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的特点与贡献

    最近，研读了魏义霞教授奉献给学界的又一部力作《中国近代国学研究》（以下简称《近代国学》）。在我看来，《近代国学》的贡献和特征是多重的。

    其一，它以历史还原的方法，真实再现了近代国学称谓及内涵的演变轨迹，从而积极回应了时下国学热潮中关于概念起源及意义等的争议与疑惑。国学一词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指官学、国家之学，相对于私学、民间之学而言；在近代思想家这里，主要指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相对于西学、异质文化而言。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炳麟是近代中国的五位国学家。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称谓即“孔教”或“孔子之学”，“百家皆孔子之学”，故所指实是整个中国文化”。梁启超最早明确提出国学概念，他的国学儒墨道并举，内含“德性学”与“文献学”。严复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观念，主张学术与宗教相剥离，主张中西相通、中西互释，尤其重视以中学疏导西学。而章炳麟的国学称谓为“国故”，他热衷于整理国故，宣讲国学。尽管称谓不同，具体内涵各异，然近代国学家皆不约而同地宣称其国学乃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精神命脉、精神依归，具有其不容替代的意义与价值。时下关于国学的讨论实乃近代国学之延续。

    其二，运用宏观把握和微观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就近代国学的丰富内容作出全面而深入的阐述，从而填补了近代国学系统研究的空白。宏观把握主要体现在“导言”和“结语”部分，计十余万言。其中，“导言”围绕近代国学的历史语境、不同称谓、演变历程、特定内容、核心话题等重大问题做出富有创见的论述。以宏观认识为导引，作者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就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的国学思想做出深入详尽的阐述，从而经纬交织、纵横协调、相互印证、相得益彰。而“结语”则立足于微观阐释，围绕国学与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国学与宗教、国学与儒学等重要历史与现实问题作出思考，得出启示，回应“导言”，从而使全书收到首尾呼应、前后连贯的效果。

    其三，广泛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揭示近代国学家国学理念的不同侧重和个性特征，从而呈现出近代国学多姿多彩的生动景观。面对作为外来文化的西学的强势涌入，中国文化如何应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近代国学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因而也就有了近代国学家的中西文化观。重建中国文化究竟应以中学为主抑或以西学为主？相比较而言，康有为、谭嗣同均以中学为主；严复以西学为主；梁启超则中西并举，于旅欧归国后复归东方文化；章炳麟以中学为主，注重从纯学术角度界定国学。而以中学为主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其中学所指又各有侧重。作者特别指出，近代国学家虽然已经看到中西文化之差异，但他们更看重中西文化之同，即相通性近似性乃至一致性。这是为了证明中国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文化，甚至早于优于西方文化，以此提升国人的自信心进取心，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

    其四，见解新颖独到，剖析深刻透彻，读之回味无穷，思之启示多多，亦是《近代国学》的一大贡献和特点。作者常发前人所未发，使人耳目一新。如通常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或批判思想家。作者经过分析指出，谭嗣同否定和批判的只是三代以后的文化，于三代之前的文化，他是肯定的，尤其推崇孔子之学和周公之法。再比如，作者冷静地看到，正是康有为对孔子之学的无限夸大，让其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全权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使孔子、儒家不堪重负，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批驳，至于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以反孔教、反礼教为口号而与传统文化决裂，亦与此不无历史关联。作者进而得出认识，无论夸大还是抹煞儒家文化的价值都不利于其在当代的发展，有必要给予儒学一个恰当、合理的定位，摆正儒家与其他学术派别之关系。这一认识令人清醒理性，发人深思。

    作者在《近代国学》的“结语”中，曾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国学在路上。然也。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