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邹东廓年谱》

    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是王阳明在江西的及门高弟，其学于王门后学中最称纯粹。刘宗周以为守益于师门之教，“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而阳明之教，“卒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黄宗羲则说：“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守益）为宗子也。”然学术界对这位“王学宗子”，特别是其生平行履，却向来欠缺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中山大学张卫红著《邹东廓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则可为学术界补此缺憾。

    《邹东廓年谱》共39万字，是作者沉潜多年的一部关于邹氏研究的力作。窃以为该著的主要学术价值大致有三：

    一是哲学与历史相融合的编撰视野。邹氏对阳明学说以继承为主，曾被同门视为“一唯师说之守”，可见其平典质实，而他的学术贡献，也正在于对阳明之说“斤斤以身体之”，略无畔援。乡居四十余载，从事讲学不辍，以戒惧敬慎之功来实落“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教，以振起人心，以化导乡俗。年谱的作者自觉以梳理谱主思想与实践的一体性为主线，对邹氏生平行事、思想开展、推行讲会、乡族教化与建设实践、交游活动等等，都作了全面整理，颇为细致地展现了江右王学与地方家族、地方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不仅揭示出谱主学行全貌和阳明学思想与社会关怀的内在统一性，也体现了作者注重哲学与历史、思想与社会文化一体性的方法论自觉。

    二是细致深入的人物、史实考订。该著以按语形式附有与邹氏相关的人物小传或简介，共有360余人，对有关讲学场所、地名等，也做了翔实的考证，共有数十处。就人物而言，其中有110余位未见于《明儒学案》的记载，是当时的“草根学者”，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的主力传播者，也是影响地域政治文化生态的主要力量。又有115位江西省、府、县级官员，其中84人以各种方式参与或支持讲学，“良知”“学政一体”等思想直接影响了多位地方官员的施政理念，从中可透视阳明学对吉安地域政治、文化生态的辐射与影响。这些由个案考订积累起来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王学在地方社会深入传播的状况与机制：一是讲学获得了草根学者所在宗族的支持，学术通过宗族网络得以深入传播；二是阳明学具体地渗透至官员群体，在这一最具话语权的士人群体中获得了一定认同。这两股力量的支持是王学能够在江右地域深入持久传播的重要原因，为浙中、泰州等其他地域的王学所不及。年谱中的这些细微之处，不仅可见作者用功之勤，而且就王学的传播史研究而言，本著在某种意义上也堪为范例。我曾新编整理《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因对有关地方人物、地名未加详考，造成一些错误，张卫红曾写信与我，一一予以指明，趁便谨致谢忱！唯俟将来重订该著，再行纠正了。

    三是丰富多样的史料征引。该著征引明代史、志、家谱、文集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相当丰富。为撰该著，作者曾多次到吉安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到邹氏家谱6种，借助传世文献未见的大量邹氏家族人物传记，首次整理了邹氏家族人物小传及婚配状况表。王学在邹氏家族中的数代传衍及邹氏与其他阳明学者的宗族联姻状况借此得以清晰呈现，也提供了一个学术通过宗族网络得以深入持久传播的充分例证。

    章学诚谓年谱乃“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故年谱之作，并非谱主生平行事的平面化叙述与简单罗列，通过谱主的生活历史之记述以彰显其人其学的精神指向，进而彰显其时代之整体的生活图景与精神气貌，当是更为重要的。本著对谱主所处时代之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及其与王学之关系的研究，则仍有深入开掘的空间。但就邹氏的研究而言，读者通过该著，则当能见其“无一日不讲学”的活动身影。邹氏以“致良知”说对地方官员之不遗余力的亹亹启导、以“万物一体”之情怀而致力于移风易俗的乡族建设、时刻以“戒惧以致良知”的自省观照与实践之功，真跃然于字里行间矣。诚然，在政治以“把持”为主、学术以功利为主的中晚明之世，邹氏等阳明学者之巨大的求道与传道热诚，绝非是一群儒生不谙世事的天真臆想，而毋宁为古来儒学之士要以天道之至上价值来引导现实政治之“王政”理想的卓越追求与实践。作者的用意，或许正在于要借邹氏的年谱来彰显这一古典学术传统的精神气质吧！

    （作者董平 单位：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