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祭祀与郊庙歌辞——评《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

    汉—唐国家祭祀形态实际上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一连串祭祀活动，以祀天、祭地、享人鬼为主要内容，通常由历代帝王所主持，来确立君主即位之合法性、王权之正统性和神圣性，即“神道设教”。《郊庙歌辞》就是这些国家祭祀仪式中的歌辞，在古代属于仪式化的雅乐体系。由汉至唐的历代《礼乐志》、《郊祀志》中，对上帝祖先祭仪的描述占了极大比重，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祭祀歌辞，成为贯穿上古到汉—唐郊庙诗歌发展的重要线索。汉—唐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总是以古老的祭祀观念和祭祀仪式为依托，借助“王者功成作乐”的历史惯性，谱写新的歌辞以告慰祖先，诗乐舞这一综合艺术活动就成了国家祭祀仪式的中心。除历代礼乐志保存的郊庙诗篇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保存了汉至唐的郊庙歌辞，在总数一百卷的篇幅中，郊庙歌辞占了十二卷，可见此类歌诗在汉—唐乐府中的重要地位。

    张树国教授《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涉及到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以历代史乘里面的《志》书作为基本线索，清理出由汉到唐国家祭祀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注重与郊庙歌辞之间的有机联系;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主要包括郊祀(祀天、祭地、五帝祭、日月祭、明堂祭、山川祭以及巡狩、封禅)与宗庙(享人鬼)两大部分，在五礼之中属于吉礼。本书用了六章的篇幅探讨郊祀门类，郊祀歌辞就是这些国家祭祀仪式上的乐歌。

    其次，从庙堂文学的本质来说，陈腐的东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由于史料的偏倚，往往详于庙堂而忽略世俗、强调华夷之辨而对胡部新声评价不高。本书注重对郊庙歌辞创作史中“变雅”因素的研究，揭示其文学生命力的来源。如第十章“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古典史诗形态及宗庙祭仪之关系”，提出了“舞蹈史诗”这一类型，如西周初年的“大武乐章”、《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等部族史诗都与宗庙祭仪结合紧密。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基础上，创作鼓吹曲辞，表现本朝定鼎开基之历史，用于宗庙与宴享;北魏早期的《真人代歌》，唐贞观年间的《秦王破阵乐》等，具有表演性、戏剧性和诗乐舞综合性的特征，是古代雅乐的重要组成。第十四章“变雅:庙堂雅乐的生命张力”，将“变雅”作为古典美学上的“通变”范畴和正统雅乐的自我更新机制，具体体现为郑声入雅、清乐入雅、胡音入雅以及儒、佛、道三教入雅。历代帝王频繁地告代祭天活动，也是变雅活动经常发生的原因，凡此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庙堂雅乐本身的生命张力。

    第三，《郊庙歌辞》是汉—唐乐府中的一个重要、独特的门类，与历代王朝的礼乐制度密切相关，与《乐府诗集》其他十一类具有质的区别，往往为各类乐府学著作所不道，更谈不上研究了。研究成果比较薄弱，研究也不系统，基本上就诗论诗，到现在为止，还未出现系统的、有分量的专著。

    《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曾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结项时获得优秀成绩。可以说，本书通过扎实的开拓性工作，较好地填补了汉唐诗歌研究领域的空白，始终注意和充分利用存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的互参，使相关论述具有厚实的文献基础，结论令人信服。该成果系统讨论了从汉至唐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郊庙制度的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唐郊庙歌辞研究的空白，具有鲜明的开创性。

    《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张树国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