之道，而研究其学说，细察其文辞，上以游说王公大人，次以游说平民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我的言论，国家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我的言论，行为必得修正。”墨子所谓：“习先王之道”实为托古改制，墨子的先王之道与孔子所习先王之道本就相去甚远，墨子反对儒家的“述而不作”而主张创新改革，许子亦承墨子此法托古改制，依托神农之言上说下载，而许子比墨子更为直接更为激进，直言要滕君与民并耕而食。 

《刘子慎独篇》论神农并耕之说称：“是以雕文刻镂，伤于农事，锦缋綦组，害于女工。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欲禁人为盗，是扬火而欲无炎,挠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此都为墨家上功用而大节俭之意，《说苑》载墨子答禽子曰：“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慎独篇》又称“饥寒并至，而欲禁人为盗，是扬火而欲无炎,挠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此亦墨子所谓“入则无食，出则无衣”为盗贼产主的根源。《刘子慎独篇》此言亦可知神农学说（许子之道）亦重实用，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为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使天下人富足又不会陷入腐化生活，盗贼才不会产生，天下才能太平。此亦与墨子之道同，《荀子解蔽》饥墨子其道“敝于用而不知文。”《刘子言苑篇》评农家言：“无尊卑之别，失君臣之序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称墨家：“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荀子《非十二子》亦饥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许子与墨子之道在都被视为乱其上下上序尊卑之分。 

《孟子滕文君上》所记许子作风正如《庄子天下篇》论墨子、禽滑厘“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 以自苦为极。”许子之道，与当时贵族的宗法制度为敌，乱其上下之序，毁其尊卑之别，而被孟子所非。但自神农之言出，后稷之名渐微，可见神农之言在当时影响彼大，使孟子一派亦大作篇幅去批判其言。神农之言所维护的与墨学一样为庶民阶级，其理想使天下人平等富足亦与墨学同，而许子更激进要将墨家内部的生活方式推广至全天下，无论许犯、许行是否为一人，神农之言源渊于墨学，为墨学之流变则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