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刻书与鬻书——兼记“儒林图书馆”和“智林图书馆”
马一浮
一
2013年6月，杭州收藏最多民国国学大师马一浮手稿和藏书的浙江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六艺春秋——马一浮书林足迹展”，它以马一浮一生读书、刻书、藏书的成就为主线，展示了马一浮在传承中华文明的整个过程中的成就。在展出的实物中，有当年马一浮读书的抄本，以及他所开办的“复性书院”和“智林图书馆”的一些书籍刻本（这里的所谓“图书馆”，与现在用以专门藏书的图书馆的含义有所不同，它还有出版的功能，比如从前的“亚东图书馆”，其本身就是一个书局） ，包括“智林图书馆”的一些残存的藏书，其中展板约有10块。笔者参观了展览，亲睹了马老的书稿及藏书，特别是第一次看到了当年四川“复性书院”和杭州“智林图书馆”的藏书（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有钤印），一时悠然有思古之念矣。
1939年夏，在抗战后方的四川乐山嘉定乌尤寺，马一浮创建了一所旨在教授和传播乃至弘扬儒家思想的“复性书院”，他亲任主讲，讲授儒家义理并选刻儒家古书，以培养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青年。其时正是国难之际，开办书院是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以这一精神资源灌输于国人，激发其抗战信念。于是在蒋介石的邀请下，马一浮创办了当时战时后方的三大书院之一——“复性书院”（另外两个是重庆北碚梁漱溟先生创办的“勉仁书院”和云南大理张君劢先生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
在“复性书院”开办过程中，马一浮感到有重重阻力，于是他在1941年6月25日为书院讲了最后一次传示，随即遣散诸生，宣布辍讲。此前，马一浮已向书院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但未获允许。他既表示已辍讲，又不能离职，只好留下来继续刻书，而“复性书院”成了一个刻书处和图书馆。此后马一浮专事刻书，当时他意欲编纂三书：《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诸子会归》，至于其弟子等，则因此称之为“现代朱子”（朱熹当年也有刻书的经历）。此后，马一浮在后方的校读中苦度生涯，至1947年12月撰写了一纸《废置复性书院议》，不复授徒之想。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返回杭州，定居于西湖边的“葛荫山庄”，“复性书院”也随之迁到杭州。这个“书院”当然已非昔日胜况，马一浮拟将之作为民间的一间图书馆，其名称也拟稍作更异。1948年12月，马一浮在致弟子寿毅成（后“智林图书馆”副馆长）的信中表示，所以称此一图书馆为“儒林”二字，是：
一示通中之别，不与一般图书馆同，彼乃兼收并蓄，此则唯重故书雅记，不失先儒血脉；二示革中之因，本由书院改作，在昔年书院刻书，以《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大丛刻为宗旨所寄，今虽百不逮一，犹望后来有志者赓续为之，绵此先儒之坠绪，不忘其朔。据此二义，应取‘儒林’为目，不必定求通俗，时人虽以儒为诟病，不可自失其宗。
此后至1949年4月，马一浮遂改“复性书院”为“儒林图书馆”，其时“复性书院”董事会（屈映光为董事长）和基金管理委员会（陈其采为主席）也发表了联合启事，称“复性书院”“向以讲习、刻书为职志，积年以来，因斋舍未立，学人不聚，致停讲习，刻书亦因费绌难继，势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乃将之改组为“儒林图书馆”，而暂停讲习，继续刻书。
其时杭州的这家“儒林图书馆”，其组织人员是：周惺甫为名誉馆长，邵力子为馆长，周孝怀为副馆长。不久，沧桑鼎革，杭州获得解放，“儒林图书馆”的筹组其事尚未完成，却又于1950年6月改称为“智林图书馆”。彼时，马一浮曾以“复性书院”董事会、“智林图书馆”理事会名义撰写了《复性书院改设智林图书馆编纂处启事》。
此前“复性书院”有“讲习”、“刻书”二部，既然“讲习”已废，“刻书”业已停顿，而在“革新之会”的局面下，遂作“智林图书馆”，然其功能却不能小窥，所谓“示抉择于丹铅，寓精神于删述；存先民之榘矱，贻后学之津梁”，良有以也；又“苴集新书，开辟阅览室，附设研究部，研究世界文化”，用以“适应时代所宜”。至于起步，则先辟“编纂处”，期之渐上轨道，乃至“进世界于大同，抟培风于九万，或亦有取于斯”，其构想不谓不宏大、不壮阔。当然，若期以其成，势必一须“为有道所容”，二须各界“加以赞助，予以保障”，这都不是容易的。也是彼时，熊十力曾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建议创设“中国哲学研究所”、恢复“南京内学院”和杭州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曾主持过的“勉仁书院”，却不曾得到回应，此后他又致信林伯渠、董必武等，希望恢复民间讲学，并再次提到杭州的“智林图书馆”，谓马一浮“究玄义之殊趣，综禅理之要会，其学行久为世所共仰”，且其“以私人募资，选刻古书，皆有精意卓裁，于学术界大有贡献”云云，但也未见回音。于是，马一浮只得“自力更生”去解决了。
恰好当时马一浮的一位弟子蒋国榜在西湖旁购置了一个名园“蒋庄”，蒋氏将马一浮请入“蒋庄”居住，并在“蒋庄”内安置正在筹建中的“智林图书馆”，马一浮于是自任“智林图书馆”总编纂，而“蒋庄”俨然有了一座杭州民间图书馆。
马一浮入住“蒋庄”后，将“儒林图书馆”正式易名为“智林图书馆”，其时《启事》称其目的和做法是“期通天下万物”，为此则要采集新书，面向新世界和新社会，以改变过去的“一曲之知”，这显然又是争取到了新政权的认可的，所谓“幸为有道所容”，而其背景之一是华东地区中共负责人的陈毅不使“野有遗贤”，延揽耆硕，陈毅曾亲赴杭州“蒋庄”会晤马一浮，两人由此成为诗友，马一浮于是也摒弃了此前的“大隐”之想，出而为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乃至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等。于是，西湖“蒋庄”内的“智林图书馆”虽不授徒，却亦能刻印书籍，并予以流通。至于馆内组织，馆长是著名民主人士以及浙江人的邵力子先生，副馆长则是马一浮的学友寿毅成先生，马一浮则以总编纂相称。馆内还有编纂处，以此名义，马一浮得以保存和继续流通“复性书院”的刻书。
1950年7月，马一浮在致老友谢无量的书信中，透露了“智林图书馆”实际运行的状况。马一浮称：“图书馆之者，亦为时俗所讪，一任马牛呼耳。”他还表示：“暮年得藉屋壁安置故书，犹胜委之道路。”
二
在杭州，马一浮从他居住的“葛荫山庄”（位于西泠桥边，后改为“镜湖厅”）搬到了“蒋庄”，随之由“复性书院”改称的“儒林图书馆”也迁到“蒋庄”，并改称“智林图书馆”。
此前，熊十力等友人到杭州时都看望过马一浮，而彼时的马一浮早已不再作“大师”之想，从抗日战争再到内战，他已经跌入隐士心境。就在1949年，其时熊十力南下广州而离开浙江大学，马一浮曾作《寄怀熊十力广州》一诗：
自废玄言久不庭，每因多难惜人灵。
西湖别后花光减，南国春来海气腥。
半夜雷惊三日雨，微波风漾一池萍。
眼前云物须臾变，唯有孤山晚更青。
显然，诗中充分表达了他彼时的心境，于是，面对“云物须臾变”的人世，他钟情于一生最为稔熟的西湖，因为“唯有孤山晚更青”。
熊十力已避往南国，梁漱溟已受到批判，马一浮形如“大隐”，显然，以“三纲五常”为基点的儒家哲学和伦理只能期待“新儒家”起于海外而有所振拔，不过，熊十力仍恳切上书中央政府，建议创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并恢复“南京内学院”和杭州“智林图书馆”以及“勉仁书院”，是为一所、一馆、二院（儒、佛），熊十力还一再推崇马一浮，称其曾在“智林图书馆”馆内“究玄义之殊趣，综禅理之要会，其学行久为世所共仰”，以及“以私人募资，选刻古书，皆有精意卓裁，于学术界大有贡献”云云，甚至宣告：
余杭章氏（章太炎）之为朴学大师，久为学人所敬佩，至于浙江另一大师马一浮先生，其学问博大精深，独传先哲之绝学，则知者益寡。我生平所服膺者，唯马先生一人而已。
1961年2月，马一浮在致熊十力的书信中称：“吾侪耄及之年，若乘化归尽，亦可谓顺受其正。”所谓“死生昼夜之理，既已洞明，及今形寿未尽，正可洒然忘怀，颐养自适，时至即行，复何忧哉。至贤所同于人者形体，所异于人者神明。”
三
于是，在西湖的“蒋庄”，马一浮度过了他的晚年。
马一浮一生安贫乐道，长年寄居于亲戚和学生家中，“复性书院”结束后，为了庋藏其中的书籍和板片，又设“智林图书馆”，其馆址也先后由“葛荫山庄”迁至“朱文公祠”，又再迁至“蒋庄”，至于这个“图书馆”的“业务”以及其“宗旨”，马一浮拟为：
负责保管流通，徐图甄采精要，纂辑丛书，示抉择于丹铅，穷精神于删述。存先民之矩矱，贻后学之津梁。
当然，马一浮“毕竟是书生”，他不能张口索食于人，遂以这个“图书馆”来鬻书代劳，以求自食其力而无求于人。
1950年4月，马一浮以及“智林”移至“蒋庄”之西楼的“香岩阁”和“真赏楼”等处（“蒋庄”最早称为“小万柳堂”，至清末被转让给南京富商蒋国榜。蒋国榜虽是富商，但他一心追随马一浮，后来马一浮居此16年，至1990年，该处建有“马一浮纪念馆”），后来有人相传马一浮生性厌恶权势，当年北洋军阀孙传芳慕名曾来此拜访，被他断然拒绝。其实，这并非是发生在“蒋庄”的故事。
到了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来杭州参观，到“蒋庄”拜访马一浮。当时周恩来向客人介绍马一浮是“中国当代的理学大师”，对方经翻译介绍才知道什么叫“理学”，听罢，他面对这位银须老人问道：“您（现在）研究什么？”马一浮答：“读书。”他又问：“您（现在）干什么工作？”马一浮又是回答了这两个字：“读书。”
然而，马一浮以及“智林图书馆”并非始终处于平静和安谧的状态下。据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何槐昌先生的回忆：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们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几位同志正在吃午饭，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告诉我们：杭州七中的‘红卫兵’正在马一浮先生家‘破四旧’、烧书。你们能不能派人去劝说、抢救？
放下电话，我们古籍部的几位同志立即蹬着三轮车赶到蒋庄的马老家。只见马老家门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红卫兵’小将正在把从马老家搬出来的一箱一箱书画、古籍往火堆里扔。经我们上前劝告，他们倒也同意了让我们先作挑选然后再处理的意见。这样，我们从尚未抛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选出了马老的一批书画、抄本及朋友赠送他的字画和少量的刻本书。
经清点造册，当时我们挑选抢救出来的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册，字画79轴，其中还有黄宾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马老自书的条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余套。后来我们又从杭七中接收到马老的藏书3000余册。
马老的藏书除手稿、抄本外，还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为清刻，明刻约有十余部，如《世说新语》、《吕氏春秋》、《诗纪》等。书上钤有‘智林图书馆’或‘复性书院图书馆’印。（《“文革”期间抢救古籍亲历记》）
原来，笔者在浙江图书馆大厅见到的“六艺春秋——马一浮书林足迹展”中马一浮的那些手稿和藏书，其出处竟是如此。所谓“智林图书馆”收藏的存书、板片，除当时被浙江图书馆所收藏之外（3辆三轮车所载的18大箱藏书和手稿），均毁于当年“除四旧”之举，而“智林图书馆”也就此消失于人间。
1967年6月2日，85岁的马一浮在去世前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