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丝路考古的奠基之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骑骆驼在西北考察

　　黄文弼（1893-1966），20世纪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

　　1927年，以斯文赫定为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黄文弼作为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加入其中，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他一生4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万公里以上，探查遗址数百，重点发掘数十，并有详略不同的记录。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黄文弼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西北、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

　　黄文弼最早发表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的《高昌砖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他们断言“西北科学考查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向达语），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郑师许语）。

　　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在他后续出版的《高昌专集》增订本（1951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兽形足盆形象考释》《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等论文，奠定了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日本学术界著名的西域史专家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幹之助等，都紧密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及时写出出色的书评在日本发布。对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欢呼：“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结合土垠遗址汉简和考古遗址，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作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发现。而对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差异的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详细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今于田）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从而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亚探险与考察，一直是欧美和日本等东西洋各国的专利。黄文弼的成果，代表着中国学术界对新疆地区从事学术研究主权意识的觉醒。

　　20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可谓西域史地考察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他考证丝绸之路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都体现了黄文弼守正出新、开创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