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花晚更馨——霍松林的学术贡献和诗歌成就

    编者按

　　2017年2月1日，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霍松林先生在西安家中溘然与世长辞，享年97岁。霍松林先生生于1921年9月，甘肃天水市人，1937年16岁时即发表了《卢沟桥战歌》一诗，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霍松林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曾任重庆南林文法学院中文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西安师范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会刊《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所著大学教材《文艺学概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霍松林先生也是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顾问，对复刊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给予了热情关怀。霍松林先生去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等发来唁电，对霍松林先生的逝世表示沉重哀悼，向霍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问候。为了纪念霍松林先生，我们编发了霍松林三位学生的纪念文章，向霍松林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方铭）

　　霍松林先生是一位有创见的文学理论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学者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1953年中译版）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影响。霍松林先生1957年出版的《文艺学概论》，是1949年后第一部中国人写的文学理论著作。按照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的观点，文学形象包括抒情诗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虚构。但是，中国文学中的大部分诗、史传文学基本特征是写实，只有戏剧、小说和小部分中国诗才有虚构。因此，季摩菲耶夫的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实际不符。霍松林《文艺学概论》提出文学形象的特征是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包括了写实和虚构。

　　虚构是西方文学的突出特征，西方文学理论以及派生的苏联文学理论以虚构为文学的突出特征，是自然的事。歌德《诗与真》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真实的假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基本特征》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是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济慈等人的作品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技巧》说：“艺术创作永远是一种‘虚构’。”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歌，中国传统文论注重诗歌写实。《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礼记·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感物、体物，决定了中国诗的写实性。《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的这些人文教养作用，来自诗的写实。中国史传文学以《左传》《史记》为代表，作品特征是写真人真事，理论主张是“实录”。

　　霍松林1956年发表的《试论形象思维》是中国第一篇讨论形象思维的哲学美学论文，文中指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认识现实的不同形式。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艺术家通过形象思维认识现实，用具体的形象表现认识现实的结果。”这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奠基。在文学形象的特征上，霍松林的文学理论用形象思维取代了季摩菲耶夫的虚构，实际上是取代了苏联文学理论乃至西方文学理论的虚构，从而与苏联和西方文学理论画出了一条分界线，但是符合中国文学实际。霍松林从未全称判断地表示文学形象的特征是虚构，更未表示中国诗的基本特征是虚构，他将虚构限制在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的范围内。霍松林指出中国诗局部可能有虚构，同时指出叙事文学可以写真人真事。这表明他的文学理论符合中国文学实际，周全、稳健，而卓有创见。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都是以虚构、假定、虚幻性作为全称判断的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在文学形象的定义上，霍松林用形象思维取代苏联文学理论的虚构，在当时苏联文学理论极具权威性的情况下，体现出极大的学术智慧、勇气和民族自信心；比较六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承袭苏联及西方文学理论的文学形象虚构说，则体现出异常独到的学术创发力和异常深远的学术生命力。虽然因此导致了对霍松林长达十四年的批判，但霍松林并未屈服，足见其学术风骨与豪杰品格。

　　霍松林是一位有创见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杜甫研究史上，学界认为，杜甫乾元元年自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的原因，是至德二年疏救房琯触怒唐肃宗，遭到会审和放逐。

　　霍松林1982年发表的《说杜甫〈曲江二首〉》指出：“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进潼关，唐玄宗逃往四川，长安沦陷”，“（次年）四月，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向凤翔，‘麻鞋见天子’，被任命为左拾遗，接着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放回鄜州探视妻子”。“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杜甫于十一月回京，仍任左拾遗。《曲江二首》，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早就渴望‘立登要路津’，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如今身为‘谏官’，正好可以‘致君’‘泽民’，却为什么把这看成‘绊’身的‘浮荣’，力求摆脱呢？从‘明朝有封事’（《春宿左省》）、‘避人焚谏草’（《晚出左掖》）之类的诗句看，他是给皇帝提了意见的。从‘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院壁》）、‘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之类的诗句看，他的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而且还蕴涵着惹祸的危机。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霍松林由史诗互证所提出的这一卓见，补唐史之缺，发杜甫研究史上前人所未发，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后，继续谏诤肃宗惹祸，比起早先的疏救房琯触怒肃宗，显然是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原因。第二，杜甫乾元元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七月便弃官华州以表示抗议肃宗之无道，从此直至漂泊以死再也不做唐朝的官。今存杜甫诗集，大半部是作于弃官以后。霍松林揭示出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的直接原因，关系到这一段唐史真相、杜甫品格、后半生命运及对大半部杜诗的了解，因此关系重大。

　　霍松林是当代重要的诗人，他的诗反映了中国现代史的艰难历程，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心灵。

　　1937年所作七古《八百壮士颂》：“‘中国不会亡’，歌声传四方。八百壮士守沪渎，七层楼上布严防。倭贼冲锋怒潮涌，壮士杀贼如杀羊。倭贼轰楼开万炮，壮士凭窗发神枪。倭贼凌空掷巨弹，壮士穿云射天狼。倭贼围困断给养，市民隔岸投干粮。倭贼纵火火焰张，壮士举旗旗飘扬。激战四昼夜，愈战愈坚强。热血洒尽不投降，以身许国何慨慷！堂堂壮士，壮士堂堂。四夷望汝正冠裳，中华赖汝扬国光。士气为之振，民气为之张。八百壮士作榜样，一曲颂歌传四方。颂歌传四方，‘中国不会亡’！”歌颂八一三淞沪会战谢晋元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事迹，黄钟大吕，元气淋漓。其中“倭贼”“壮士”一气直下十个排比句，生动传神地写出八百壮士浴血奋战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这是有关中国抗战的诗史，无异为中国抗日战争之纪功碑。类似的诗还有《卢沟桥战歌》《哀平京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陚》《喜闻台儿庄大捷》《欣闻日寇投降》等。

　　1965年所写五律《别邓宝珊先生》：“河声清北户，山色绿南棂。园果秋初熟，庭花晚更馨。谈诗倾白堕，说剑望青冥。屡月亲人杰，终生想地灵。”言有尽而意无穷。1972年所作七律《寄明儿二首》其一：“雪暴风狂忆上营，窑中灯火倍温馨。候门喜我还家早，阅课夸儿用力勤。虎卧龙跳临晋帖，蟹行鴃语学英文。裁诗问字无休歇，谈笑浑忘夜已深。”原注：“余每日天亮出门劳改，黄昏回窑，明儿已等在门口，高兴地说：‘今天回来得还早！’”1999年所作《金婚谢妻七首》其六：“红旗上线罪滔天，狠触灵魂更不堪。停俸抄家余四壁，牧羊涤厕近十年。闺中幸有英雄在，浪里方知砥柱坚。分谤挨批教子女，补衣挑菜抗饥寒。”原注：“《试论形象思维》发表于《新建设》1956年第2期，1966年《红旗》第5期点名批判，无限上纲，我即被‘揪出’批斗、抄家、劳改。”艰难环境中的亲情，是人性的最高体现。2006年所作四言《诗圣颂》，歌颂杜甫，近两千字，超过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字数总和七百余字。其中写杜甫自安史叛乱至贬官华州一段：“安史叛乱，诗人切齿。投主陷贼，谏君忤旨。流亡放逐，一生九死。《月夜》《春望》，血泪满纸。《述怀》《北征》，无愧诗史。两京收复，官复拾遗。忠言逆耳，忧谗畏讥。《曲江》二首，心痛陵夷。留春无计，感慨嘘唏。贬官华州，案牍繁忙。”真是五音繁会，磅礴顿挫。“官复拾遗，忠言逆耳”，“贬官华州”，将自己学术之重大创见，融入歌颂杜甫之皇皇巨制，真是别开生面。

    （作者：邓小军，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