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回忆早期的《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迄今已60年。一个甲子，是为花甲之庆。我作为它的早期编辑之一，为它志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我国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份刊物有一点联系，《文学遗产》成为几代人的记忆。对于它的成绩，作为曾经的编辑，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但早期的《文学遗产》，也充满了风风雨雨。说起来，未免会有些许苍凉。物换星移，是免不了的，但早期的档案资料包括数量最多的审稿单，存档的刊用稿，上面留下的不仅是作者的笔迹，还有编辑修改的印记。这些，经历“文革”以后，已片纸无存，编辑部历年精心购置的图书也大多下落不明。

    《文学遗产》是作协古典文学部创办起来的。说起来，也是缘于老作家们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他们有旧学的修养，许多人还兼事研究，有专著。但终究因为刊物的研究性质，所以1956年随着古典文学部的撤销而划归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了。恰在这时，文学所也从北大改隶于中科院，编辑部就从东总布胡同直接迁到中关村。文学所的所长就是原作协的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当时他也是文化部副部长。副所长是原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何其芳，《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是原古典文学部的另一位副部长。也正是此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翔老（编辑部的人对陈翔鹤同志的昵称）说服我做了《文学遗产》的一名编辑。郑振铎和何其芳都很关心这份刊物，翔老作为专职主编，更是为它付出了晚年的全部心血。

    早期的周刊，翔老是主心骨。从创建编辑部、编委会，建立通讯员制度，到制订编辑方针、计划，他都精心考虑。当时，东安市场和西单都有旧书摊，逢假日，我还随翔老一起去这样的旧书摊淘过书。平时，翔老也和我们一样天天来上班，不迟到早退。一袭布装，腋下夹着一个蓝底花布包，里面包着文件资料或带回家看的稿子。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揺摇摆摆，极为慈祥而平易近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引领我走上编辑道路，默默影响着我的人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专家希望中青年学者尽快成长起来，建议编辑部留意发表他们的成果。翔老没有辜负老专家的愿望，他一再告诉我们关注年轻人的来稿，说“凡有一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要注意。有缺点，可以提出来修改，帮助他发表。翔老又关照，老专家的文章，我们不要轻易动笔修改。他的文章这样说，这样写，必有他的考虑，我们先要读懂、弄清。但又不是一律不得动，凡涉及内容的修改，我们都要先提出来和作者商量。但我们也发现，老先生的引文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按程序，凡决定发表的文章，都要找可靠的版本，查对引文。老先生引文不准确，常常是因为凭记忆而来。为此，刊发的文章常常经过不厌其烦的修改。

    《文学遗产》鼓励中青年来稿，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各自领域的专家、教学骨干或者教授、博导。说起来，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第一篇论文还是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但构成早期周刊的主力仍是当时著名的老专家、老学者。创刊号和最初几期的作者是郑振铎、冯至、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詹安泰、聂绀弩、罗根泽等人。可以说，当时健在的老一辈学者、专家都有研究成果在此发表。

    《文学遗产》虽然当时只是《光明日报》的副刊，但它的影响之广，超出了预想。当时的高校并不都办学报，即使有学报也未能有它那样的全国性影响，它的读者遍布各行各业，从专业研究工作者、教授到中学教师、古典文学爱好者……

    早年的《文学遗产》经历了自己的风雨沧桑，虽然也获得了一点成绩，只是为今后的办刊工作提供一点经验和教训。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空前发展，《文学遗产》也已迈入一个新时期，它不断展示着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座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