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第二代杰出代表马悦然——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十六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译介了包括《诗经》、《楚辞》、《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史记》、《礼记》、《尚书》、《春秋繁露》等中国古代典籍和名著译介给西方读者，也翻译有沈从文、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老舍、孙犁、浩然、张贤亮、李锐、北岛、顾城、舒婷、高行健、曹乃谦、莫言等中国现当代中文作品，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的地位。组织编写了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中国八十年代诗选》、《中国文学手册》，文学创作有《另一种乡愁》、《俳句一百首》等。，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1978年和1984年两度获得瑞典国王奖。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一、汉学道路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延雪平（Jönköping）市，和他的老师、瑞典汉学的开山祖师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出生在同一个地方。1944年，高本汉中学毕业以后来到斯德哥尔摩北边的乌普索拉大学读书，入学头两年里，他选的专业是拉丁文。1946年，离开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1948年，马悦然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方言调查。由于他的老师高本汉早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直没有机会一探南方语音系统，便乘此机会，让他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此时马悦然还不会说汉语。从上海到重庆、成都，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就在这一年，他还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译作。1949年他来到中国西北，到过塔尔寺，拜见活佛班禅额尔德尼，也见过军阀马步芳。后又去西藏旅行，返川后居住在一位中国化学教授家中继续学中文。1950年他与那位教授的女儿陈宁祖结婚。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成功地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他在返回瑞典之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1951年马悦然回国， 获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第二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的中国语文讲师， 教了一年汉语和中国文学。1953年被聘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中国语文讲师，一直工作到1955年。1956年至1958年，他被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驻华使馆译员和文化参赞，在中国的几年中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与著名作家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8年在中国的“大跃进”高潮中，马悦然离华回国，随即受被聘为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东方学院（后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综合学院）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在该校整整工作了六年。

　　1965年，马悦然的老师高本汉从汉学系教授的位置上退休，马悦然及时回到了瑞典，运用他在英伦与澳洲取得的教学管理经验，正式组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汉学系刚建立时只有几个学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综合培养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教学规模。从1966到1969年，马悦然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1967——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文革时期，马悦然通过杨绛《干校六记》钱钟书的《小引》和李锐的《无风之树》了解了这场浩劫，他说：“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钱钟书的《小引》和李锐的《无风之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三个文本帮助我了解十年浩劫给我的第二祖国带来的不幸。”他的诗歌创作《俳句一百首》中之八：“百万的蚜虫！ 瓢虫的君王高呼：‘群臣打牙祭！’”；之十“语言的自杀：‘最最亲爱的领袖， 万岁、万万岁！’”即是对当时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和“三忠于”、“四无限”的愤怒的调侃。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1978年，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获得瑞典国王奖。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1984年，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再度获得瑞典国王奖。1985年，马悦然获选加入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成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拥有诺贝尔奖的投票权，这是一项终身职务。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朦胧”诗人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人的作品。

　　1990年6月，马悦然从汉学系主任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但他仍在积极从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1996年陈宁祖因病辞世。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台湾媒体人陈文芬。1998年两人初识于台湾，此后两人“秘恋”多年，两人往来电子邮件2000多封。2005年在中国山西宣布婚讯。马悦然与陈文芬相差43岁，这段备受文化界关注的婚姻，却让他们保持得十分低调。

马悦然、陈文芬夫妇

　　二、汉学成就

　　1、汉学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

　　马悦然虽然师承高本汉，但与老师不同的是，他是主要通过翻译活动完成了北欧汉学研究。马悦然的汉学道路有两大转向：

　　一是由高本汉的“心向先秦”，以音韵学为工具来进行纯学术的训诂辨伪转向以译介中国文学为主，由语言文字到文学文化的转向。他的汉学道路就始于跟翻译结下的不解之缘。1946年，在乌普索拉大学读书的马悦然因为接触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英译本，对道教和禅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由于对《道德经》的英、法、德三个译本孰优孰劣存有疑问，他拜访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并转学到高本汉任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踏上汉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征途。马悦然通晓多门外语，并致力于汉瑞、瑞汉、汉英、英瑞等几个方向的翻译活动。毋庸置疑将中文作品译介到西方是他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领域。早在1948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译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1965年以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翻译了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现代和当代的50余部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著作。马悦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其中包括《诗经》、《楚辞》、《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史记》、《礼记》、《尚书》、《春秋繁露》等在内的古代典籍。汉朝民歌、南北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作品。

　　第二个转向是从古代经典到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转向，开始了以“文化相互渗透”为特点的新型汉学研究。马悦然的学术接班人罗多弼在一篇题为《瑞典的中国研究概述》的文章中指出，70年代以后，马悦然的工作从前期的疏解知识迷团转入文化阐释。他还特别强调说，马悦然的博学强记和精确的分析能力，再加上那特有的审美感受，最有助于从事这一跨文化的媒介工作。

　　其实，马悦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翻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1958年就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还有孙犁和浩然等人的小说。八十年代后，尤其是1985成为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唯一的汉学家院士后，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包括鲁迅选集、《毛泽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1987年瑞文版出版）、《从文自传》，张贤亮的《绿化树》、李锐的《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台湾诗人商禽的《冰冻的火炬》以及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此外，他还特别钟情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外译，曾翻译过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严力、商禽和杨吉甫等人的诗歌。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朦胧”诗人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人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努力，促进了不少瑞典诗人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为中文。到1992年为止，他的全部文学译作就有700种之多。

　　马悦然的翻译功底在翻译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却能将《灵山》译得非常漂亮，可见，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1996年于巴黎出版，由杜特莱夫妇（Noel Dutrait，Liliane Dutrait）翻译。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由于他的努力，高行健的《灵山》还获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评论家甚至说：“与其说是高行健的作品，不如说是马悦然的译作导致了此次获奖。”（覃江华、卢志君《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观》，《华中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6期）

　　马悦然不仅是汉语言翻译的出色实践者，而且对汉语言翻译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信达雅”等翻译标准问题有着发人深省的思考，对西方汉学界的汉译现状有着直率的批判。他认为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者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翻译。这类译者数量并不多，整个欧美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他们水平良莠不齐，一般不能自己选择所要翻译的作品。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他们多半掌握了必要的语言技能，对文学真正感兴趣，自己决定要翻译什么作品。对他们来说，翻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爱好。第三类翻译家本身是作家或诗人。他们对待原文态度比较随便，时不时地在译作中展示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如卞之琳、余光中等人的自译，有时与原文出入很大。

　　马悦然将自己归入第二类译者。他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来看待翻译工作，他说： “一个文学作品要超过语言的界限只有依赖翻译家所架的桥梁”；“译者促进了对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理解。如果没有这种理解，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瘠”（ Malmqvist， Göran. On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中国翻译， 2006·1）；“翻译刺激了知识交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汉学家除了专题研究外，还应当把他所学的知识贡献给人民大众，把他喜欢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从而使外国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我从事翻译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让我瑞典的同胞们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并把这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觉得，自己从事翻译工作像吸毒一样：“一旦开始，就不容易停止”。 （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至于译介的对象，他出于将中国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的汉学家责任感，坚持四个标准：一是要翻译文学价值高的中国代表性作品。在致艾青的一封信中，他讲得很清楚：“我选择翻译作品的原则是以文学价值为主。”（引处同上）对有的中国学者批评外国翻译家喜欢翻译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面，他不赞成。他说，“我喜欢李锐，我喜欢曹乃谦，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文学价值非常高。我翻译他们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反映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而是作品价值高。”（欧阳江河“马悦然专访”《我的心在先秦》，《读书》2006·7）

　　二是要翻译中国文学领域的“开辟者”，比如北岛、李锐等，因为他们都开创、扩大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 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或是有独创精神、别出心裁的作家，如残雪，因为她不顾左右走自己的路，而且对卡夫卡有独到的研究；或名气不大、被遗忘的优秀作家和诗人，他译介名不见经传的万县诗人杨吉甫的诗集以及大同市公安局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即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三是认为翻译文本就是翻译文化：“文字从一种文化环境被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去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解。”作为一名翻译家，马悦然不仅仅是从语言上来看待双语之间的转换，更是从文化的高度高屋建瓴地看待翻译问题。与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W. von Humboldt）的观点相似，马悦然认为“每一种源语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译入语的世界观迥然不同。”译者必须明白：“翻译一个文本也就是翻译一种文化。”如果这些文化因素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显得陌生，那么译者就有责任将其阐明。（Malmqvist， Göran. On theArt of Translation [J].Translation Quarterly， 2000 ·18 & 19）为此就必须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摆脱西方的偏见。他批评西方一些汉学家说：“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特别是古诗）翻译的译者常常为西方语言的腐朽、专横式的要求所掣肘，被迫明晰化原文没有的细节，从而不能传达其独特的普遍性和无时间性。”（Malmqvist， Göran. On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J].Translation Review， 2005）四是要翻译自己喜爱作家的全部作品。他曾引用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Prusek）所说的名言：““没有翻译过一部作品，你就没法评论它”，他指出：“对一部文学著作，不管你阅读得如何仔细，但只有坐下来翻译的时候，才能真正开始把握它。”（Malmqvist， Göran. On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J].Translation Review， 2005）基于这个理念，马悦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并完成了高行健和李锐绝大部分著作的译介工作。

　　2、汉学研究

　　如同其导师高本汉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马悦然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发表了上百种的研究论著。

　　一开始，他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教授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在我国四川省方言方面的论文，这是他在我国西南地区实地调查的总结，其中有《成都方言声调表现的若干考察》（1950），《四川峨嵋方言若千不规则现象的音位描》）（ 1950）《谈谈两种四川方言》（1959），《四川话中粘附形式的句法》（1961），《西部官话音韵研究》（1962）等。《中国西部语音研究》则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

　　在古汉语和音韵学方面，马悦然发表的论文有： 《对一本晚期上古汉语语法的若干考察》（1960），《对杜百胜著书的评论》、《论上古汉语的欲和习》（1962）， 《汉代音韵体系和校勘》（1963），《中国语言学的问题和方法）（1964），《论汉代以前及汉代文献中的词素“嫌”》（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庆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1969）， 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他还把我国音韵学家周祖谨《切韵，的性质和音系基础》翻译成英文，发表于斯德哥尔摩的《远东考古博物馆通报》上。

　　马悦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古代典籍《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研究。马悦然精心译注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学术判断。他认为：《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典籍虽然在用词、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造句结构显示出这两种典籍大体上是属于汉语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显示了一种在新旧造句法之间摇摆的特点，是汉帝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对汉以后学者的写作风格很有影响。虽然这两种典籍的语法结构能反映汉语在同一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但可以确定，《公羊传》问世在前，《谷梁传》产生在后。循着这条线索分析下去，马悦然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即董仲舒为研究“公羊”学而写的《春秋繁露》，全部85章中极大部分章节不是他本人写的，而是经东汉以后的人、甚至是魏晋南北朝人删改或托名伪作的。现在所见的《春秋繁露》最早版本，来自于唐代孔颖达著《五经正义》，其中大部分章节与班固（公元32—92）记录汉章帝时群臣辩论经学结果的《白虎通义》及何休（公元129—182）的《春秋公羊解诂》有关，因为《春秋繁露》在阐释“公羊经”的含义时甚至多处录用了《白虎通义》与《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容。这方面的论文有《荀子成相篇笺注》（1973）对其中的56节民歌，作出了详细的译注。他还从事实和义理两方面来理解和研究《春秋》，写有《春秋译注》。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那样，马悦然的汉学道路有两个转向：一是由高本汉的“心向先秦”，以音韵学为工具来进行纯学术的训诂辨伪转向以译介中国文学为主，由语言文字到文学文化的转向。第二个转向是从古代经典到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转向，开始了以“文化相互渗透”为特点的新型汉学研究。

　　在先秦典籍研究之外，马悦然还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唐代三台诗译注》，研究七十年代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坎儿曼诗笺》，对诗笺中的白居易诗歌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以及少数民族诗人仿作的《诉豺狼》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另外他还翻译了10卷本的《唐宋诗词选》。马悦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总是把文学鉴赏与历史背景的分析结合起来，以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他的《辛弃疾词论》尤其表现了这个特点。马悦然译注了辛弃疾所填的十三阕《沁园春》，他发现，这是辛弃疾最喜欢用的曲牌。他指出，辛词语言浅白，押韵严格，并带有一个悲怆的结尾，词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或某种特殊的意象来衬托主题，是最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马悦然还写了不少赏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不仅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鉴赏力，也显示出他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的《一张牡丹画上的六首诗》只是一篇赏析性文章，却传递出大量的近代历史人物的讯息。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性论著，但就其对清代社会君臣之间关系的描述，特别是对满、汉官员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剖析，显示了他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满汉文化在一个官僚体制内部相互渗透情形的深刻了解。

　　马悦然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康有为》，介绍了康有为与瑞典的关系，着重分析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把康有为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介绍给瑞典读者。康有为于1904年和1906年两次访问瑞典，逗留瑞典期间，他考察了医院、监狱、工厂、学校、幼儿园和图书馆，他研究这些机构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以及瑞典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这些社会措施正与他在《大同书》中所倡导的社会理想相吻合，他的日记中对参观瑞典各社会组织机构的过程与自己的感受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日记如今还保留在马悦然的手中。

　　马悦然不但把欧洲的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他不仅继承了西方汉学前辈审慎严谨的治学方法，而且改变了瑞典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独尊先秦的学术传统，带头将欧洲的汉学研究重点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

　　他担任欧洲汉学学会会长期间，承担了欧洲汉学协会三项主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项目之一，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组织领导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编写工作，这套手册共四卷。第一卷为中、长篇小说，第二卷收短篇小说，第三卷的内容是诗歌，第四卷是戏剧。共收400篇左右的作品，内容包括作家简介、作品收藏与版本情况、作品内容梗概、作品的赏析评论和参考书目。参加这项工程的有欧洲11个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学者100多人，《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作品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适合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也要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例如第三卷诗集，既收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收了杭约赫、兰冰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学术质量，不仅在于作品的入选标准严格，资料性强，而且赏析评论部分也具有较高水平。每一分卷前面都刊有一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序言，如第四卷戏剧集的序，阐述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发展过程描写详细，可以当做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纲来读。他还主编《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1977），《二十世纪台湾诗选 》（马悦然等主编，台北·麦田出版2001）

　　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的热心推介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价值和地位的深刻认识：他认为 ，“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是如此。”他说：“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做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时候我就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翻译他的《沈从文自传》、《边城》、《长河》，那个时候我认为沈从文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我不应该对你说，不过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现在可以告诉你。1988年沈从文肯定会得到文学奖。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见2007年10月10日 《南方周末》采访报道）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马悦然称赞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敢于说真话，“比如，《卖白菜》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我读过很多当代的一些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比得上莫言。”谈到莫言作品，马悦然称其短篇小说比长篇更精彩，用“一个字都不必改”来表达自己对莫言文字的推崇。

　　三、文化交流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把学术研究与促进国际间，特别是中瑞两国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当代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他曾对采访他的《南方周末》记者夏榆说：“自从1950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个祖国”。他编写了多种汉语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青年学者使用；他译介了多种中国古典名著，向西方介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译介的四十多种中国文学名著名篇中，既有《诗经》、《楚辞》、《道德经》、《左传》、汉朝民歌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经典，也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沈从文等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特别是1985年进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唯一懂得汉语的终身评委，以及担任欧洲汉学家学会主席后，他更是把推介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当做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和李锐、莫言、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柏杨等都有联系并建立了友谊，包括一些名气不大，在中国都少为人知却非常优秀的底层作家，如曹乃谦、杨吉甫、丘成桐等。在古典文学作品中，马悦然较为推崇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传统文化作品，在他看来，汉代乐府是真正的民歌，而宋词也是从普通民众的歌声而来再由诗人发展为高雅的文体。这些出于底层人民发自内心的唱词是真实生活淬炼而来的感情，非常动人，其中蕴含的力量毫不虚假。对中国当代作家也是如此，他声称自己最喜欢“乡巴佬”：“莫言是乡巴佬，曹乃谦也是“乡巴佬”，他们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家”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瑞典文版（上）先于中文版面世》中国网 china.com.cn 2007-08-10责任编辑：雨悦）
 
　　曹乃谦是山西省大同市的一名警察。文革期间当过井下装煤工、文工团器乐演奏员，退休前一直坚持用雁北生活化的口语和方言土语写作，在完成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后，曾有长达15年的时间找不到愿意出版该书的出版社。据马悦然在曹的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译后记中说，他开初并不认识曹乃谦，完全是被他的作品所慑服：“我一九九○年代初，在一个杂志上找到了曹乃谦的几篇很短的短篇小说，题名为《温家窑风景》。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译的作家。我简直简（山西温家窑口语，意为“简直”）不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我最大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一九九四年我的瑞文译文发表在一个瑞典的文学杂志上。我给我的老朋友李锐写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曹乃谦是谁？李锐回答说他跟乃谦很熟，也告诉我，他是一个大同市的警察”。然后，李锐陪马悦然夫妇同曹乃谦在太原见面，“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饭。乃谦那时把他所写的短篇交给我，其中有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一共二十九篇。我已经把那二十九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会出版”。 “他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山西话，时不时地跟你强调‘我没什么文化，你不要问太专业了，我听不太懂’”。 “翻译过程中，我每天和曹乃谦通信，请他解释一些我不懂的方言词语等等。他每每解释得非常清楚，对我的帮助很大”。《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在2005年由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出版。2007年该书“出口转内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更为可贵的是，马悦然由喜爱曹乃谦的文笔到爱上小说中的人物，再到爱上人物所生活的雁北农村和在那里生活的朴厚的农民。翻译结束，马悦然致信曹乃谦：“心里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我舍不得离开温家窑……我感觉那山村的居民，除了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于是，2005年10月21日，马悦然夫妇跟随曹乃谦去看他的“温家窑”——雁北农村“北温窑”，一位随行的《南方周末》记者夏榆记下了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与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雁北农村朴实农民之间一次亲密接触：

　　远在瑞典时，马悦然常常写信跟曹乃谦打听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里的那些人，这个生活得如何，那个过得怎样。为了回答他不断的提问，曹乃谦就不断去温家窑。有一天他告诉马悦然，愣二的原型二明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至死也没娶到女人。隔了好多日，马悦然再没来信。曹乃谦有些后悔不该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

　　突然，有一天马悦然来信说：“咱们一定得去给二明上上坟。”就这样，2005年10月21日，马悦然从瑞典坐飞机到北京，然后又坐公交大巴从北京到了大同。一行数人，在曹乃谦家吃完“迎风面”，就向“温家窑”出发。

　　一辆警用越野吉普车在晋北崎岖的山路行驶，车内颠簸，车外尘土飞扬，南方周末记者两个小时之后，北温窑，也就是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到了。一群蹲在黄土墙根歇荫凉的农人看见曹乃谦就摆着手喊：“曹队长又回乡了。”（文革期间，曹乃谦曾当过该村知青的领队）

　　村支书丑邦知道马悦然从瑞典来一趟的飞机票价是九千元时，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缓了缓问：“那你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干啥？”

　　马悦然答：“吃油糕，吃莜面，住窑房，听乃谦唱要饭调。”

　　村支书丑邦说起接待马悦然的情形还不住地感叹：“老汉挺保守，不愿惊动公社，自己偷摸着来。那么大的人物能来，村里人挺自豪。他那个程度的人来咱这儿，按级别应该是中央宣传部长一级的人陪同。村人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跟老汉吃饭、喝酒，老汉白酒能喝四五盅，抽大烟斗。81岁的人真日能。咱们是沾了曹队长的光，不是曹队长出了名，这么大的大人物，再辈子也见不上。”

　　吃完晚饭，马悦然和曹乃谦踩着月光来到二明在树林里的坟地。马悦然说：“二明，你看，我们来看你来了。”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二明，让乃谦给你唱个要饭调吧。”

　　曹乃谦就对着二明的坟头唱：“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刮起东风水流西，看见人家想起你……”唱了四句，伤感得唱不下去。曹乃谦停下来的时候，看见马悦然掏出手绢在擦拭眼泪。

（稿源《南方周末》中国网 china.com.cn　 2007-08-10责任编辑：雨悦）

马悦然在雁北农村“北温窑”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瑞典文版

　　马悦然与李锐的交往也类此。李锐1969年赴山西吕梁山区底家河村插队落户，1975年分配到临汾钢铁公司做劳力工，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马悦然说：像曹乃谦一样，李锐很会模仿生活在贫穷山村里农民的语言。两个作家小说中的对话里所运用的脏话与骂人话真是粗得吓人。什么“狗日的”、“日你妈”、“我要日死你千辈的祖宗”，跟英语的“motherfucker”和“fuckyou”一样普遍。其原因是很好懂得：两个作家在文革时期插队在山西的山村里，李锐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曹乃谦在山西北部的一个更穷的山村。1985年李锐的中短篇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马悦然一直关注着李锐，认为北岛、李锐等是中国文学领域的“开辟者”，“他们都开创、扩大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他有次对采访者说：“我喜欢李锐，我喜欢曹乃谦，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文学价值非常高。我翻译他们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反映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而是作品价值高。”（欧阳江河“马悦然专访”《我的心在先秦》，《读书》2006·7）。马悦然评价李锐说：“李锐有他特殊的经验，特殊的经历，‘文革’10年他从北京到山西吕梁山的邸加河村插队，有6年的时间跟农民生活在一起，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文革’给他的经验是他一辈子写作的主题，他不能离开这个主题，这个是他的使命，他要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让他们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情。有一个例外就是他写的《旧址》，这是应该读的书。《旧址》写他的家族1925年到1950年的历史，他的家族是做盐商的，他有点像俄国作家的大气魄，写得非常好。”（《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搜狐网. 2007年10月10日16·简体中文）。他一直在翻译李锐的作品，有《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等，几乎是李锐作品的全部。2005年八月底，马悦然夫妇还随李锐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另一种乡愁》（北京·三联书店， 2004）也请李锐作序，可见他对当代作家的推重。

马悦然与李锐

　　对他同样称之为“乡巴佬”的莫言也是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网上有许多关于两人交好的传言，甚至说马悦然受贿60万美元“翻译定金”并答应向评委会推介。其实，两人并无多少交往，按马悦然的说法，两人就见过三次面：“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里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聊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他就赶着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但当时我压根就不知道‘分房子’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听说他也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第三次是2005年他参加（北京）斯特林堡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成都商报2012-10-22 ）。马悦然这段话，也从莫言那里得到了印证。2012年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回应与汉学家马悦然私交甚好的传闻：“我知道我得奖后，马悦然先生背了很多的罪名。我和马先生只有三面之缘，我们只是三支烟的感情，他多抽了我一根。马悦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令我佩服。”其实，马悦然也非常佩服莫言和莫言的小说，认为 “莫言非常会讲故事，而且敢于说真话。我读过很多当代的一些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比得上莫言。”甚至用“一个字都不必改”来表达自己对莫言文字的推崇。并将他与夫人陈文芬合著的短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2）请莫言作序。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使者，他和诗人北岛、翻译家李之义合作出版了一册中文版的《北欧现代诗歌选粹》，向中国民众介绍北欧文学。在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与教授期间，还培养了一批汉学人才，有13名学生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他不仅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领导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活动，同时，他也是其它一些人文科学机构的成员。例如，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学会的巡视员，他也是著名的瑞典中国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在这些职位上，他并不是一个名誉成员，而是积极从事具体的工作，如多次参与组织国际汉学大会，从各方面促进当代瑞典以及欧洲的汉学研究。瑞典还设立了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奖学金，通过他个人的影响，争取各种捐助，时常邀请一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与学者前往瑞典和其它北欧国家访问讲学，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12年12月6日莫言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

　　作为一个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也极为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加快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家作品的水平完全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媲美，没有获奖主要是因为缺少好的翻译，译作未能为西方接受，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只有小部分译成外文，使得瑞典方面缺乏对中国文学全面的认识。第二，要选择好翻译者。“拙劣的翻译对好作品伤害太大，找了不合适的翻译者，不如不翻译。很多翻译者对文学或者翻译作品并不感兴趣，把翻译书简单地当成一个‘活儿’，自然容易偷工减料。”而他在翻译中文作品时的经验是 ：要多看后才动笔。“等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这时候才开始翻译。”第三，重视传承传统文化。作为一名汉学家，马悦然对于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时有思考。他认为，媒体有责任介绍普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后，作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国家应该拥有好的媒体与文化环境，让大众有更多的机会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他也坦承地表示，收听收看传统文化的人可能不多是很自然的事情，重要的是国家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把传统文化保持下去。慢慢地，年轻人能听进去、看下去，就大有希望。他建议新一代中国作家要多接触自身的文化精华。第四，树立对中国文化的信心。马悦然观察到，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上多个区域的文化特点有模糊化的趋势，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文化需要强而有力量的自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不是最古老的文化，却是世界上唯一的三千年绵延下来一直没有割断的文化，他希望中国人在为经济发展成就骄傲的同时，也会为自己的新的文化成就而骄傲（刘柳《马悦然：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汉学家》《对外传播》2012·9）

　　四、文学创作

　　著有《另一种乡愁》和《俳句一百首》。《另一种乡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6月版是作者用中文写成的随笔，篇幅很短，也算不得都是美文，平实道来，带领读者穿越不同时空，领略一种同样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异国游子的拳拳乡思。前面有李锐写的序言。关于书中的内容，马悦然与记者曾有一段对话：

　　记者：看你写中国的报国寺、峨眉山，写川江边的劳动号子和中国的方言，你的文字散发出一种温暖的柔情，你对中国文化的细微体察和珍爱令人心动。你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爱中国文学呢？

　　马悦然：我为什么爱好中国文学？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我的同胞们八世纪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很野蛮的生活时，唐朝的诗人在创作绝句、律诗和古诗。从《诗经》到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国诗歌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国风》的抒情诗多么精彩啊，楚辞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多么美丽。汉朝的民歌和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唐、宋伟大诗人的作品，元朝的散曲，都属于世界文学，也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谁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谁都会爱上中国文学。

　　通过文学，读者会认识很多很多的非常可爱、非常值得佩服的人物。我自己爱上了《国风》中的“美妹”们和辣妹子。南北朝的《子夜歌》会引起我的情欲。我翻译《水浒传》的时候，恨不得上山去跟108个好汉打交道。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的很朴素、很正直、很爽快的居民在一起过一段日子。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一个大愿望：跟着我的朋友李锐到吕梁山去，跟《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人物见面。

（夏榆《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南方周末2004年6月4日）

　　《俳句一百首》也是抒发作者瞬间的感受，其中不乏深度的理性思考、尖锐的社会批判；出奇的想象力和荒诞的夸张，如：“一、真真的爱情？ 爱人的笑属于我！泪也属于我！”“ 二、记忆的所在？ 于时间停止之处， 在冷藏橱内”； “三、水田的镜子 反映天上的白云！ 我躺在云上！ ”“八、百万的蚜虫！ 瓢虫的君王高呼： ‘群臣打牙祭！’”“九、牧童发慌了： 云海淹没了山坡！ 我的羊在哪儿？”“十 、语言的自杀：‘最最亲爱的领袖， 万岁、万万岁！’”

附：著作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