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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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多年前我就读于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时的一篇毕业论文。虽然光阴荏苒、世事变迁，自己和社会一同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在今天，当我有闲暇的时光，重新打开并静读这篇尘封的文章时，心中又有了很多的感受。
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无时不在改变着我们民族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把我们民族从沉沦和探索的困苦中带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骄傲，为我们的未来而充满信心。
但是，在社会高速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而有些问题正随着生活发展的深入而愈加显现。比如，环境的污染愈来愈严重，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又如，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社会的道德水准却急速地向下沉沦，人的心灵的荒漠化现象日渐严重。
为什么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人们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呢？这些问题不时地引起我们的思考，并苦苦思索和寻找着答案。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儒家、道家、释家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 态度。曾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不读孔孟，不能入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懂禅佛，不能出世。
如果一味地入世，在当今世界，在世俗利益的竞争与追逐中，你或许会感到过于疲惫，在霓虹闪烁、灯红酒绿的诱惑里，你甚至会迷失自己；
如果你想远离滚滚的红尘进入佛性的世界，那也不太现实，因为在这个原本美丽的世界里毕竟还有许多值得你去留恋和追求的东西，更何况还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在这两难选择的时候，你不妨去选择第二条道路，走进老庄的精神世界，走进“道”的天地，在那里虫鸟是你的朋友，天空是你的屋宇，山林是你的果园，那片萋萋芳草就是你屋后的菜地……
其实，这原本就是我们熟识的世界，依然散发着温馨的气息，只要你暂避世事的纷扰，暂离功名的诱惑，他就会重现在你的心里。
……
如果在偶然的机会里能读到我的这篇文章，是否还能激起你的共鸣？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和探讨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首先，本文简要地阐述了庄子人生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据，认为每一种哲学的产生都是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从儒家只关注现实社会到老子既关注现实社会也关注个体的人本身，最后由庄子沿着老子的路线完成了系统的人生哲学。随后着重研究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和性质，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和其他人生哲学一样都不能回避三个根本的问题：
一、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二、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实现生命在一过程？
三、怎样对待生命的终结？
庄子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有限，为此庄子通过自然逍遥之道，通过审美超越等手段解决了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但要完成这种超越，人还必得以现实的生命为基础，正因为现实生命的存在，人的超越才成了可能，由此庄子重视现实生命。但庄子毕竟和儒家等别的哲学有所不同，他所重视的现实生命是排弃了存在着的现实社会的，庄子的现实生命只是那个活泼泼的原始生命本身以及和谐而自由的精神世界，由此推衍出庄子重自然，因而保真养性成了实现现实生命的根本。
在死亡问题上，庄子一反悲观的色彩，认为生死均属自然气化，故而应该乐观的生、超逸地死。
其次，探讨了庄子哲学对人们的影响，通过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到庄子哲学的最大实现者陶渊明的分析，我们看到庄子人生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对社会发生的巨大作用，并对中国古代文学、美学和人们的情性产生影响。
纵观庄子的人生哲学，我们可以觉察到它是反社会、反历史的，它极力排斥以儒家为代表的现实历史社会，认为现实的历史社会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庄子哲学也是反文化的。一切文化的结果都会化作对人们理性的约束，这是违反庄子哲学的本质的，因为庄子倡扬一切都应自然的存在。
我们还看到庄子哲学是一种对人的关怀，不论这种关怀是否完善，而人总是需要某种关怀的，因而庄子哲学必然具有存在的价值。
一、庄子哲学的由来
“无物妄然，必有其理”。
没有一件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一件事物的存在是孤立的，既然能长久的存在，能够在其存在的周围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足以因这个位置而发生对周围的影响，那么作为一种存在体，它自身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就象一条畅亮的小溪流经我们的眼前，虽然可能因回肠九曲的河道阻滞而显得凝缓，但我们毕竟可以沿波讨源，寻找足以使它长流的源头。有了这源头，我们可以无限凝视脚下的脉流，可以预见它未来不安的流向。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脉的道家思想，它虽未占着主导地位，但它却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成为我们民族人格组成中特有的一部分，并在当今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更显示着它的生命力，无论人们对它存在的评价如何，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它的产生根据作探讨和研究。
我们知道，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历史的外在形态看，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改朝换代的频繁，但朝代的实质（包括意识形态、封建政体和社会结构等）并无多大的改变，只是换代而不是“完”代。如果我们避开历史形态那琐碎的表层而深入到历史形态的深层结构中去，我们就会发现碎断的历史有一条绵延的主线贯穿着，成为我们民族的生命之线，这就是儒家哲学。
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上古之“道”已处崩溃，先前的思想也已混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时有一大批思想家活跃起来，其宗旨都是想为动荡的社会找到重新安定的依据。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尚西周之盛，循先帝之道，崇先王之德，主张“克己复礼”，认为只要克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以一种称之为“礼”的最高准则约束之，社会就会回到西周时代安定昌盛的局面。孔子看到了当时社会动荡的根源是由于各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夺的结果。
和孔子处于同时代的老子也想为社会的安定和福乐寻找理论依据，但和孔子绝然不同，老子认为：社会动荡是由于人们自身智慧的结果，只要这种智慧存在，社会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老子主张“恒使民无知无欲”[1]，君主对于百姓只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2]，便能“无为而治”，极力反对人们智性的存在。“以智治国国之贼”[3]，“民多智慧而邪事起”[4]，倡扬顺乎自然天性，“我无为而民自化”[5]，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同时，老子并没有象儒家那样把眼光只投射在现实社会，极不关心个体的人，而是把一部分眼光温柔的投射到了个体的人身上，在老子看来，现实社会的安定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个体的人在精神上的极大和谐与自由，换句话说，和谐与自由是人获取至高福乐的必要条件，而现实社会的富安只是充分条件罢了。对于如何获得和谐与自由，老子认为必须“致虚极、宁静笃”[6]，以至达到“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7],只有“见素抱朴，绝学无忧”[8]，才能“虽有荣观，燕处超然”[9]，而得“仿佯尘垢之外，倏然而往，侗然而来，故无辙迹”，因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0]，要知“物壮则老，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11]。老子的出现无疑为时常困扰在黑夜之中的人带来了星亮的光焰，借着这光焰，人们看到了流经脚下的那脉安谧的细流，正待顺流而去。
这时，庄子已独离我们很远很远，在众人都企望驻足的地方，构筑着那片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汪洋大海 。
二、哲学何为？
所谓人生哲学就是人们对自身的整个生命的根本看法，毋庸违言，人的生命观是人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转向探寻人的内部宇宙及论证或加固自己存在的安妥性的一种依据。
对于柔弱的、困乏和飘忽的人类，为了能顽强的生存下去，总得有一种精神的依持，唯其如此，才能见出那存在的坚定、真实和可靠，无论他以那一种哲学甚至宗教作为依持的对象；无论他所依持的是那能给他带来无限福荫的大树，或是临近深渊的嶙峋的山石，都能给他带来一种无限信赖的感受，一种巨大的安全得可以无视脚下坎坷而仍能坦然自若地走向前途的心理。从此，他不感到寂寞，纵然他面对的依旧是寂寞的世界；从此，他不觉得孤单，尽管他仍影形相吊，它便成了一位无形的伴侣，伴陪着他走向遥远而又短暂的生命之途。
人生哲学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命的一种把握，它最终通过人的生命实践化作一种内心体验。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自身的多向性，人生哲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成了可能，就是对于一个特定的人，其不同阶段的人生哲学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产生或选择哪一种人生哲学既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也与自身的内在性情和已有的人生体念有关，因而，人类有必要为自身创造无数种的哲学思想作为智者对众人的终极关怀而提供给每一个人作选择。
我们已无权选择这个世界，但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那么，我们就把这唯一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吧！只要这种选择尽可能地合乎固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
人生哲学有其多样性，如果我们排弃哲学的外在形式，就会看到每一种人生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是什么存在的根本问题：
（1)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2)以何种方式来完成现实生命这一过程？
(3)怎样对待生命的终结？
那么，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接触着无限的事物，并因着自己和各种事物的关系而产生着种种的情绪，或喜或悲、或乐或哀，无论这些情感如何，都没有来得对于自身的问题，对于自身生命所带来的困惑和不安让人惊愕，不管这种体念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空间是那么广袤，而人是多么的渺小；时间是那么遥长，而人的生命却是多么的短暂，人类无时不在一种困扰之中，这种困扰不仅来自外在，更来自人的内部。人的智慧愈高，自我意识的觉醒愈强，这种困扰就愈大——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
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也为人的存在作了有限的规定。正是这种规定，为人们指定了一种实在的有界世界，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中时常会有一种笼居的感觉。
培根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常祈盼去改变这个世界，最终却被这个世界所改变，这种人的能力和寿命的有限性构成了两把枷锁，架索在命运的咽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凡人都有一种企求，只要他是完整的人，他就希望着一个无限而充满自由的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挣脱一切固有的束缚，打破一切阻止人超越的障碍，以新的姿态去自由地实现生命的高度。
“无限”为人类有限的生命之场在拆除了藩篱之后展示了一个广阔而神圣的世界，也为通达这个世界暗示了一条通道，为时刻悲郁着的生命昭示了一片欢欣之光，这欢欣之光的笼罩才为人类的实在世界增添了几分可以追求的温爱之意，犹如离开母亲右乳而啼哭的婴孩即刻又从母亲的左乳得到了满足，这是神圣的母爱，而母爱本身就显示着无限的律动。
神秘之光的出现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无限性的追求提供了实现的可能，这无数条通向神秘之光的道路中，其中有一条坦荡而广阔的道路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身边，这是庄子哲学在二千年前为我们铺设的，神秘之光的出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但这茫茫的彼岸世界的通达须有可靠的航船的引渡，对此，庄子也已经为我们准备着——这就是他的无为逍遥之舟。
三、庄子哲学的精髓
在庄子看来，我们能感知有限，是因为我们离现实太近，为了增大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能达到逍遥于物外，任天而游于无穷，首先要坚持无为，要达到无名、无功、无用、无己，超越一切名誉和功利之上，如果不能超于功名利禄，那么心意就不能自正，就会使自己的生命意向受到拘束而丧失其真性，这样，不但不能达于逍遥，而且最终会被外物所累而使自己的原始生命本身受到损害。
“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12]，这便是无才之德，是无为之德的具体表现。其次还必须无待，鹏之九万里虽为大，但必待大风而后行，此为有待，不能达于逍遥。等待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起码可以说，等待就是因为希望的存 在。庄子在无为之后接着无待，就是要人们放弃对于一切现实希望的追求，放弃对于外在的一切感受，泯情弃知，最后达到“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其味”[13]，这不是愚者形象吗？而这却是庄子极力塑造的所谓智者，“无知之知，是为真知”，在庄子的眼中，这是放浪形骸者的风度。
逍遥的目的是为了达于无限，但还必须具备逍遥的心境。逍遥之心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其实都沉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是未被激发而已，因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那个忙碌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而那个真实的自我并未觉醒，所以，逍遥之心的获得，只能是在静虚的时空里让真实的自我自由地呈现。“内我而外物”是一种准则，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庄子一再提醒的，同时逍遥之心得加入到逍遥之境中去，成为这个超越之境的有效体念者，并把这体念强化成生命本身的超验存在，这样心与境的契合便完成了逍遥。
由此看来，庄子的逍遥确实为我们通达于无限提供了依据和可能，至此，我们也许还会追问，为了尽早乘上庄子的逍遥之舟，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呢？
世有万物，物有各异，人不可能穷尽而认识，“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遂无涯，殆已[14]（怎么不感到倦怠呢？）。”面对这种困境，庄子为我们指示的出路何在？庄子认为既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要对生命的有限进行无限的超越，就得抓住本质性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面对深奥难测的生命世界，我们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去取得完全的认识。在这个体进入迷茫之际，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笼罩在万物之上的一道圣光，它不是地在为我们闪烁，这便是“道”，然而，对于“道”的领悟，对“道”的圣光的窥视，非得“丧我（即外在的我）”不可，即要抛弃显现为表象的和外在的我无时不联系着的万物，消除在“道”的圣光上障眼的迷雾，使“道”复现为真实的存在，但“道”的复现是以内在的“我（即本质的我）”的真正确立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本质的“我”的存在即是“道”的显现，因此，庄子把本质的“我”提到了至高无上的“道”的高度，在庄子看来，本质的“我”就是“道”的体现者。
在庄子的哲学中，“道”是形而上学化了的，无可捉摸的一种“实”象，是无形、无名的、超言绝象的万物的本体，是万物的泉源。如果发现了“道”
也就抓住了万物的本质，这就是庄子采用的方法：现实的不能把握，我们可以通过超现实的途径去把握。“道”犹如无声的天籁，作为最高的音乐，想获得别无它法，只能各其所自取。“彼此俱空，是否两幻，凝神独见，而独对于天下”[15]。
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其所谓的“道”即是那能使有限生命扩充弘扬为无限的东西，它游离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时时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本，我们即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其实在庄子看来，能让我们有限的生命通达于无限之中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自然”，我们无须外借什么手段，只须从“自然”中去寻找。
在庄子的眼中，“自然”有两种含义：一是没有丝毫人为的力量加入就显现在我们眼中的那个本然存在着的世界，它的显现是独立于人的，是一种形象的显现。二是指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压迫而自由地流露着的一种真性，一种赤子之心，它是内在于人的，它所依持的是感觉而否意识。不过在庄子的那里，这两层含义并不是绝然孤立的，它们互相交织融合着，从而使“自然”有着完整的内涵。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庄子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也是庄子人生哲学赖于建立和存在的依据。可以说，庄子的人生哲学体系是从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为基础而展开的，“若非自然，谁能生我，若无有我，谁禀自然乎？”在庄子的眼中，自然是以最温爱和谐的面目出现的，人和自然是非对立的。庄子极力否弃人对于自然的功利性目的，人不应该用功利的手段去毁灭自然地存在着的世界，相反地，自然是一块给人以永久欢乐的丰茂园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我们时常用透露着真情的目光去投视，不然庄子何以以神奇的情绪惊呼“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呢？
人和自然既然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发生联系，那么必将有一种崭新而奇特的方式使二者发生本质的关联，庄子不愧是一个智者，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可靠的桥梁——审美。
从形式上看，审美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着的世界与一个自由地流露着的真性完全“化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然的生命突破了一切固有的限制和束缚，成为一种游离状态，“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从山水之中、林气之末，我们找到了久已遗忘的真性，本然的生命复归到圆满状态。
从本质上看，审美是一种手段，他走进了为自己设置的那个天地之中，那奇幻的景象足于使人产生迷狂，使人忘却一切曾经遭遇过的不安和焦虑，排除一切非生命的东西的拘役。“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16],以致“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17]。
庄子所推崇的审美结果，是一种对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自然的“本我”生命的弘扬，是对外在的“我”的最大丧失，最大程度地让“我”进入“自然”的状态，从而达到“蝶我胥忘”的境界，“静而与阴同，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18],生命超越了笼罩它的无限的时空，生命已高扬为一种至高至柔的宇宙之气，充塞在天地之间，使生命时常感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9]。
庄子通过审美超越解决了生命的时间性问题，从而使现实的生命超越了死亡，也就使有限的生命进入了无限，尽管这种审美超越只是暂时的，而且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无疑为黑暗困扰着的生命提供了可以朗照的曙光。
对于生命本质的超越性追求，是庄子哲学最根本的地方。然而庄子毕竟知道，对于生命本质的超越性追求是以现实的原始生命为根据的，没有现实了的原始生命的存在，对生命本质的超越也便失去了基础，成了虚幻的东西。如果这样，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很自然地庄子为了不使自己的哲学观点陷入悖论，或者因经不起逻辑的推敲而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于是，庄子使自己的哲学所构建的世界既有生命本质的超越性存在，又有原始生命的勃发，这是一个现实与超现实的共存体，是庄子哲学和其他哲学尤为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哲学为了证实自己所构建的超现实世界存在的真实，总是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尤其是佛教，它所创造的理想彼岸----佛性世界，就是以牺牲既定的现实世界为代价的，佛教宣扬现实世界的空无，“无为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在佛教的经典〈〈不真空论〉〉中，所谓的“不真空”即是指万物没有真实性，虽然没有否定其存在，但万物是虚妄的，不真而空，是不真实的存在。佛教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而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手段就是解脱，就是要解除现实世界对于超现实世界的束缚。至于西方的基督教，在造就了一个由上帝主宰的神性世界的时候，固然它没有象佛教那样放弃这个现实世界，但这个现实世界却是被罪恶的迷雾笼罩着，为了人间世界，上帝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独生子来进行拯救。上帝是靠它唯一的手段----神爱来拯救人间的，人们可以用爱来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关联，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以祈祷的方式来忏悔之间的罪过，这种忏悔的过程，不应该离弃现实世界，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因为现实世界中的罪过必须立足于现实世界才能消除。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教中神性世界和现实世界毕竟有着深刻的矛盾，现实的人间世界仍然是最终被否定的对象，人们最终会否弃人间世界而达于上帝的神性世界之中。
因此，在众多的哲学中，只有庄子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智慧，最大程度的调和了两个世界的矛盾，也只有庄子使超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取得了最大的和谐，虽然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固有的某些部分也被庄子排弃了，但庄子所指定的那个现实世界仍是固有的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庄子规定了一个特定的现实世界作为他所追求的超现实世界创造的基础，因此，这个现实世界必得为超现实世界的诞生提供其条件。上面我们已经阐述到了要实现对于生命的本质性超越，庄子是以“自然”的逍遥来达到的，那么按照逻辑的推论，庄子所指定的那个能为超越世界的诞生提供条件的现实世界必将是一个“自然”地创造着的世界，而事实情况也确是如此。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谢灵运诗）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陶渊明诗）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谢灵运诗）
“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陶渊明诗）
“烟琐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诗）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诗）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借化。[20]”在这个世界里，天和地取得了极大的和谐，正是这个和谐的天地容纳了万物的创造，使万物各得其所、各于其位，呈现其自身无知、无乐、无待的原始生命状态，这是真性的显现。虽然这里无人，但人早已用原始生命的触须延伸在其中了，它看起来似乎显得清淡、寂寞，而正是这个清淡显出了玄远和丰富，它是“道”的存储之处，是人间本质的体现者，就在这寂寞之中它为生命播响了快乐之歌。
庄子十分注重自己指定的那个现实世界，所以庄子也就必然地重视这个世界生养着的原始生命本身，因为只有活泼泼的原始生命的加入才使天、地、人成为一个整体而毫无缺憾地存在着，这样，这个天地中朗现的真意也便有了接收的对象。庄子重视原始生命本身，那么对于原始生命的保养必将成为第一要务。
庄子是任何保养生命的呢？所谓生命从纵向来看，无外乎就是时间的堆聚与积累，时间是生命的要素，也是生命的本质；从横向来看，就是活泼泼地存在着的那个动物体，它包括生理机能和精神机能。庄子的保真养性就是从这两方面出发的，虽然这两方面从总体来看仍是相辅相成的，但庄子偏重的是“性”----即精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的智慧似乎高于别的哲学智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生命本质的虚无性，正是这种虚无性使庄子耗费了巨大的心力来超越这种虚无而使现实的生命复现了真实的存在，这在前面我已作了阐述。为了实现这种超越，庄子寻找到了生理和精神两种途径。当然，生理只是精神实现的保障。
在生理上，庄子既不是纵欲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主张的是按照生理机能自然地去实现。“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宣而莫知其极。[21]”“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其所味。[22]”并不考虑行为的结果，只注重存在的过程和对过程的体念。
在精神上，主张静、虚、纯、真，以柔顺为贵。“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无行，此养生之道也。[23]”养生重在养神，提倡“物物而不物于物”，认为“功利、机巧必忘夫人心。[24]”主倡无情，“无情者，言之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如果“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遑遑于功名，皆足以伤身损性。”是养生之大忌，“形虽往而神长存”才能深得养生之精髓。
我们知道，庄子是反儒教的，他反对孔子的“仁、义、礼、知”等社会人伦日用，把它称之为世俗的对象而一概加以否定，认为这是使现实世界产生疵患的原因，而儒家却以“仁，义、礼、知”去消除因为“仁、义、礼、知”而产生的疵患是一种有悖于逻辑的妄想，是不可能解决现实生命所面临的问题的。
在庄子看来，人都有厌恶疵患之癖性，但儒家为人们指引的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正如“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26]”这样的话，莫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27]”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现实生命所遇到的一切困惑，庄子是以“抱朴守静”的手段去解决的，由于内在的逻辑，必然会使庄子走上反社会、反历史的道路。
死亡，是早已规定了的人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在每个生命诞生之时就洞开着的一座殿门，作为每一种人生哲学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纵然人生哲学都在为现实有限的生命提供其超越死亡的途径，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怜悯的情感和温情脉脉的爱意，是一种对死亡的暂时忘怀，因为死亡之潮不时地向哲学所筑起的超越之堤岸涌来，其 不可挡之势使哲学家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被浪击的堤岸，而在众多目光中，我们看到了那束闪烁着的光芒，是何等地悠远和洒脱。那光芒不在别处，它来自遥远了的庄子的瞳仁。
庄子不仅关怀勃发的现实生命，也没有忘记现实生命的终极。庄子以知者的形象时时关注着生命，他看到了现实生命的困苦，从而导致了他独自为现实生命困苦的摆脱开辟一条虽然短暂却也坦荡的道路；他感到了现实生命的悲哀，从而再不愿现实生命因死亡阴影的笼罩而添加其悲剧的气氛。庄子的出现，为现实生命在风雨飘摇的长夜里突然地在天边引来了道道曙光。
天下有最快乐的事情吗？人能不能长生呢？这是庄子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正因为人生有涯而不能长生，人生既然不能追求长度，那么在有限的长度内便只能追求密度了，所以，人生所关注的重点理应是“至乐”的问题，那么何为人生的至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至乐是否在天下？天下“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28]”在庄子看来，这些也只不过是世俗之乐罢了，根本不可能作为至乐，纵然“天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但所富者，皆“苦身疾作”所得；所贵者，皆“思虑善否”所致。专为事功，
去“道”甚远，当然不能达于至乐，真正的至乐乃无为宁静所致，只有人和天地达到了高度的和谐，象天地那样无私无为，那么天下“至乐”也就无所不在了，以至“人能无为，则同乎天地”[29]。
那么，无为的形式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怎样才算无为呢？庄子就从死的宁静恬淡推衍出死亡是无为的一种形式，从而产生了庄子的生死观。
既然人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30]”人之死也顺乎自然之道，这有何不悦的呢？以至当庄子要为骷髅恢复人间形象时，骷髅面带愁容地对庄子说：“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生死观，他把死视为至乐的一种体现，从而抹去了固有的涂在死亡之上的苍凉而又悲哀的色彩，让死亡脱去了使人恐惧的面具，为现实生命绽露了丝丝恬然的笑容。这是何等超逸和洒脱的死亡意识啊！不仅如此，在庄子看来，死后也并非万事皆空、一无所有，而且只有在死后，人才能拥有一切。因为在死后，人才回归了天地宇宙，才返回了“道”，所以可以“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以星辰为珠玑，万物齐送。[31]”一切失去的都在死后得到了补充。
我们清楚的看到，庄子解决有限生命的种种问题是以现实生命为立足点的，虽然庄子解决了有限生命的超越问题，但这种超越毕竟是短暂的，是一种有限的超越，还不能解决生命过程中的全部问题，因而庄子不得不让剩余的矛盾在生命过程的最后阶段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使自身的人生哲学成为一个完善的系统。
四、庄子哲学的社会背景
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社会根据，同样，任何一种哲学的流行也需要社会契机，只有当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其哲学思想发生内在的关联时，相互之间便发生了共振效应。一方面，社会的意识形态为哲学的流行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也就从哲学那里找到了根据，从而为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方面彼此影响，相互补益，综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已成为一种规律，因而庄子哲学也不能超越这些规律。
我们知道，老庄哲学几乎同儒家哲学同时产生，但其后贯穿中国社会的却一直是儒家哲学，尤以两汉为盛。两汉经学可谓是儒家哲学的滥觞，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情况就发生了转变，老庄哲学以燎原之势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主宰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么是如何产生这种转变的呢？这有内外两个方面。
从外在的方面看，两汉的经学曾为汉代的封建社会提供了依据，特别是董仲舒的出现和他创建的“天人感应”的理论也曾为汉帝国的强盛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经学的发展最终走上了形式固定化的烦琐和僵化道路。物极必反这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遍规律，经学的僵化、烦琐和过于羁束最终被放达和不受任何礼仪约束的时代精神替代。
从内在方面看，随着社会的演变，汉朝从强盛走向了衰落，特别是东汉末年各种战祸连绵不断，给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的生命以极大的摧残，人们必然会回过头来怀疑曾经统治过两汉的经学以及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理论，本来“天人感应”是专为维护固有的统治秩序而设立的，使原来“君----民”的单向性变为了“君----民----天”的循环性，在“君”的上面加上了一个“天”来约束君王的行为。至西晋时，司马氏集团的专制和强暴破坏了“君----民----天”的和谐性，加之政权内部的斗争更激烈，凶暴和残杀使得社会上层人士不敢问津政治而趋向了逃避现实社会，并吸收老庄玄虚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持，而老庄哲学崇尚自然、宅心玄远、寄情于物也容易使老庄的静虚变为旷达和不拘礼法的依据。当然，以老庄哲学为骨架的魏晋玄学的产生其因素远不止这些，是极其复杂的，我只取以上简要的两点，因为我认为这两点是魏晋人选取庄子哲学作为其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的主要原因。
魏晋人在遭遇了现实社会所带来的动乱和困惑以后，总算从庄子那里找到了朋友，无疑是一种幸福，他们无须再去无端地经受动荡不安的生活，无须防止这种动荡生活中时时存在着的生命被扼杀的危险。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种可靠的依托，那种能给他们以温馨和安谧的怀抱。在这怀抱里，他那不安的灵魂获得了最大的宁静，在没有羁束的环境中，他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命的最和谐的快乐。在这怀抱里，享受着最大恩宠的要算是陶渊明了。
五、庄子哲学的最大实践者
陶渊明深谙生命的本质，人“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放任，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哉！[32]”在他留恋涉足的山水田园之中，我们足以能清晰地窥见代表魏晋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生命本质的领悟。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氏认为即使生活在世俗的的世界里，只要人们的心性能保持纯洁，不受功名利禄的诱惑，人依旧能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快乐，这是由于人的内心还保持着玄远的缘故。故人虽然处在污浊不洁的现实社会之中，但却能时时怀着高远的境界而超然于物外。“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才能在“采菊东篱下”时，怀“见南山”之悠然，才能在这悠然之中探寻那“欲辩已忘言”的真意。何为陶氏的“真意”呢？无非是那些透露着生命去向的消息。在陶氏看来，那些时时散发着生命去向的消息就在山峦的不背后、森然的林梢、铮琮的溪流边，在一切自然存在着的事物中，只是常被一种东西覆盖着，那就是反自然的“伪”----现实历史社会，它象浓重的晨雾。只要我们的心灵还没有被现实世界的尘埃所淹没，它依旧能穿透这浓雾，谛听到从彼岸传来的呼唤。
不过，在陶渊明那里，这彼岸自有他自己的规定性，他的那些消息也常常来自平凡、恬静、质朴的乡村田园，来自“暖暖远上村，依依虚里烟。[34]”当听到“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35]”时，那种情韵的诱惑与荡涤怎么会不叫“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36]”呢？他所倡扬的是一种反朴归真的人生哲学，故而他认为“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在陶氏看来，正因为“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37]”，所以他坚定自己的人生践行是“今是而昨非”；他懂得“来者之可追”，所以他要尽情的追享剩余生命的快乐。
陶渊明所追求的乐园就在万物呈现自然生机的盎然田园之中。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就在与田园为伍的过程中，陶渊明完成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感到有所失落，因为他找到了散落在田野之中的真性；他不再“惆怅而独悲”，因为他时常可以坐视黄昏的田园而怡然自乐了。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在生死问题上，陶渊明也吸收了庄子人生哲学中的生死观，认为生死均属自然气化，主张贵生而不畏死，对生死都持乐天精神。
道家弘扬本然生命，主张亲己重身，视人生为逆旅，生死均属自然，故应逍遥放达。因此，没有庄子的“抱朴守静”就不会产生陶渊明，可以说，陶渊明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大实现者，他对庄子哲学和魏晋精神作了艺术化的表达，他通过自己艺术地实践了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庄子哲学发展的高峰。
六、庄子哲学的历史影响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每一种哲学的存在都会对文化的发展起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三种哲学思潮同时影响着，那就是儒、道家、和佛教，并且三者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内都起着特定的作用，虽然儒家哲学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主导的地位，但我们不能不看到道家哲学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它虽没有象儒家哲学那样广泛社会的每个角落，却以另一种方式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时也和儒家哲学扭结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形象。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总体特点，那么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究竟怎样呢？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是广泛的，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文学的影响
文学是社会、人生的反映，在以前的文论在主张“文以载道”的原则，这里所谓的“道”当然是指儒家之道，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道。在两汉时期，文学只不过是经学的注释，还没有独立地来反映人本身。以贵己重性的庄子哲学的产生，为文学的内容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人自身（包括思想、志趣、情操等）成了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正如萧统在《文选》中所说：“诗者，盖志之所作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而使情志成为文学的命脉，出现了大量散发着飘逸、旷放、宁静、淡泊气息的山水田园诗篇。
二、对美学的影响
由于庄子人生哲学中对于有限生命的超越本身就是一直审美超越，而庄子所倡扬的人生就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生，那么庄子哲学必定会对美学产生影响。庄子逍遥无为的人生态度在魏晋时成为玄学的旷放和玄远，并最终升华到了一种美学境界，追求那种宁静、冥远、若有若无的审美感受。在这个境界里，一切都成了高洁的，摆脱了现实的纠葛。它对中国山水画的美学追求影响尤盛，中国的山水画推崇意境，意境的完美和高远成了最高的美学追求。其实，意境无非就是生命的真性在艺术化了山水里的最大朗现。中国画注重写意，也无非是借助于外在的自然，刻画出难于刻画的“真意”----那些透露着生命去向的消息。
三、对中国人性情的影响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的影响最终都化作这种结果，化作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民族性格，如内敛、重内在情感、甘于淡泊、安贫乐道、喜宁静、不善于逻辑而乐于冥思玄想……
七、庄子哲学的现实意义
庄子在以他特有的人生观影响了中国人，在时间上绵延了二千多年。我们虽不能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我们可以认为：一切存在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因而对于庄子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加以评估不能有所偏颇。
首先，庄子哲学是反社会、反历史的。庄子重自然，把现实的社会视为对生命有害的而加以反动和抛弃，认为自然地存在着的才是真的，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伪”的，因而他反对儒家的“有为”和虚伪的说教，主张无为地对待自己的人生，直觉地领悟和追享自己的全部人生。同时，他的哲学也是反文化的。何为文化？就是那些同自然存在相对立的，用人为的手段和理性思维的力量创造的另一种存在。文化的结果是使自己越来越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其对立面，并最终反过来成为压迫、约束人自身的一种手段。在庄子那里，人和自然高度和谐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就是在基督教的《圣经》里也描绘了一个乐园----伊甸园，它保持着原始的生命状态，全然没有因裸体而带来的羞耻的困扰，无忧无虑、无知无识，就象人类的童年有着数不完的天真和乐趣。但当亚当与夏娃经不起魔鬼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而产生了智慧以后，罪恶与痛苦也就与生俱来，从此乐园失去了，这便是智慧的结果。而一切的文化正是智慧的产物，智慧愈高，人的迷误也就愈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庄子哲学和西方基督教《圣经》的相通之处，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不管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面临着这种困扰和痛苦，所以庄子觉得一切文化都会给人类自身带来被放逐的苦难，真正的幸福就在于回归自己的家园。www.taoismcn.com
西方有一位哲人曾说：“所谓哲学，就是带着乡愁的冲动寻找其精神的家园”，那么，庄子哲学不就是他特有的对人类的关怀和由此产生的悲悯而为我们找到的那条通向久已失落的家园的路吗？就是这个家园，曾给我们以傍晚温馨的炊烟；就是这个家园的温暖融去了曾拂在我们发梢的寒霜，为了填充自己生命另外的意义，我们远离你而去。纵然我们疲惫的双足常三过家门而不入；纵然你或许已成为爬满青藤的废墟，但当我们因偶然的缘故经过你身边的时候，我们为何不去轻轻叩开那久闭的柴扉，为何不能伫立在园前重温那浓重的竹荫曾给予你的清凉的慰藉呢？
庄子是一位智者，我们现代人类最终没有超越庄子智慧的预言。人类毕竟有过自己的童年时代，但这充满欢乐的时代最终被人类自身的文明所毁灭了，特别是近代二次大战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反过来成了毁灭自己的手段，这不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讽吗？人类的智慧究竟用到了“机巧”上面，使自己的内心越来越遭到极大的丧失，这是现代文明的悲剧！
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被伤害的自然不再和我们保持和谐与统一，自然界已反过来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由于大气的污染造成的“温室效应”、由于森林大面积砍伐而引起的沙漠化现象等已构成了对人类的危害。198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把地球评为1988年度的“风云人物”，对人类自身破坏自然环境敲向了警钟。如果我们痛定静思，重温庄子哲学，他的崇尚自然理念不是在为现代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理论依据吗？
如果我们再回到人自身，那么人总得需要一种关怀。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我们才有理由为无数在生命迷途中远涉的人们提供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正因为短暂，我们才更应该关注因迷失而对自己生命懊悔的悲哀；正因为短暂，我们才祈祷人们能获得快乐，获得富有色彩的快乐，获得对于生命最大享受所感受到的全部欢愉，就如正因为人的童年过于短暂，作为父母的便没有理由占有孩子的童年。生命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剥夺这个瞬间过程中任一区间所占有的欢乐便是生命的悲剧。
庄子之道只是无数条通向生命顶点的道路中的一条，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位选择其中的一条，那么在向顶点攀缘的过程中，我们会领略到不同的风景。所以仅把庄子哲学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哲学，未免有失公正，起码地说是不充分不。如果人不能在现实世界里获得快乐，甚至时时处于悲苦和哀叹之中，或其生命遭到扼杀，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理由让人类重新选择这条充满自由和宁静的庄子之道呢？人类作为其存在的首要标志还是其生命本身，那么，我们就忍心让活泼泼的生命惨遭扼杀而不让久遭现实世界羁旅了的生命重新获得自由和新生吗？人的生命只要现时地存在，它就有现时的意义，这总比生命本身连同意义一起被扼杀来得好，无论这生命今后的命运如何，或许他被迫走到了悬崖，面临万丈深渊，他继续地朝前走他的路，但生命本身的激情还不允许他有如此的举动，那么他只能暂时地选择一条退路，这是理智的决定。当然要真正探寻到庄子之道的入口，这本身也表示着要经历一段艰难而又崎岖的过程，因为它需要一种先验存在着的境界，而这个境界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人的内在修养（或内在真性），这就决定了庄子哲学对人的选择性，只有那些既有浓厚的生命体验，又有较深的个人性情的人才有可能深得庄子哲学的精髓。据此，我认为庄子哲学是一种士的哲学或贵族化的哲学，而儒家哲学由于它的广被性成为一种市民化的哲学。
八、尾记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庄子哲学，曾对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在传统文化普遍面临现代化挑战的今天，同样存在着自身处境的问题。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当代社会的一个课题，现代化不应该抛弃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有它的地位。因而，我们不能忽视庄子哲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思潮巨大变革之际人们对它的重新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哲学作为一个特定的精神领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未来将越来越显现其存在的价值，并最终得到价值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