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意识、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章开沅先生的风格与人格
章开沅（1926—2021）先生于5月28日溘然长逝。他是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创办了饮誉中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作为辛亥革命史泰斗，他还是口碑极佳的教育家。就像他所经历与研究的时代一样，章先生身上也浓缩了多种角色与阅历，这里面选取任何一个侧面，都很可能是有趣的故事。
他出身世家，幼年家境优渥，少年遭逢战乱，流浪川中，拉过纤，当过兵；大学肄业，在解放区当过革命教员，后面历经多次运动，被当作“反面典型”；改革开放后，创立历史研究所，不断拓展学术领域，担任大学校长，长期奔赴欧美日韩讲学，晚年还为教育的未来鼓与呼。
他称自己是流浪者，不喜欢枯守某一个领域，而是四处查探，往往能够别有洞天。不过，在我看来，他有着难能可贵的三种品质，那就是开拓意识、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
史学远航中的开拓意识
章开沅先生以史学名家，他在自己文集自序中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又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历史”。
他曾经自谦幼年失学，功底不够，殊不知从辛亥革命史、张謇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到南京大屠杀研究，他每涉足一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学者在这其中任何一个领域要取得较大的成功，都很不容易，而章先生却以一人之力撬动了这些领域的蓬勃发展。
章先生自我定位为“史学的流浪者”，戏言自己“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史学是远航，我不知疲倦，也没有确定的路线，时不时有个小小的岛屿或一个浅浅的海湾，就把我留住了，当然也并非流连忘返，还在继续往前走，不过工作效率并非很高”。
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先生很快就从业已成为国际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转入商会研究与中国近代化研究，90年代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他戏称自己是“八十岁学吹鼓手”，最终又从基督宗教研究扩大至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正是他源源不断地开拓新领域，才使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够绵延不绝，数十年在国内学术界保持较高水准。
在章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始终跳跃着思想的光芒，学者应当首先是思想者。他从来不满足于饾饤之学，而是始终关注史学的最新进展，力求将人物、史事纳入当时的历史土壤，“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由此得出了迥异于时人的看法。
章先生原本是金陵大学肄业，然后投身解放区，担任革命史教员，身处湖北，身处武汉，因为看到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搜集辛亥革命资料，萌生了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想法。然而他却并没有将自己辛亥革命的研究重心放在两湖，放在所谓的武昌首义的研究，相反地，他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研究区域是在江浙。这既是因为江浙士绅在近代社会的巨大作用，也源于江南文献丰富，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他亲自发掘整理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就是一笔厚重的文化财富，开启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独具特色的商会研究。与此相关，他又长期从事张謇的研究，将张謇和当时的政情与社会联系起来，堪称海内外张謇研究第一人。
学术研究最忌路径依赖，山头主义与圈地意识，往往成为一个学者与学术机构的美丽陷阱。愿意不断走出舒适区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章先生善于布局，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有了一个据点之后，必须考虑开创别的点。有主点，有次点，然后才能形成一个面。形成了面，才会有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国内有一些高校，本来在某些点上有很好的基础，但因长期固守这一点，因此未能做大。本研究所的好处，就是虽然立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但没有满足于此，在辛亥革命史之外，又开创出商会、教会大学、社会史、现代化、文化史等研究点，引领潮流，积极开展研究，故能一路走来，形成今日局面”，可谓甘苦之谈。
他还广泛奖掖学术后进，为了人才，敢于突破常规，对于仅仅师专毕业的唐文权，他慧眼识才，认为唐氏既有向学的决心，又有深厚的学养，千方百计将他由苏州市二中调到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唐文权教授进入华师之后，发愤治学，著述宏富，短短十来年，就在中国近代佛教史、思想史、教育史以及文献整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验证了章先生的眼光。这一调动，经过了很多曲折，不为世俗所理解，可谓当时罕有的例子。如果没有章先生的开拓意识，在越来越讲究论资排辈的时代，唐氏是很难有此学术贡献的。
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锐气与非凡的学术眼光，章开沅先生在而立之年走进辛亥革命史，又在六旬之年走出辛亥革命史。他年近古稀，孤身一人前往海外发掘教会大学文献，以无畏的学术勇气，创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不断组织与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这既是学术领域的拓展，也是学术交流高度的提升，先生的研究揭开了此前讳莫如深的教会大学的神秘面纱，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当时由于顾虑到国际关系，国内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是比较审慎，甚至困难重重的。章开沅先生从史料与证据出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美国所藏资料入手，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当时做这项研究其实有不少困难，但他无所畏惧，而研究成果在披露之后也获得了高度重视。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章先生特别喜欢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的这一题词。这一境界的达成，既需要学术勇气，更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与开拓意识。耄耋之年的他，即使临终前精力不济，还在指导学生搜集整理家族史料，先生勤于探索的学术精神，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是，尽管章先生不断开辟新领域，有收获就“招呼小鸡前来会餐”，他对于学生的培养却并非要求他们严守所谓“家法”，而是着力营造严肃认真的学术氛围，因材施教，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他要求学生敢于开拓，注重通识，要求学生“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的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的相通”。先生“鼓励他的学生了解欧美和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研究内容，使他们在透析尽可能宽广的领域和方法之后，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他不仅教给学生治学方法，还非常注意磨砺学生的品格，因势利导，推动一个又一个青年学者走上学术前沿道路。他的弟子研究领域广阔，不少人成就很高，这跟章先生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上世纪90年代，武汉当地有人提出武昌首义精神是什么精神，众说纷纭，章开沅先生认为，首义精神就是“敢为天下先”，这一提法很快被采纳，首义精神被定位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身处武汉和华中师范大学，章先生手中的牌并不多，也算不上好，而排在前面的大学不少，可谓虎视眈眈。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开拓意识，章先生提出：“研究有个主轴，万变不离其宗，好像是到处闲逛，但心中总有个中国近代史，大方向没有变”，正如他的名作《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主书名一样，章先生及其学术团队，以开拓者的精神，将最初的孤独求索，变成最终的独领风骚。
章先生的经历，无疑可以给中西部的大学与学术机构如何发展、如何脱颖而出，提供一个充满朝气的指针。
直面教育问题的忧患意识
勤于开拓，当然是源于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作为大学校长，章开沅先生其实此前连系主任都不是，校长职务是校内海选推荐的。而一旦上任，他很快进入角色，在任期间，充分放权，大力调动各级同事的积极性，“好钢用在刀刃上”。他深信：“好校长不如好制度。有了制度，就一定要执行，千万不可朝令夕改。”他有重点有计划地突出优势学科，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提倡“在开放中求改革，在竞争中求发展”，与全校师生员工同心协力，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出人才，科研出成果。他还积极推动大学与县域合作，实现了良性互动。他一心以学术立校，广泛推动海内外学术交流，召开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海外名校进行充分互动，还邀请了许多国内外名家如丁玲、周培源等到学校演讲。
他还平易近人，爱生如子，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促膝谈心，就学生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对于工人师傅，尤其是那些贡献卓著者，他礼贤下士，每每予以照拂。比如至今传为佳话的是，鉴于华师绿化组姚水印老师傅给校园绿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章开沅先生专门组织校领导班子为姚师傅祝寿，并聘请姚师傅为生物系讲师。这些举措，跟前面所提破格招纳唐文权进入大学执教一样，都可以说是开拓之举，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知人善任，使得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有一股生机勃勃的景象。
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尽管章先生很早就退休了，但是出于社会责任，他心系教育问题，心系大学，心系学子，对于中国教育有着独到思考，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的弊端有很多反思。这里面是对于中国教育的深深隐忧，他一直在忧虑大学将往何处去。
有人问章先生：“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他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作为老辈学者，他理解学界年轻人的压力也很大，工资低，考核要求高，但他提醒人们唯项目制所带来的弊端，担心“人们整天围着项目传，谈得上什么潜心治学，学风怎能不日趋颓废”。他认为，项目本身是想推动学科发展的，但是不能过于短平快，而是要充分尊重科学规律，试着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学术评价机制，让学者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与平和的心境开展研究，才是学术建设的正轨。
面对大学与大学师生越来越忙，有些浮躁的学风，他认为：
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
他恳切呼吁：“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在他看来，相对于数字化的比拼，大学重在文化积淀、精神传承、学脉延续。教育必须重视前后传承与相对的稳定，教育的个性更多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积淀与学脉，才是大学的重中之重，只有夯实二者，大学才有生命力，才能为国家和民族培育更多人才。
章先生一直主张“以生为本”，要把学生当作人，要有同理心，有人文情怀。他说：“现在讲管理，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而非想尽种种办法制定繁琐的制度和指标。”“指标要合乎人性，而不仅仅是合乎物性。”作为过来人，他认为用管理企业甚至管生产流水线的办法办学校，没有不失败的。
面对比较严重的教育产业化，他提出警示，教育的确需要适当加速，但是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揠苗助长，往往得不偿失。
章先生力辞“资深教授”头衔，拒绝了当时一年十万元的津贴（殊不知先生辞掉这一头衔之后，很快“资深教授”的津贴达到数十万元），就是一种身体力行。他在尽自己的所能，进行力所能及的示范。“大学自己也要反省。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社会良心主要在大学，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一些社会沉沦问题，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谬扶正，形成强大的、正义的社会声音。”
章先生觉得，学者要能虚能静，方能有所成就：“虚即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他很欣赏2012年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章先生寄希望于青年学者：“不怕孤独，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不仅对才毕业的研究生，对所有的学者，都是适合的，这正是学问的正途所在。”
章先生提出，人不能只是顺应社会，还要改造社会。世风的改善，大学与知识界有很大的责任，应该学高为师，树立典范，而非趋炎附势。章先生追问：“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大学校长应该有自我完善的胆识，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而不是唯命是从，随波逐流，千方百计提升自己的“政绩”。大学教师、学者自身，也应该承担起责任，而不是与时推移，一味归咎于环境与风气，好的学者，大的学问家，是可以造风气的。
他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力量，注意发掘年轻人的潜力，曾经寄语华师的年轻学子：“年轻人不要自己看轻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个人的历史都是由自己书写的。大学期间要扩宽学习面，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更要学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期待师生良性互动，塑造更好的校园风气。
章先生很早就提出，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他为此长期大声疾呼。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不少改进的空间，值得认真听取前贤的建议，将事关民族未来的教育事业办得更好。
老而弥坚的自强意识
所谓忠言逆耳，备见一代学人的苦心与隐忧。
不过，章开沅先生可不是说说而已。
他有想法，有眼光，有办法，更有干劲，敢于行动。在他身上，有着一股子生命不止、自强不息的品质。有些感人的细节，要等到老先生去世后，才得以披露。
章先生以身作则，勤于耕耘，常常清晨五点即起，数十年如一日，耄耋之年，依然如故，所以才能著述宏丰。
他门庭广阔，桃李遍天下，他因材施教，对于弟子可谓耗尽心力，关怀备至，但是在学术上，他始终严格要求，对于那种追名逐利之徒，毫不假借。
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学术领袖，他号召学者本身要“增强为科学献身的事业心，克服困难，奋发有为”，“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学术是任何一个伟大民族所不可缺少的事业，对于浮躁的世风，学人要试图纠偏，而不是望风披靡。
他常对年轻人讲：“人各有志，不要管别人如何如何，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人生道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赶时髦的人常常也是昙花一现，“唯有扎扎实实工作的真正事业家（无论是治学、从政、经商）才有绵长的生命力与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
对于个别弟子对于学术前途表现出的担忧，章先生会严厉批评：“这个研究领域本来就不需要很多人，如果想做就要坚持做下去，如果不想做趁早转行。”这种当头棒喝，无疑是对于弟子的针砭，在先生的垂范之下，一代代学者不断接力，形成了人所共见的朴实学风。
美国著名中国史学者周锡瑞与章先生交往很多，在周锡瑞看来，章先生是乐观而睿智的：“每次交流，我都被他的睿智所打动。章先生言语不多，但每次谈话都是思想缜密，句句真言，很有分量。”“鉴于他在中国漫长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想象他经历过的挫折和困难。可是在他身上，你丝毫看不到半分的埋怨和不满。最重要的是，他总是面向未来。无论道路如何崎岖坎坷，他总是坚信未来可期，充满光亮。”他经常感受到“章开沅先生身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和能量”。熟悉章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的经历往往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是晚年，还有个别不速之客前来打搅，先生的乐观与睿智更多是仁者的自强力量。
章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事必躬亲，尽量自力更生，而不是寻求组织与弟子的帮助（尽管弟子、同事非常乐意给老爷子做点什么）。章师母去看牙医时，老先生已九十高龄，但两位老人一起去医院，丝毫没有惊动其他人，同在医院的后辈看到后大家才知道。
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其弟子回忆：“除非特殊情形，先生对所里老师探望和帮忙的请求也一概婉拒。若年轻人不知深浅坚持要来，先生往往会发脾气，于是我们都不敢造次。”他珍惜他人的时间，以爱的心看世界，轻易不愿意打搅他人，哪怕是挚爱的弟子。
章先生经常一个人独自来往研究所与住家之间，彭南生教授回忆说：“有时看到他吃力地走上台阶时，总想上前帮扶一把，他总会说不用，有时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时，总想开车送他一程，但他总会说自己慢慢走。”有后辈想帮忙，他甚至颇为生气，事后才解释：“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不用扶。如果被扶惯了，就有了依赖，那样我就站不起来了。”
同理，他也给后辈讲，不要轻易坐轮椅，坐上了就不易下来了。他看淡生死，要求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要有尊严地离开，而不是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毫无生命质量。
尽管他待人极为和蔼，但是内心却极为柔软，又极为倔强，从无到有的学术事业因此诞生。从少年流浪到历次运动，其中想必有不少坎坷与不容易，他却举重若轻，挥手自兹去。
章先生曾如此总结他所钦敬的南通张謇：“虽然已经进入衰暮之年，但仍然迈动着稳健的步伐，在崎岖的道路上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身后留下一连串清晰的开拓者的足迹。”这也可以说是完美的夫子自道。
章先生一生操劳，为学校，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为弟子，为学生，为友朋，唯一很少考虑自己，所以才身后倍极哀荣。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师，一位高明的导师，“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是“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先生往矣！
从华中师范大学博导楼到国际文化交流园区的路上，再也不会有那个执著前行的老人的身影了！
每次重要学术会议，再也没有先生睿智而幽默的开场白了！
每年新生开学，桂子山风雨操场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位白发先生热情洋溢地演讲了！
好在，先生著述流传于世，声名著于四海，作为桂子山上最亮的那颗星，先生的精神，好比遍布华师校园的香樟树与桂花香，“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章先生最喜爱的清人张维屏诗），会永远温暖着他最喜爱的弟子与学生。
（作者为出版人，近代史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