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纪中国道教之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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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昱(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过去，廿一世纪已开启了大门，如何在这一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把握历史潮流，使中国道教其命维新，青春常在，不断把它的的价值观，造福于人群，是研究者与道门同仁都将面对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地球，全世界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空前加快，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然而，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特色，不断遭到冲击而减弱，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坚持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又能保持不同文化的独立性，为人们关注。总体原则当然是在全球化视野下，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独立性。但是，如何保持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独立性，就需要相关的手段、方法、途径，来保障目的的实现，否则，就无法使我们的善良愿望，真正得到贯彻。对廿一世纪中国道教的前瞻，实质即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中国道教的独立性问题。
一：文化定位与时代关怀
承认价值多元化不否认人类有同一的主流价值。所谓同一的主流价值，应该是人类共同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虽然直至今天，对真善美的认识，特别是对善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对其基本内涵，应该说在近代以来有渐趋同一的倾向，这得益于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推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趋势是同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同步的，并非各民族不同文化和平交流的结果。冷战的结束，也没有使今天的人类充分享受和平的温暖，共同分享全球化及科学进步的成果，相反，在经济文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以全球化为号召，加快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控制。这就造成了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矛盾冲突，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日益增强的潜在倾向。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特别是其中存在的不同宗教信仰引起的价值观的冲突对抗，成为危胁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因素。在这一复杂环境中的中国文化，能否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新的希望与福祉，既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文化内涵的发掘，也取决于我们在坚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能否吸收别的民族的优点，壮大自己的力量。这其实就是要像道教的先知们那样，以道的价值观与涵容心态，重新走向辉煌。古哲有云，仁者无忧，仁者无敌，只要我们重新焕发道的不朽内涵，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教，必将为人类贡献一种适合未来人类永恒价值关怀的新型价值体系。
因此，我们对廿一世纪中国道教的前瞻，首先需要把握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走向，在这一基本前提下，清醒反省中国道教的优势与不足，把中国道教自身的命运，与人类未来发展统一起来，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在我看来，中国道教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现代化问题。所谓中国道教的现代化问题，是对中国道教的文化传统予以现代转换，并获得新的存在形态与存在方式。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以观念的现代化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力的压迫下，由不自觉到自觉接受的过程，目前的中国依然处于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道教自觉开创自己的自新历史，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这就决定了中国道教，背负着更多的传统的重负，这似乎是我们不愿接受的结论，然而实际情况与之相差无几。
佛教曾在民国前后有过现代化的呼喊，最初是从居士佛学开始的，而它本身与当时的民族救亡运动相结合。道教与之相应，也曾有过自己反省历史，力图与社会同步的努力。只是好景不长，被一连串的政治风暴中止了应有的发展积累阶段，在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前八十年，客观地说，中国道教没有几天和平发展的时间。那么，我们要问，从明代正统万历以国家力量编修道藏至今，道教事实上已走过了历史上的黄金岁月，步入了衰微时期。衰微的原因在于那时的道教失去了创造性，当然中国文化的创造性也被压抑，无法像汉唐时期那样朝气蓬勃。而文化的生命力就在创造，创造的意义在于使自我生命的升华完善。问题是，如何保证自己生命中创造的热情与敏感，道教为什么在明王朝的末期，走向了衰微不振，它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什么，自身的缺陷究竟何在?有了这样最基本的评估基础，我们才可能反思中国道教的过去，展望它的未来。
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鲜明性格和精神情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心理的形成，与道家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在这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中华民族不仅善于创造，也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从而保障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而开放的中国文化，又以其深厚的底蕴，影响了其它民族的精神成长和科学文化进步。甚至于某些曾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民族，自觉接受中华文化，整体纳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对中国人来说，文化认同远远超出了对种族、民族认同的价值，不论什么人，只要接受并服从这一文化观念，就会被视为同胞。在中国人看来，道无疑是最终极的价值，是中国人最崇高的概念，行道、求道、证道、悟道凡此种种，皆可说明中国文化的优良品格，就在于以道观物，平等地承认存在者存在的合理性，不是自贵而相贱。
而文化认同首先是对同一价值理想的维护和遵守，但它的先进性却需要有活泼的生命力始终存在其中，承认对方的价值仅是维护价值理想最起码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只为不同的价值体系的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不能根本反映文化创造的动力问题。那么，对实在的领悟，领悟的深度及其功用的适用范围大小，将检验任何一个处于一定时空中的文化体系的辐射力与真理性。我们说明末以来中国道教走向了衰微，正是指从那时起，中国道教对实在的领悟开始停滞不前，现代化的进程胶着于先知们的视域内，而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深层思索的意义，已不能激发同时代人对生命渴望的热情。中国道教完全被丹道修炼的神奇体验吸引，世界被简单化为自我，道为尊严、崇高、圣德被遮蔽于那些曾为先哲们严厉批判的经验表像中。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中国道教的现代化，曾经历了四次革命性的转变，汉末的创教伟业整合了中国人信仰世界的丰富资源，自由的神仙深切体现了对实现自我与在世间安享人类幸福的理想，开启了中国人精神向往的新篇章。寇谦之与陆修静的“清整运动”在回应儒佛主要是佛教的责难中，更加深入地凸显了寓崇高于平凡的道教关怀，佛释道三教争雄，使政治环境混乱的中国却不断推动文化的进步，从而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隋唐以来的重玄学在吸收前代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天道人事的细微阐发，把自黄帝以来绵延不绝的道的理想内涵，光显于世，老庄道家的内在精神从此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纳百川而不择细流，驯洪波而气吞万象，大道之行也健，大道之理也彰。而宋金元的内丹道，高度浓缩了道教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和生命实践，使道教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水乳交融，达到了教义体系在古典时代的最高水平。前两次的道教现代化运动，主要在社会文化方面，而后两次则集中体现精神创造的贡献。这每一次的现代化都使道教向前飞跃一大步，都使道教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这些历次的现代化运动，绝非抛弃自己的价值传统，另辟新说。恰恰相反，而是把蕴藏于先哲殚精竭虑创造思考中未曾被深入领会的内容与成分，仔细而合理地释放出来，使它具有了新的形式和表达，生命的脉搏一如既往坚实地跳动，解决了新的难题，成功响应了生存困境的挑战。换言之，价值理想不仅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时时刻刻护佑着处于困顿中的心灵，给它营养与目标，重新奋起。因此说，早已经过历史考验的道教的价值理想，是我们在今天现实环境下予以文化定位永远不能替代的灵魂，是道教最为可贵的精神遗产。而时代关怀则需要我们从这份珍贵的文化宝藏中，提炼结晶新的应世之方，来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前者是超越性的，唯超越的才是永恒的而且是不朽的；后者是现实性的，唯现实的才是合理的而且是不与生命脱节的存在，才能流传久远，生生不息。这样，它决定了我们展望廿一世纪中国道教的方法论与基本原则，依然是立足传统而升华传统。
二：自我完善与兼采众长
道教的衰微与中国文化创造力的减退互为表里，其病理机制还是至今历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可以从政治结构、经济建设、文化创新等不同的方面，对此加以解释，才能构成问题的全部。愚意以为，其中最核心的因素，还是从隋唐以来三教同一的观念，导致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异质因素的分解，造成矛盾对立的各方，不能在冲突对抗中，重新树立自己的免疫系统，达到更高的发展。三教同一论虽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彼此之间认识更加深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互为砥砺的双方，自动取消了彼此相异的成分，无疑都放弃了自己的磨刀石，生锈迟钝只是早晚的事情，不过它顺着历史的潮流，发生在明清以来而已。这一重要的外部因素，本可借助西方文化的传入有所改变，不幸的是，罗马教廷高高在上的蛮横态度，激怒了堪称开明的中国君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一古训适宜我们对中西文化那次并不友好的接触的评价，但中国付出的代价，却是永远难以挽回。
为什么中国道教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开创新的历史方向?这要从道教内部寻找原因。陈寅恪曾有一个直观但甚为准确的观察，中国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像儒家那样，仅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偏重于政治伦理那样狭隘，所以异于吸收外来文化，涵容众家。儒家文化可以包容于道家的精神创造中，而儒家却无论如何不能取代道家的独立性，更不要说以心性明觉为根本旨趣的中国佛教了。离开了对自然的关注，如同大树丧失了扎根大地的土壤。三教合一的核心在于心灵的解放成为时代共识，对儒佛而言，无关大局，它本身就需要而且理当向这一方向发展。道家的发展固不能说完全不需要心性明觉的成分，理应承认这也是道家思想中必备的内容，但在解说与论证方面，当且仅当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下，才能保持民族文化应该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因为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的东西仅客观存在于道家学说中。把自然彻底人化，赋予自然伦理道德及现实政治的等级秩序，生活于现实世界人的芸芸众生，满足于幸福主义浅薄的脉脉温情中，于一般民众固无不可，但对思想家来说，却是致命的失误。因为既然在价值观方面，已定位于心灵解脱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又如何使文化创造的母体本身，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信息能量交换中，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使精神生活之体外化于变革世界之用呢?胡适在上世纪初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对中国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谬论，有过一个辛辣的讽刺。以为国粹派的论调无疑是站在小舢板上的国人，对乘坐万吨轮的洋人劝谕，中国文化将添补你们的空虚灵魂般可笑。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之一的严复，也曾告诫世人，有牛之体，就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就有致远之用。根本不存在体用脱节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改过自新，当从根源上省思主体结构存在的不足。
上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随着政治上的改革开放，重新走向活跃。在反思文化建设的未来之路时，出现了中体西用说、中西互为体用说、西体中用说等议论，实则皆未明了胡适等人的意蕴，也对价值理想与文化承载无所发明。价值理想对人类来说差别不大，都以对自由的追求为最终的归宿，真善美只有在自由中得到统一，它们各代表了人类理性追求目标中理性的同一、道德的同一与情感的同一的不同侧面。无论如何，它总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来观照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考察主体自我身心内外的交互作用。人生在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下，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发展，决定了处于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生产方式的差异，与对自然的认识存在的不同。但是，一旦回到人的命运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奠定今天人类不同文化发展模式的轴心时代的人类的导师，中国的老庄孔孟，印度次大陆森林中的佛陀，两河流域的犹太教先知，以及爱琴海畔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无不在探寻人类如何获得自由，实现人生意义的问题。他们的沉思，既是对不同区域生活着的人们历史文化发展的总结，又是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构成了人类理性精神中最精华的内核，千百年启迪着后人。他们的不同论说方式，显示了不同地域中的人民，民族性格与兴趣对象的不同，但他们的终极旨趣却不能说对立，无不以自由为终极目标。而对如何实现自由，如何保障对现实中的人类彼此间人性的尊重，是以公正、平等、民主为其致用之方，就是在对致用之方上的把握和实现上，显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公正、平等、民主是有阶级性历史性的局限的，以对少数人的公正、平等、民主取代了对大多数人的等级制或不平等，直至今天力求实现所有人的平等、公正、民主，而它依然处于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中。曾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将“全盘西化”修正为“充分现代化”，不考虑胡适“充分现代化”的背景，我们认为，所谓民族文化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充分现代化”的过程。“充分现代化”对应于前现代，又说明“充分现代化”与前现代或非现代，是在相互比较中确立的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指标。换言之，人类文化都有不同时代的现代化层次，由于跨入现代化阶段早晚有别，才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区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同一层次与不同层次，反思与实现自我现代化问题，使人类生活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人首先需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科学、宗教、艺术等精神活动，一定物质资料的获得，只有最低限度满足了人类生存的需要，才能使社会化分工深入，更好地创造物质精神财富。宗教作为人类的最早文明成果，从其问世伊始，就扮演着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及有效整合社会成员挑战来自自然、社会、个人的压力的作用，从未将对内心的精神满足与物质建设分离开来，纵使科学、哲学、经济活动日益走向专业化，但它还是人类自我活动的不同方面，因人的存在而呈现其意义价值。人正是在对自然、社会、个人的信息能量交换中，不断汲取营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力，从而实现自我的完善。文化类型的差异，因不同民族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实质从人把自我与自然区分之始起就不同了，对自然的认识及采取的有效获取物质成果的手段，因丛林、海洋、河谷、山陵不同地域带来的问题，对自然的领悟各有侧重，这当然要影响甚至决定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个性。凡是更早冲出地域限制，广泛与其它民族交流的民族文化，往往具有更多的知识技能，能够更好地战胜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分离力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延续性。在一个文化群体内部，自我调节机制越发达，积累越深厚，可供自我发展的空间越广阔，则越能响应各方面的突发问题，抑制人类自身与身俱来的动物性本能，较安全地摆脱侵略与死亡对人类的危胁。追溯道家道教的成长，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文化孕育了道教，而道教则极为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个性，它本身在成熟中对先秦以来的不同派别的思想创造兼收并蓄，又以神仙信仰加以贯通，使之资源丰厚而色彩斑澜。它不仅对本土文化成果钟爱有加，对外来的佛教以及摩尼教等，亦无不择善而从，它的现代化之路，与整个中国历史格局变动消长相依止，同政治、经济发展始终相适应，终究独立潮头，领袖群伦。
夜郎自大与驼鸟的机警，在道教未走向衰微之前，没有出现于道教身上，因为它不仅自信，更主要的是自信的基础为别的宗教与文化不及。作为道家文化的历史继承人，道家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优越品格，深深地渗透于道教的血液中，它能坚持这一原则，又能随时认识自己的不足，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自己完善，这是道教以自己为主体对别的文化成果的吸收改造。而兼采众长则因中国过去的政治环境，不断传入的外来文化，多方面刺激了道教的神经，以其巨大的文化积累惯性，化为自己的营养成分。今天的中国人，不论是教内还是教外，我们实现民族自新的方向与途径，当须效法先哲的创造精神，审时度势，待蓄而发。
三：旧瓶新酒与知行合一
我们说道家的自然主义具有理论内涵的超越性，不等于传统的自然主义，完全适应现代环境。自然主义的内在生命力，只有经过现代转换之后，才能与时代需要相一致。在历史上，庄子高扬了老子的自然主义精神，道家思想为之一变，王弼、郭象则使之进一步成长，以至后人无不在咀嚼品味着人的自然主义意蕴中，推动道家思想不断升华。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庄子齐物而逍遥的思考模式，仿佛是以自由为中心展开的科学与艺术的双翼，呼唤着生命的韵律。则中国道教廿一世纪的新生，还将立足于人这一亘古不变的中心，以科学与艺术为辅佐，探讨人拿恕⒆鹧稀⒓壑涤胛蠢捶⒄梗颐嵌钥蒲в胍帐醯睦斫猓辉偈嵌怨ヒ糯嫖南子肷罘绞降幕尘桑宦涔笞宥悦篮猛碌奈弈翁鞠ⅲ窃谏畋旧淼哪谠诹α俊Ｖ泄澜淘诠ピ〉媒救顺杉ǎ衷谑侨险嬲碚夥菡涔笠挪氖焙蛄恕?br>
前言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而自然主义之所以有其永恒不灭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现代性，绝非时间上出现的早晚先后。老庄自然主义内涵的现代性，哲学家沈有鼎曾认为，它具有滋长生命的功用，能够满足中国人生命的需要。所谓滋长生命的功用，正是道家文化揭示的自由的真谛的现实反映，而其不仅在过去，当然也会在现在与将来，满足中国人的生命需要，实际上也应当满足世界各族人民的生命需要。问题是，旧有形式与表达方法，老庄道家自然主义内涵的合理因素，有待于我们认真细致地把它从传统的面貌中，把那些被历史的尘埃遮蔽隐晦的部分，去除清洗，使原本潜伏于内部的具有时代性的隐喻暗示，走到前台。西方文化中的合理部分由此渗透到老庄道家自然主义的血液中，从而与传统沟通。韩愈有道为虚位，德为定名的见解，自由之道的虚位，是指我们不论在今天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把自由的意蕴阐发殆尽，总体轮廓可能大致同一，但不能在内涵上僵化不变，它是价值理想的象征，又有时代的局限性。取虚位之道的自由的价值理想，不失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否则逆历史潮流而动。公正、平等、民主则是定名之德，有现实的具体内容，本质上是道体之用，然用需切实的针对性，若用无针对性就将流于生疏荒谬，这需要通过特别细致的比较研究，才能最终化为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指南。旧瓶新酒当为内容与形式的问题，知行合一则为认识实践问题，这是彼此相关共同构成中国道教廿一世纪时代形象的根本问题。
发掘道家道教的精神内涵的现代价值，是中国道教在廿一世纪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务，道门中需要自己的精神代言人，这如同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呼唤出了自己新时代的马丁?路德与加尔文一样。道教的先进性，在历史上是同张道陵、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司马承祯、张伯端、全真七子等的光辉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伟大创造塑造了道教的不朽生命力，明末以来道教的衰微，同道门中缺少具有全国影响的领袖不无关系。而精神领袖的出现，不会像雨后春笋，需要有长时期的理论积累与社会精英中的天才人物的加盟，这是互为因果的整体。
当今天反思道教历史发展的消长盛衰时，个人以为道教随着内丹学的成熟，逐步丧失了自己长久以来具备的科学知识的优势，导致心性明觉与格物致知的两分，自然的整体内涵失去了全面性包容性，结果造成原本须臾不离的对医药、天文、地理、化学、冶金等几乎为外丹涵盖的知识系统，流失殆尽。自然从此远离了道教的视野，整个道教与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物质生产共振的渠道，严重阻滞，生命因缺少源头活水而凋零，实质偏离了早期道教先知的文化格局，也与老庄道家对自然的认识，形成了不小的隔阂。从更深层的原因看，知识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成熟期，道教的性命讨论与儒家的尊德性或致良知，佛教的明心见性，都没有真正得到认真的思考。本来儒家与佛教就对自然关心不够，赋予了自然太多的伦理色彩与情感因素，非常需要道教的自然观为科学事业的进步提供理论支持，以使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自我的认知，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需要阴阳互补，动静和谐，宋金元或可说是中国文化阴阳失调的开始，其后是病症加深。道教的自然科学优势的丧失，到底给中国道教造成哪些根本性的影响，尚需假以时日深入分析。
自由是道教的终极向往，内外丹是道教的应化之方，在终极向往上，中国道教与其它世界化宗教，没有不同。但道教的应化之方，却是中国道教独有，为其它宗教不及。在道教的价值体系中，内外丹显然处于不同的地位，以精神自觉来说，内丹是必然，高于外丹的存在，但就对世界的认识而言，唯有外丹才更开放地体现着自然的层次与不同维度，直接与现实相关，外丹固不能上升到内丹的精神自觉意义，而外丹无疑则是内丹所要反映的生命内涵的基石。老子云，根深固蒂，长生久视。若此则根本动摇，生命殒落矣。是否今天还要以内外丹之名，来化解现代科学，当然值得考虑。在此要指出的是，道教需要回到内外丹并峙的价值观方向上，与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相关的内丹，将与化学、物理、冶金、工艺制造相关的外丹，同现代科学接轨，关心道家道教历史命运的人们，自觉实现古今新旧的和谐一致，道家就会走出庙堂，重回百姓的人伦日用。古典智慧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给现代人新的启迪。至于早已与民族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道教宗教仪式，几乎凝聚了古典时代中国人艺术创造的所有成就，也将随着道教历史面貌的转化，承担起沟通我们民族文化的古代与今天的桥梁，并成为我们新文化成长的基因宝库，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道教文化的世俗化特点，一定会有力支持中国道教以现代形式，进入千家万户，关键在于，我们对德之定名，升华结晶的是适时之用。
道教历来不尚空谈，注重实效，知则能行，行必有方，然方向的失误及创造力的衰退，制约了道教前进的步伐。道与自然、自由是同体异说，自然与无为是同质的概念，它是道的本质属性，古哲所谓道性自然无所法，而法道自然，就可无为而无不为。自然的境界本来就是自由的境界，实质即是与道同一的境界，无为与无不为，当然要在宇宙、人事、自我的多层关系下，加以检验。宋明以来对自然的狭义化理解，逐步把道的开放性意味封闭局限于有限的范围，中国文化失去灿烂色彩，非不可言喻之事。道教对主体自我认识的深入，使道教向内在的精神超越之路的极高明方向延伸，道中庸必然相关的主客体关系，尤其是客体应有的内容，仅剩下道德伦理心性修养的狭隘部分。二程以为，“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极耳，非二致也”。诚然。可惜的是，二程所谓天理，与宋金元道教之道，已非他们的前辈那样完满。也许有人要批评，这难道不是在鼓吹原教旨么?如果原教旨是对的真理性的，为什么不回到正确的路线呢!况且，我们今天所原之教旨，是以西方文化为观照对象的研究，完全不同于复古，是继往而开来。www.taoismcn.com
四：美言不信与复归婴儿
能否埏埴以为器，是上述设想的终极命运所在，也是我们要使德之定名，有适时之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来体一用异，现代文明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文明，不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带有强烈的西方基督教情绪。其它的文化成果失去了往昔的自主性独立性，几为西方文明的附属物。所言附庸者，指主流地位的丧失，变为边缘性的存在。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经历着这样的严峻考验，但不等于这些古典文明已经死亡，也不等于把它从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剥离出去，成为博物馆中的陈设。人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一种非原生的价值观进入另一文化内部，不会全盘取代原有文化系统的存在，只是在原来缺乏或不足的地方，发挥作用。政治中的民主体制，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市场原则，科学认识中的理性化规范，对最近以来的现代化中处于劣势的民族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这只是对民族文化有机体的具有脱胎换骨意义的更新，非置之不理，另辟蹊径。
文化有机体的复原需要时间，经过异常痛苦的保国保种努力，中国文化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再用不着怀疑了。可是，这不等于中国道教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地位，道教能否获得进军未来世纪的生存权与主讲人资格，要体现于它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与未来的困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么，现代社会与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且道教最能充分表演的空间，就表现于对问题的解决上。信息时代或信息化是今天人类文明的特征，与过去的文明倾向于信息的收集利用不同，信息输出的量与质，决定着一种文明类型在世界文化中的处境，量体现了物化成果，质代表了拥有的信息的时代性先进性。往昔彼此间文化的交流，宗教充当了先锋的作用，是随着商业贸易展开的活动。今天似乎更多的表现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争，同一事件同一问题，在某种主导价值观控制下的信息输出，就会带来认知与评价的巨大反差，而它又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利益的争夺，尤其是资源的占有市场的控制密切相关。打破信息垄断，实则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综合体现，在不同文化的大合唱中，弱小的声音被几种高音掩盖，民不富，国不强，当然说不上赢得了生存的主动权。
具体的个人已被淹没在高速运行的信息公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总是具体的真实的，虚幻的网络空间，不仅把人的感情淡漠，以至自己归何处，也已成了不得不追问的问题。自然远离了人类，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人群，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穷困人口急待救济，新能源的开发与巨大财富的浪费并存，发达国家的寿命越来越长，却迎来了老龄化，欠发达地区人口爆炸，而饱受战火与饥饿的危胁，使平均寿命下降。生命信息的破译使人类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成为保障生命存在的有力手段，但整个地球随时处于核毁灭的阴影中。这就是人类的现实状态、浮躁不安，安宁的生命家园疏离了人类的生活，情绪化的宣泄压制着理性的深沉，光怪陆离的大众传媒使普通人无所适从，不仅英雄已经死亡，神灵的尊严也被消解剥离殆尽。人占据了神圣的殿堂，傲慢、浅薄、浮夸，但欲望释放出来的能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精神成果，欲望更易于满足，反过来激励着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人们，为欲望的更多满足奋斗，世界日新月异。这是一个悖论，一个荒谬绝伦的事实。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是古圣先哲的至理名言。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力求打破生命生死有常的限度，使人能自作主宰，是道教的崇高理想，使人不沉醉于感性表像，期待并引导世人同臻圣人与道同体的化境，是道教对可以达到自己理想的世人——这些潜在的神仙圣人的伟大期许，提高生命的质量，使自我与社会、宇宙和谐一致，正是生道合一的精神。在未来的时间里，道的正信、正觉、正行还将化醇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业，但它必以应适时代的需要为条件，以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清醒自觉为前提。因此，针对今天面临的困惑，提出解决应对的方案，充分满足现代人精神与物质生活的需要，并具有前瞻性的人生指导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刻洞察，惟如此，中国道教才能实现自新，道的生命才会光被四海。
老子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道的理想与内涵，被历史的尘埃遮蔽，深远的玄德，接近靠拢于形下之器物，这是道的生命内核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分裂，消除这种分裂，与物相反而不离，复归于婴儿，就是生命的复原，宇宙的正性。而回归于道的正信正觉，无疑消解了不信的美言对人的禁锢，净化了嘈杂喧嚣苍白的世俗噪音，使生命享受本来的清凉。因此，道教的现代化就是道教的承载者的现代化，是广大信众观念的现代化。首先完成了观念的现代化，或在现代化观念完成成熟的过程中，通过努力学习，提高道门中人的科学文化素养，与现代化发展同步，并从中生长出足以领先时代水平的哲学宗教理论、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才能标志着今天世界文化环境下，中国道教的现代化的完成。在这样的情形下，道教就不会再是领奖台下举着黄手帕为胜利者祝福的追随者，而将占据领奖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实现，特别需要道门从体制上予以保障，吸引教外人士投身弘道的事业，激励道门中人创造性主动性的发挥，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气魄，加强与教内外、海内外各界人士的交往，与之形成整体的良性互动，那么，道教必以崭新的形象和旺盛的生命力，赢得生存的空间与自身的永恒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教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人赞叹。而追随并赶超巨变中的信息化进程，要付出更多的心血，祖先的成就代表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无不期望自己能够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中国道教一定能够发挥凝聚力的作用，使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汇成涤荡宇宙尘埃的滚滚巨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