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谈虎|从猛兽到瑞兽我们该如何认识虎？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虎图像的文化意象

“虎”这个动物神的建立，是在自然生态的对抗中，人的认识不断接近却又无法达到“自在之物”时，无助中求助于自然的结果。由此，虎神系的建立，经历了人化到人格化的过程。我们发现，以虎造型为代表的瑞兽图像在人类文明当中跨越了文化和时光的“不变量”比较，反观文化史中的虎图像的发展，连同一整套与崇虎习俗相关的礼仪活动相佐证，人们崇尚和传承的是它的象征，即在于一种非人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源自于人对自身的认识。

虎是现实中存在的生物，同时其艺术形象也是从社会上层延伸到民间，自发传播并不断再创造的文化符号。据考古发现成果可见，最多出土虎图像遗迹的地区都是游牧民族曾生活过的地区。在部族纷争，还没有形成大一统中原的时候，每个部族都有自身的崇拜物，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对《后汉书》中涉及的崇虎习俗的来源问题进行考证，参照了古代文字学考证法，断言崇虎观念是羌族在图腾时代的产物。刘尧汉、杨和森认为伏羲、女娲是远古时期的两大部落，伏羲是生活在西北一带以虎为图腾的氐羌部落；女娲是活动在东北东南沿海地区以龙为图腾的部落。两大部落融合其它部落，形成华夏族。刘尧汉的依据是《管子·封禅第五十》和《滩南子·览冥训》里的虎字都写为“虑戏”，在《说文解字》中中解为：“虑，虎貌。”刘尧汉在分析了彝族的创世神话时，提出古羌族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伏羲象征彝族远祖虎，女娲象征苗、傣的远祖龙。彝族的龙虎葫芦、殷商的祭器‘龙虎图’和秦始皇的玉玺‘龙虎纽’，它们是以龙（女娲）为代表的东夷，以虎（伏羲）为代表的西戎。此两者是‘东夷’和‘西戎’的血统，文化融合的表征。”

对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的研究，习俗和传说是主要研究依据之一。进入文明时代后，几经融合、分立的部族中间会主动地选择对习俗和传说进行改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说、神话之间的矛盾或许反映了某些史实，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版本被树立为正统，被文献化，而其它版本因地处边缘、传播范围的狭小可能不被重视，后来又随着发展变化替代了前面被树立的版本。除了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说和神话之外，古人留给我们的图像艺术为我们研究历史填充了资料，使我们从中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追求和精神信仰。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考古人类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民族考古学，就是依据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对前工业时代的物质遗存结合民族志进行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聚居地，由于战争、生产、贸易等各种原因，不同民族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社会的民族特征。

人和“自在”的虎之间，在建构出对“虎”这个动物神的统一认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人化世界”的中介，即二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了一个围绕人的感官和意识为核心的理想世界。人可以通过虎为中介接近神，也可以通过超越虎而使自己达到神的地位。等到人把虎变成某位神的属下的时候，虎也就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大神，人在给它规定职权之外，可以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更大的空间。“人化世界”的边界没有界定，它包含了意识的主观发展过程。人在正视“自在之物”的时候体现着理性的追求。人的意识与虎之间存在着一个“人化世界”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完成，在人通过虎建构自己的文化认知体系之前，即主体先与客体进行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建构，然后再对具体对象进行认知建构。也就是说人类在原始阶段，借助于征服难以被征服的动物而接近或达到神的地位，因此动物成了人提升自我、转换成神的工具。我们在这个不断重构的过程中，通过崇拜物所承担的神职功能的变化，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社会认知的变化，以及时代图景的更迭。

【图注：年画中的虎】

以此为线索，从物质层面转入文化观念来分析，原始社会阶段的崇拜物经过最初由自在到人化的阶段之后，人就能动地参与到其“人格化”的操作层面。而且作为创造主体的人，还会通过造型、颜色、线条等物质形式，使对象的“人格”特征更明确，把自己最美好的愿景投注到这个对象中，并使其具有审美属性，进而愉悦自己。人把自在的虎转化为人化虎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对“自在”虎的人化，使其成为自然崇拜中至高的动物神；第二个阶段，人化虎具有与人相通的性格特征，成为可以和人沟通的一位大神，逐渐消除了神秘性；第三个阶段，虎成为神的某一方面职能在人间的执行者。人将自己恐惧并难以抵御的动物奉为神灵，于是“自在”的虎连同它的力量被人整合成一个超自然的神。人把虎转变成动物神的时候，人处在自然生态循环的链条之中，神是被放置在一个远远高于自然世界的超自然的时空中，对人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在人形成以族群为集团单位的社会结构之后，集团的力量更利于抵御自然的伤害，人的力量凌驾于动物的力量之上，人性就覆盖了动物的兽性，作为神的虎被再次人化为管理神所属的某个领域的次神。

如果要给中国民间信仰中神的人格化找到思想启蒙的源头，那么应该是受到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族群的概念转变为宗族，引导人们遵从自身需求，把自己崇奉的神祗改造成有亲属关系的保护神，同时又保留了神祗该有的禁忌和神秘，继而被以政治共同体为面貌出现的文化共同体取代，属于氏族时代的图腾也向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转变，具有超自然神秘色彩的图腾物被还原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图腾和人不再是不可亲近的，而成为可以和某些杰出者合二为一的祖神。这些杰出者或者和这个族群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或者是精神偶像。散布于民间的各种虎造型的工艺品、生活用品就以崇虎观念为中心，编织成一个恢宏而无形的神系，但这个神系又是开放式体系，是一个永远无法准确地勾勒出神灵谱系的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的南部、中部和东南部一带的农村，虎造型的布艺制品是家庭中的必需品，甚至就像祖宗牌位一样不可或缺。所不同的是，对待祖宗牌位只有深切的敬畏，是对生命的赋予者，也是家族中最可靠、最强有力的保护者的战战兢兢的供奉；而对于虎造型手工艺品，心理上则是亵玩和敬畏并存的，不管是穿的还是玩具，都带有触手可及的温度，传递了对家族绵延的祈愿。关于虎是否曾是本族的祖神，自己是否延续了崇虎遗俗，老百姓并不关心。所以，对于虎的地方性解释极为多样，笔者在考察中发现，方圆二十里内就会出现有差异的解释，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对虎造型手工艺品尤其是虎玩具的共同认知，即它是孩子的“保护神”。这一点不仅在山西。据查阅现有民俗资料发现，几乎全国有虎造型手工艺品出现的地方，对其民俗功能的解释中都包含这一点。所以说，不管虎在远古时期是不是本族的图腾，人们的生活永远会给曾经既定的观念体系提出新问题，于是，虎宇宙观及其民俗功能被不断重构。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追溯着先辈生活的轨迹、倾听着群体内心的渴求，在远古的自然崇拜中寻找精神依托，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不断流变，这些独特的图像符号，有的像休止符一样，将各时期、各民族的精神气质标注在那段历史中，有的则流传下来，虽然不断变换面貌，却仍然可以让我们嗅到那来自久远年代的气息。

二、从猛兽到民间美术中的瑞兽

比较原始虎图像和近现代的虎造型手工艺品，会发现两者在形制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如商代人虎一体造型的“虎口噬人”器形及纹饰，在虎造型手工艺品中也能找到相似的造型。如出土于湖南安化的商代“虎食人青铜卣”有多种解读，由于文献不足，学者们多根据相关传说做出一些判断，多数学者认为此纹饰表现了以虎为图腾，人受到虎的庇护。这种“虎食人”造型、纹样在老虎帽中极为常见，老虎帽是给孩子戴的，不管它是什么造型，孩子戴上后都呈现为将头放在虎口中的形态，或许老虎帽正表现了“虎食人”的原始意向，即受到虎的庇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