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国学大师刘文典与他笔下的日本(下)
提要：
刘文典主张等日本败后，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章玉政“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7月29日、30日两天，华北重镇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许多高校的教授都已先期撤离了北平。刘文典由于家里人口较多，没来得及转移，仍住在租来的北池子蒙福禄馆三号的房子里。
日本人知道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很希望能够说服他为日军服务，于是委托已经变节的周作人上门做思想工作，三番五次，均未成功。据说有一次，刘文典实在被周作人劝得烦了，干脆直言不讳地回绝:“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日本人再三遭到拒绝，恼羞成怒，派出宪兵队径直闯进刘文典的住宅，翻箱倒柜，将里面的私人信件、名人字画、珍贵典籍扔得漫天乱飞，有的干脆直接抢走。刘文典虽然会讲日本语，但却一言不发，身着袈裟，站在一边，怒目以视，毫无惧色。翻译大声喝问，你是日本留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仍是两眼朝天，置之不理。后来有人追问个中因由，刘文典回答说:“国难临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刘文典的堂弟刘管廷在里面谋到一个肥缺，喜不自胜，跑到刘文典的家里报喜。刘文典一看到这种“亡国奴”的嘴脸就很生气，愤慨不已，借口生病，拒绝与之同桌吃饭，并专门托人转告他的堂弟:“新贵往来不利于著书。”毫不留情，将背叛民族大义的堂弟拒之于大门外。
时局维艰，刘文典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在北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决定逃脱虎口，曲线南下，与已先期搬离到云南的学校和同事会合，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前，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正式电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长沙局势趋紧，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南下，意味着凶险，意味着绝境，但作为一名文人，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不应该选择退缩。刘文典觉得自己应该与事业同在、与学生同在。1943年7月，刘文典曾在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里简略倾吐过自己当初选择南下的坚定心志:“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对于一位没有显赫官场背景的大学教授来说，独自一人，左右辗转，奔波千里，其间辛苦，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了。
一路上，眼见山河破碎，草木荒凉，刘文典的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南下途中，他曾写有一诗，题为《有感》:“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他16岁外出求学，似乎就将生命完全交给了动荡与波折，从早年的岳王会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而在刘文典的内心世界里，他又是多么地希望能够拥有一方真正宁静的天空，可以让他安心钻研学问，绽放人生的光彩!更让刘文典痛心的是，由于战乱，他多年搜集和珍藏的古籍全部遗失了。事情是这样的:刘文典离开北平时，夫人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仍暂时留在那里。
等稍稍安定下来以后，刘文典立即给夫人写了封信，让她尽快将家里的事情处理妥当，然后带着珍贵藏书、手稿，携刘平章启程南下。按照刘文典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张秋华是先到香港。刚好刘文典有个姓马的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当他得知师母一个人带着师弟，还带着几大板箱书籍要转道去云南时，有点不忍，就给张秋华出了个主意:“日军的战火一时也烧不到香港来，不如将这些图书暂时就放在香港，等你们到了云南稍微安顿一下，再来领取这批书籍、手稿也不迟啊!”张秋华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接纳这个学生的建议，并委托他全权安置这批书籍和手稿，自己就带着刘平章南下了。没想到，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最终迫使驻守的英军无条件投降，香港沦落。刘文典的三大箱书籍、手稿被日军掠去，直到近年才在台湾台北科技大学被重新发现，目前还在交涉归还中。
“敌机空袭颇有益于健康”
一个人，当他不能选择现实的时候，就必须学会面对现实。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华南、华东大片国土迅速沦陷，中央机关、重要企业、教育机构纷纷迁往云南，云南一时间高官、名人云集，相对尚算安全，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这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在中国侵吞的地盘逐渐扩大和稳定后，日本开始将魔掌伸向了西南边陲的云南，尤其是云南的省会昆明。据1945年12月云南防空司令部编的《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敌机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12月25日止，先后41次袭昆，出动飞机849架，其中日出动25架以上者达17次，最多的一天达45架;投弹2723枚，其中含杀伤力大的空中爆炸弹;炸死916人、伤1514人，毁房22316间。被敌机零星投弹或扫射流弹所伤者尚不知道多少。
情势逼迫之下，平时不怎么喜欢“活动筋骨”的刘文典也不得不挈妇将雏，加入阵容浩大的“跑警报”大军。警报一响，赶紧背上早就打点好的文稿、书籍，顺手带点干粮。有时候警报响的时候，正赶上上课，那就索性领着学生一道跑。对于这样的生活，刘文典也很是豁达，1941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风趣地汇报道:“所堪告慰于老友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
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在动辄炮火连天的状况下，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刘文典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四处搬家，从早期的一丘田5号到龙翔街72楼，最后不得已又搬到了位于滇池之滨的官渡西庄。官渡距离昆明城十几公里，一般要坐火车去。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半个小时，下了火车后到学校还有五公里的路程，也是走。
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遇到防空警报，就赶紧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稍微安稳些后再继续赶路。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几年间，刘文典没有因为日军侵袭而落下一节课:“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与在北平时期一样，刘文典“战斗热情”不减，依然保持着高工作量，一人独开各类课程近十门，包括“《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飞卿、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其中，不少课程是到了西南联大以后才新开的。
在《吴宓日记》里，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即便不能用“社会活动家”来形容，也堪称昆明学术界的明星，经常出现在文林街头的演讲台上。比如，1940年5月16日，“晚7—9(时)，在文林堂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听众极多。”1942年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1942年3月24日，“恒丰晚饭。访虞唐。7—9(时)偕听典讲李义山诗。”一向以“狂”著称而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勇往直前的英烈们也表现出少有的推崇与赞许。
1941年5月，日军聚集25万兵力再次大举向中条山进犯，危急关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坚守国土，顽强抵抗，率领官兵战斗至弹尽粮绝，最终他自戕于悬崖，年仅55岁。为此，刘文典欣然应邀撰写《唐淮源将军庙碑》，向从容殉国的唐淮源将军投去崇敬的目光:“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战役开始。
中国陆军第八军向据守在怒江西岸松山上的侵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发起强攻，准备一举夺下失地，但由于松山地势险要，敌军负隅顽抗，久战不决。同年8月，第八军调整作战部署，在美国战机的炸弹支援下，全歼松山守敌三千余人。消息传到昆明后，全城振奋。刘文典闻讯后，写下了赞美的诗句:“雪山万尺点苍低，七萃军声失马蹄。海战才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庾信生平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鼙。”因此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最为传神的写照之一。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不良癖好，偶尔会因此而耽误上课、演讲，但更多时候，他并非“整天躲在小屋里”，而是始终对天下大势、中日关系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思考，并应邀为《云南日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写下了大量颇具卓识的政论文章。近两三年内，新发现的此类文章就有十余篇。这些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日本民族性的，如《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日本人的自杀》、《日本统一世界思想之由来》等，侧重从历史的角度深层次剖析日本侵华的真实动机;另一类则分析现实战局，如《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第六纵队》、《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等，判断战争局势，点评外交政策，无不鞭辟入里，令人叹服。刘文典虽然不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但因为早年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这个国家“立国的精神和世界各国根本不同”。曾经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日本在几十年前既受西洋各国的压迫，又觉悟西洋科学和近代典章制度之美备，所以发奋图强推翻幕府，变法维新，他的国家富强了，于是向外发展，侵略中国”。
刘文典却不同意这个观点。1942年12月30日和31日，他在《云南日报》上刊发《日本统一世界思想之由来》一文，独到而犀利地指出:“日本是先有并吞全世界的野心，后才有推翻幕府，明治维新的事。他是为要统一世界，才肯事事效法西洋的。这和中国古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是一样的心事。他并不是因为富强了才要向外发展，乃是因为要想向外发展，才力图富强的。所以‘统一世界’的野心是因，明治维新是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自然就不会对日本抱有什么幻想了。
刘文典认为，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在于对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他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为此，1942年11月8日和9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简直可以使整个世界、人类、全体归于毁灭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一直以来，日本自以为对中国各方面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民族，只要稍稍觉醒，很快就会“知道”敌手的一切根底，进而激起全民族的韧性和弹性，是绝对征服不了的。
这也是刘文典在中日战局中一直的信念。他认为，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于战争中消极妥协的言行，他深恶痛绝，曾多次撰文进行无情地批判，比如1942年11月13日刊发于《云南日报》的《第六纵队》，就将笔触投向那些悲观消极、乱传谣言的人:“住在后方安全地带的人，身上既未破皮，又不发烧，却逢人大叫其苦。并且凡是造谣言的，轻信谣言的，无理抬高物价的，因物价腾贵就悲观叫苦的，他们都是第六纵队的队员。这班人们虽不是东京参谋本部派遣的，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正是东京参谋本部所最高兴、最愿意的，这班人自己替敌人组成第六纵队，一半是由于无知，一半也由于无耻。要知道在今天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自己忍耐劳苦，勉励别人也忍耐劳苦，这是一个国民最基本的义务。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还算得一个人么。”
在刘文典看来，日本屡屡侵扰中国，先有甲午战争，后有侵华战争，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毁灭中国的文化。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孽是怎么清算都不过分的。在40年代初的《云南日报》上，刘文典曾写过一篇《日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开头就是一句，“日本人可恨，这何待多说”。与很多人仅仅因为日本人肆意杀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刘文典认为，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琉球这个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
但胜利真的即将来临时，刘文典却没有一味主张“清算”，而是站在世界局势的高度，提出了一个现实而严肃的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对于这个命题，他在1944年3月30日和31日两天的《云南日报》上刊文提出观点:“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之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远在法国和德国的仇恨之上。
说句感情上的话，把(日本)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我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基于这一思路，刘文典主张等日本败后，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这种远见和卓识，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其前瞻性却最终被印证，即使放到今天的中日关系处理上，或许亦不过时!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侵华给刘文典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祸灾，但他一直强调要理性冷静地正确认识日本和日本人。在他看来，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平日虽然也会贴标语、喊口号，放着正经书不读，去开“特别临时紧急大会”，甚而至于入京请愿，拜见当局，要求对日如何如何，但是若问日本之欲吞并中国起于何时，肇端于何事，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瞠目张口，答不出来。因此，爱国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探寻日本这个独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质，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确对待。中日关系，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时时回望，而又不弃向前，这样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时刻，静下心来读读刘文典关于日本的这些文字，或许会不无裨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