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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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作为对中国古代诸学说之精华的集大成，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及其以降诸学说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观的根在老子那里。欧洲中世纪重农学说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曾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此言诚是。受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整体统一的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观照世间万物，皆是有情、有义、有生命的体现。天地含情，万物化生。人与天地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正因此，整个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得以实现。
老子以降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宇宙的生命情感具有和人类一样的诚明之德。“诚者，天之道”，“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吕氏春秋·无私》)天地自然把自己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赋予人类，人类又可以通过善性的道德修养去领悟自然宇宙之真谛。这个真谛即是天道、地道，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认识了这种法则和规律，即如庄子所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达到精神境界的至高无尚，在自然宇宙中“逍遥遨游”。或如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达到对天地自然和人生的大彻大悟。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而自然宇宙的生命则是无限的、持久的，要使人的生命趋于完善和伟大，就必须和宇宙生命相联系、相融通，从大自然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古之圣人并非天生伟大，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法象天地，赞天地之化育”，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伏羲氏所以能王天下，就是因为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懂得自然宇宙必变、所变、不变之大法则，掌握了自己知变、应变、适变的本领，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所以才成为不朽的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人们爱莲，是因莲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德性。孔子观水，而产生“逝者如斯夫”的人生感叹。苏轼观竹，有“其身与竹化”之联想。李白观月，有“低头思故乡”之意念，等等。这些都是天人感应意境的体验。
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历代诗歌、绘画的影响尤为突出。寄情山水，向往田园风光，崇尚大自然之美的作品举目皆是。人们从中体察造物主之生意，领略自然宇宙的生物气象，得到大自然的仁爱，“与天地同流，与万化同归”(孟子语)，“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屈原语)，使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出神入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完善和完美。
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因为在“天——地——人”这个整体宇宙系统中，人居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天地既鼎足而立，又与天地合而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统领、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之不足。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加以巧妙地开发和利用。荀子强调做事要“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荀子·天论》)。《周礼·考工记》则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个“巧”字，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或者说早期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人的积极因素，如是，则可“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由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价值取向：
一是从对大自然的和谐观念出发，引出对大自然的亲近、友好、爱护之情。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已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高官巨贾也罢，文人骚客也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向往。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人情悲欢，原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在山林的啸声中，疲惫的心灵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园的翠色里，紧张的精神才可能松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所以，范蠡功成后即归隐山林，泛舟于西湖；王维位居右丞，还是常常“怅然吟式微”；苏轼文坛泰斗，官至翰林，却也时时想“江海寄余生”；就连壮怀激烈的岳飞，也流露出“痛饮黄龙”后解甲归田的意愿。
二是由对大自然的热爱又进一步推及到保护大自然。儒家的仁爱，是待人与接物的统一。由仁爱而引发的社会管理原则和处世准则，基点在于保障人事的和谐，进而推及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保障大自然内部的和谐。如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则”即包含人、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的和谐平衡，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善群就是善治，群道当就是治理有方。同时，荀子又主张对大自然的取用要和养护相结合，建立合理的生态结构，要畜养杀伐不失其时，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保障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两者相持而长，才能使“相食养者不可胜数，固有余足以食人”(《荀子·富国》)。
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尤为突出。如农业的撂荒、休闲、轮作等，都是用养结合，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国历代五朝，都注意防止滥捕、滥伐、滥杀。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春季，当草木繁茂生长之时，政府都采取“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陂地，无焚山林”等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在中国的传统中，植树造林，修桥补路，一向受到人们的赞扬，大力提倡。历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树造林。如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令百姓植树为篱，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对植树的具体规定，明初朱元璋令屯边军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孙中山更是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我们仍把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三是在人与自然和谐观念下形成了有着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超然卓识的财富意识。在中国人看来，财用出于山川，百物生于大地，大自然所提供的一切，包括山川、河流、海洋、草原、森林、空气、阳光等，即现代人讲的整个生态环境，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大自然默默地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生存资料，具有奉献者的美德，我们怎能再去贪得无厌地掠夺呢?至于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聚敛的钱财，与大自然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值得去贪婪地追求，因为那样不但损害人的美德，而且也妨碍了自然生命的完善。所以，中国人向来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这种民族性格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基于对自然财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一种高度的、超越现实物质享受的民族自觉，是对大自然的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这种自觉和认同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发展，都置于人与自然持久和谐、共同增长、共同丰富、共同完善的原则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长期存在的“均平”思想，不单指人间分配的均平，应当还有更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均平，强调人对自然财富的取用要有节制，要与自然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以达到人与自然同步、和谐、持久地共同增长。
四是中国人对科学的价值判断来自对自然的价值取向。中国人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体认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在于把握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在于完善人的心灵，也在于完善自然生命，更在于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如中国的天文学，目的在于体认天的客观规律，使人更好地适应之；农学则在于认识地理及四时的变化规律，人们适时地运用这个规律，使万物得以繁盛，这一方面丰富了自然生命，另一方面也为人类自身生命的丰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至于中医学，更是把个人小宇宙和整体大宇宙相联系，调整人体与自然的错位，找到医治的方法，寻求养生之道。同时，中国很早就注意到了科技的负效应问题。道家的返朴归真思想，庄子提出丢掉功利意识，不为物质所役的思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反动。它是世界上最早体察和预见到科技负效应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早熟的、超前的理论。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才智，有其合理的内核，对净化人生、防止科技的非伦理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真善美，但在追求中又有各自民族的特点。中华民族总的来讲，是追求善美真，把善放在第一位。善的涵义不单在于人间的善，还在于自然生命的本善，更在于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因此，善是最博大的、涵盖一切的。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只能是善。吸取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也体现了整个人类对自身命运和自然命运的终极关怀。
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的影响还穿越时空，及于域外。
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天人相通为特点的整体思维方式，已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幕，跨过时空局限，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皆在重新确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关于自然价值观或宇宙观的革命。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园观念同样是以自然环境做底子的，生态学Ecology一词本就是从希腊语词根“Oikos”(家园、住所意)演变而来。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由于地处市区，无法像他的夏宫那样遍植大树，或许仅仅是由于离不开树木的原因，竟把整个屋顶装成绿色，远远望去，特别是从高处往下看，宛如一片森林。由此看来，在人类的精神殿堂，从来不缺乏大自然的位置，人类或许从一开始，就知道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圣雄甘地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地球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在人类追求更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在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沙漠蔓延、干旱频繁、水源污染、酸雨肆虐、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人类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大自然这样无情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个胜利，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严酷的现实促使西方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以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为基准的传统文明。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中西文化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适应；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宰割。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当代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适应的，因而是合理的；西方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世界的宰割，特别是对大自然的宰割是确实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英国当代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把人类对大自然功利性的宰割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战争，“大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以至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生存的能力。”(转引自1991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当代芬兰学者佩克·库西则从另一个视角指出，人类已被失去理性的发展信念冲昏头脑。以铁面无情的竞争为主宰的统一市场经济，把我们绞入了它那宠大机械的齿轮之中，于是我们陷入了最冷酷的文明漩涡里。
沉痛的反思伴随着观念的转换，在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评估与认识，征服自然的观念正被守护自然的观念所矫正，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传统正为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意识所取代。同样是在20世纪初，以柏格森、怀海德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第一次提出了自然宇宙是生命的有机体的观念。到了20世纪20年代，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哲学观念，突破了“人类中心论”的局限，给了地球上一切生灵以平等的生存地位。此后，在30年代，莱奥波尔德又提出了大地伦理思想，对人类给地球带来的污染与破坏提出了警告。由于这些文化成就，一场以保护自然为主调的“生态伦理”运动在西方渐渐兴起。为此，在老子提出“道法自然”、人在自然界面前应“无为而无不为”两千多年后的1972年，以研究与解决“人类问题复合体”为己任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令世人震惊的“世界末日模型”，猛烈抨击了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增长观念，把环境保护观念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兰特夫人在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五年后，全世界1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云集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一次共同认真严肃的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给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较均衡的考虑，给了当代人、人类子孙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物物种的利益公平的地位。这一新的动向表明，一个从破坏自然回归到保护自然的新理念渐成共识，人类也将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进入到生态文明的新阶段。
正是上述大背景，促使人们在进入21世纪之后，相当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学会使自己的基本功能与伟大的自然进程相适应，完全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建立起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于是，人们对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所张扬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价值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物理学之道》一书的作者弗·卡普拉认为，东方哲学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中国文化最近在西方，特别在青年中被推崇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我们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性的世界观。他甚至声称，西方能否真正地吸收东方的有机哲学，以突破西方机械世界观的框架及其文化构成，是一场关系到西方文明能否生存下去的真实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这位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对生态危机深表忧虑，对老子关于自然和谐的思想十分欣赏。他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老子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活动都应该与自然的要求基本一致。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员唐通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他在《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解自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护和谐。学者们瞄准这样一种智慧，它将主客体合而为一，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唐通这里所说的“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的智慧，正是卡普拉所说的老子的“生态智慧”。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提出批评，他指出：“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美人的毛病”。他十分欣赏以老子“生态智慧”为代表的中国的古老思想，称这种思想为“科学人文主义”，并准确地指出这种思想与“唯科学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老子关于“有状混成，先天地生”的宇宙创生思路，深深地影响着当代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就宇宙起源而言，竹简《老子》第一篇第一章里的“道”，与霍金在阐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时所运用的“奇点”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霍金认为，宇宙在“奇点”处发生大爆炸，在初始的几秒钟内，生出诸种基本粒子，然后无限膨胀，生出宇宙万物，然后才有各种星体包括地球，然后才有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存在包括万物灵长——人类。这与老子的“道”是整个宇宙的最早产生者，它有开端，次于道而产生的是天地，次于天地而产生的是万物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霍金还认为，茫无际涯的宇宙天体就时、空而言，有始点(奇点)，也有终点即坍塌收缩后仍归于奇点，并开始新一轮漫长的循环。他在宏观层面对宇宙演化的阐释，颇得老子“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反也者，道动也”之真传。霍金20世纪的1988年在其首版的代表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中所阐释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与老子在2500多年前所提出的“道法自然”的天才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老子的“生态智慧”与当代霍金对宏观世界的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穿越时空的、瑰丽的共鸣，并由此引发了理论物理学界和人们宇宙观划时代的革命。无怪乎霍金对中国心向往之，在21世纪初年，他以残疾之躯来中国访问时，以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向中国的同道和大学生们展示了神奇超凡的科学理性的力量并引起轰动，在中国又引发了一场霍金热。谁又能说，这一迄今传遍全球、持久不断的霍金热，其热源不在中国的老子及其“生态智慧”那里?
综上，崇尚自然主义的老子“生态智慧”最能代表“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同儒家思想一样都主张“天人合一”，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认为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从来不主张对自然界“物畜而制之”，而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生态智慧”所张扬的对待自然的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当今人类保护环境的主题思想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及实现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四、老子“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
老子“生态智慧”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当代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最深层、最根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协调，而老子“生态智慧”所提供的基本思路，为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这正是老子“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一)老子“生态智慧”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关系的指路明灯。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细致的阐释。他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他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老子以及道家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做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老子“生态智慧”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老子关于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不失为一盏指路明灯。
(二)老子“生态智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石
无论是以一代哲人海德格尔“诗意地居住”为重要内容的生态伦理学，抑或是作为可持续发展中介的环境伦理观，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它们都是吸取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之精华并以之为理论基石的。
当人类为享有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和富足而自我陶醉的时候，海德格尔冷静地看到了文明背后的危机。为消解人类的生存困境，海氏提出了“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其思想的先锋性，在于为人类正视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发出了必要的警报。面对环境的日益恶化，他提出“居住”的概念。认为“居住”是指人作为短暂者存在于大地上。从这里出发，他指出：“居住设立于和平，意味着和平地处于自由，保护和守护着每一事物本性的自由领域之中。居住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保护和保存，它充分地体现在居住的整个范围。一旦我们深思到人类存在于居住，而且短暂者居于大地上的居住意义时，这一范围便向我们显示了自身。”海氏以哲人的敏锐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以焦虑的心态来纠正人类自己设下的误区。在他看来，人类反自然的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要想达到和谐(居住的理想境界)就必须终止人对自然的功利行为，换言之，人类应该用自己的聪明智慧避免自然界进化链条上的断裂，通过和解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境界。具体地讲，这就是他面向文学，从诗人荷尔多林那里获得灵感，提出了“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要达到海氏“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人类就要有勇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向客观向度靠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人的价值向度由向自然索取，转化为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实现改造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价值理念。亦即短暂者(人类)在大地上居住时，应淡化功利，向非功利靠拢，将人类文明的创造与观照自然界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以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
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的中介。它是由老子的“生态智慧”到“生态文明”再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有人人皆牢固树立环境伦理观，才能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建构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人在进行自己的行为时，会发自内心地自觉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社会、后人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这几者的和谐互惠共生为目的的。环境伦理观的产生将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仅丰富了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而且扩大了人的责任范围，为人类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尺度。人的一举一动被放到了人——社会——自然这一大的坐标系之中，使得人能够逐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面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对人类行为可能给自然界造成的多种结果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人类所应承担的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人们有一种全新的环境道德观，以此来约束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并且把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奋斗目标昭告世人，并付诸实施，体现了海纳百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宽广胸怀和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宏大气魄。由老子及其以降的“生态智慧”到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上的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生态文明”观念既是对老子以降中国古代文明观念精华的吸取，又是站在21世纪全人类面临生态不平衡诸多挑战的角度，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从传统工业文明向新的生态文明转变，是一场文明革命。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进化与分化的统一。新的文 明形态问世并不完全消灭旧的文明形态，而是以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改造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新文明取代旧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场革命，它要求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形成新型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一系列生态产业；要求改变不平等的充满生存斗争的社会关系，形成理性的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要求改变物质性的无限膨胀人的物质欲望的过渡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可见，生态文明的崛起将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是一场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创新运动。中华民族应该在这场新文明革命中有所作为，将最伟大的创新成果奉献给人类。
(三)老子“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生态化转变的价值准则。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生态化转变，而老子“生态智慧”则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一是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一诞生，就被置于与自然对立的位置上，受自然界奴役；与此同时，人作为万物之灵，又以其特有的能动性开始了改造自然的历史，其能力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凯歌声中，不仅能严格控制其他生物，亦能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改造自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引为自豪的奇迹。人类由过去畏惧和服从自然变得凌驾于自然之上。然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其惨遭破坏的身体不断对人类进行报复，以一种新的存在更为深远地影响和制约着人类。事实表明，不管人类的能力有多大，毕竟还是在自然界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为此，应从根本上端正人对自身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以自然界一分子的身份来审视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
二是变生产仅为生存服务为既为生存更为提升人服务。迄今为止，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生存服务的。然而，生产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生存。西方工业社会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的生存却陷于严重的内外困境之中。事实提醒人们，人类不仅要改造自然，同时要改造人类；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既要为生存服务，更要为改造人、提升人服务。环境严重恶化的负效应要求突破生产只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狭隘眼界，走上为改造人、提升人服务的新道路。这样，人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才能应运而生，一个环境优美的新世界才会到来，进而有助于人改造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变为生存服务的本能文化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文化。人是动物性加文化性的统一体。动物性是人先天就有的，文化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正是语言、工具等文化创造使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不断发展的文化改造和提升着人。然而，迄今为止，物质生产及消费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制约乃至决定着人类文化本质上仍是为生存服务的物质型文化(本能文化)。一味追求消费享乐，无限膨胀人的动物性，导致了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消失”：理想消失、真理消失、正义消失、尊严消失、价值消失。一言以蔽之，人的文化性丧失，人性应有的品质丧失。弗洛姆指出：“食欲是与生俱来的肉体机能，而内在的良心则需要人和原则的指导，这只有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所谓“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最根本的是要变革为人类生存服务的本能文化，代之以张扬人性，充实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文化。
综上，老子“生态智慧”所折射出的时代价值是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正是这种全面性，反映出老子思想家、哲学家、大哲人的大智慧。我们在由衷地赞叹钦佩之余，应当更加深入地学老、研老，大力弘扬老子“生态智慧”及其独特的价值取向之精华，全身心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宏大实践之中，作出理应由老子的后代子孙和中华民族做出的、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全人类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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