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殷鉴与启示——读《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

    这几天密集拜读人民教育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储朝晖所著《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

    中国近代大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在制度上主要受到西方大学的影响。国人所办京师大学堂是仿日制，北洋大学堂及震旦公学则是仿欧制。而外国教会所办大学，则直接受到所属教派的影响。对于大学的内在精神是否完全引自外国，历来有二说，一主张完全沿袭自西方产物，一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转换与生成。作者则采调和折中立场。他认为所谓“大学精神”是：“关于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大学设置与运行中的体现”，精神主体是“士”，精神内容是“道”，两者结合起来，则是“士志于道”，是“明道济世”，是德治、做人、和合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经世致用”。

    透过本书，作者企图重建高教发展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应先建立大学精神，再以此指引中国未来大学的发展与运作。透过近代大学历史的梳理，希望达成此目标。作者点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其兴衰要视大学学人（成员）能否自主。诚哉斯言，此点不仅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该书对当代的启示笔者以为有几点：第一，大学精神的维系与发挥，涉及四方面人的认识与行为，一是政府主管机关、二是大学校长及领导管理层、三是大学教师、四是大学学生。如果第一、二类人不尊重大学，让行政凌驾学术，试图干预、扭曲甚至戕害大学精神，不尊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以为“官大学问大”、“以己意代公意”，则大学危矣。但是更可虑的是，大学教师与学生如无自觉自重，随波逐流，那么大学精神也将不复存在。

    第二，现代大学结构改变冲击传统精神。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大学的学校规模迥异以往，学生人数动辄万人，而非早期几百人，他们分布在多校区，不论在办学，或是大学的功能上，都出现变化，不再限于过去的教学、研究或社会服务，管理上也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而依大学生占学龄人口总数的比率看，大陆高等教育也从特罗（M.Trow）所谓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而台湾更趋向普及化。然而随着机会的扩张，连带毕业生就业困难及学历贬值的问题，这些困扰许多大学领导者。如何在变动与压力下，为大学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十分重要，作者回头寻思大学的精神以期让心定下来也是途径之一。另外，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环境下，大学运作日趋市场化、商业化，甚至麦当劳化，世界各大学纷纷追求卓越，追求世界排名，管理主义、功利主义、评鉴主义入侵校园，以致校园商业色彩日浓，人文淑世情怀日淡，多见经费资源争取与分配，少见义理争辩，遑论大学精神。在此风潮下，读本书应有暮鼓晨钟之效。

    第三，大学主事者心态百年少变。书中指出梅贻琦的务实精神是“专”，而专有三层含义深度，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专干一件事，决不朝秦暮楚，见异思迁，今天做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见该书第280页）。没想到梅氏指责的现象，今天依然可见。有些人乐于干行政，学校一二级行政主管轮着干；有些人主任选完选院长，院长选完选校长；甲校任满选乙校，乙校落选选丙校，活脱一幅现代版儒林外史。

    总之，如果大学失去办学理想或办学精神，或是都变成同一种办学模式而失去特色，则是高教发展的不幸。不论环境如何变，“学术自由，多元创新”，应是大学精神的核心。

    （作者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教育学院前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