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谁寄锦书来——樊锦诗的读书与行路
因敦煌艺术而结缘
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是一次探寻人生大美的过程，因为这本书，我走近了樊锦诗，我走近了一个文化宝藏——敦煌莫高窟，走近了一群可爱的莫高窟人。樊锦诗对敦煌莫高窟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树、每一方壁画都如此熟悉；对于莫高窟的历史、洞窟壁画艺术到考古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数家珍。在此过程中她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和创作的自由。
樊锦诗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敦煌学的大门，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浩瀚无垠的星系。在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一起查阅书籍，交流阅读的体会和思考，而我也得以逐渐了解樊锦诗将近60年的敦煌生活，了解了她艰苦卓绝的读书和行路。
写作一本传记，撰写者和被写作的对象之间达成心意相通非常重要，这几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我和樊锦诗的结缘，使我对敦煌学和敦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的交往，我们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我们对于敦煌的热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组织策划的慕课，为《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诞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938年7月9日樊锦诗出生于北京，祖籍是浙江杭州，青少年时期在上海度过。
樊锦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姐姐，她和二姐是双生子。按照家谱，樊家姐妹是梅字辈，大姐的名字中就有个“梅”，但是父亲希望女孩子也应该饱读诗书，于是以“诗”“书”为名，给姐妹俩取了名字。双胞胎姐姐叫“樊锦书”，她也有了“樊锦诗”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毕业后一度在北京的工部局工作。他的外语特别好，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每逢新学期开始，樊锦诗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亲自和孩子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包书皮不像现在，有现成的漂亮的包书纸。当时就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在书封上写上“樊锦诗”三个字。樊锦诗告诉我，父亲的字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小楷。他言传身教，要求孩子们练书法，父亲还时常在家中教樊锦诗背诵《古文观止》，这给她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
在父亲的影响下，樊锦诗从小喜欢读书，视野比较开阔，古典的，西方的，中国的，《水浒》《西游记》《七侠五义》，什么都看。她和那时候的许多学生一样喜欢看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她都认真读过。此外，她还阅读了大量19世纪欧洲文学的经典，如《牛虻》《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等，晚年的樊锦诗对这些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还可以如数家珍。
从小体弱多病的樊锦诗，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如果不是医生把她看好了，可能就不会有未来的人生。她觉得医生的职业很神圣，心中暗自向往成为一名医生，有朝一日也能救死扶伤。但有人私下里提醒她：“就你这个身体还想学医？ 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后来治病救人的梦想被博览群书的梦想所替代，她对历史产生了兴趣。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直接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她是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大学报到的，那是1958年9月。
这是她第一次离家，第一次离开父母，她并不知道命运的安排，日后的她会越走越远。樊锦诗动身去北大报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推迟了，为了这件事，人民日报还特意登出了一个通告，但是她没有看见这则通告，也没有人告诉她。结果到了北京火车站之后，没有接站的人，她只能想办法摸到了北大。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她每天到历史学系办公室抄文稿。有同学告诉她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她看见书架上放了许多线装书，边抄边想，如果考古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我想选择的专业吗？ 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等到入学分专业的时候，她不假思索地就报了考古专业。樊锦诗后来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对考古工作究竟要干什么是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考古要去田野太苦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敦煌一直是她格外向往的地方，她梦想着去敦煌参加实习。最终当系里决定她和另外三个同学去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欢喜雀跃。然而，正是1962年的这次实习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由于她的体质差，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上洞实习的时候，根本走不动路。担任毕业实习导师的宿白先生怕她出事，让她提前离开了敦煌。然而，到了1963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她和马世长两人被分到了敦煌。那个时候的樊锦诗，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异常单纯，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她把父亲写给院系领导的信藏了起来。她暗暗想，或许是命运要她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上一回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于是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绝不能中途折返。就这样她做好了西行的准备，踏上了苍凉寂寞的万里敦煌道。
毕业离校前，苏秉琦先生突然派人来找樊锦诗，把她叫到朗润园的住处。苏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与夏鼐先生齐名的考古学界的泰斗。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樊锦诗：“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 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她分配去莫高窟，其实是要赋予她一项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然而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如何完成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思路并不成熟。她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走上领导敦煌研究院的管理岗位；更没有想到，要用尽一生的力量去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近半个多世纪，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她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
樊锦诗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虽然没有落下终身残疾，自此以后她的腿脚却不是特别灵活。然而她就是用这双孱弱的脚走向了万里之遥的大西北，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一去就是一辈子，成为了莫高窟最坚强有力的守护人。
四十年后终成卷
对于从事考古研究的人来说，一生有没有可以录入考古史的重大发现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留下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考古报告。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就是对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
宿白先生是樊锦诗的授业老师，同时也是对她影响极大的一位先生。
宿先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的开创者和成就者，也是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上世纪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以及根据此次发掘的考古资料撰写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1957年），颠覆了学术界对考古报告的认识，除了体现出考古报告应有的实证功夫之外，还展现了浓郁的学术气息和人文精神，在考古界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白沙宋墓》作为考古报告的典范，尽管已出版六十余年，至今仍在学界有重要影响。
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三座墓葬。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带队对这一墓葬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考古报告也由宿白先生主持编写，题目就叫《白沙宋墓》。翻开《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密密麻麻的注释，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习俗等，注释的文字甚至超过了正文。宿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第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白沙宋墓的年代、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刻画了宋人的生活图景。
宿先生有个外号，叫“活字典”，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他什么都能讲授，古代神话，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佛教史，魏晋玄学皆有研究。他是学历史出身的，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文献，在古籍版本目录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认为考古学者应具备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他自己的历史文献功夫也是有口皆碑。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的国子监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八卷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力，是不可能发现并确定这篇文献的重要价值的。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写，1956年发表），是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开启了他个人的石窟寺研究。
后来根据《金碑》记述与实地考察，宿白先生写成《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在此以前，有日本学者一直关注云冈的问题，宿先生对日本学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对宿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宿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后来，宿先生又发表文章，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对《金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长广敏雄也不得不承认宿白先生的分期论。
樊锦诗从事的专业是石窟寺考古，石窟寺考古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莫高窟的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得力的团队，而研究所一度人员匮乏，加之时代的特殊原因，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虽然，宿白先生在《敦煌七讲》中首次提出过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系统阐述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然而莫高窟考古报告完成的难度依然超乎想象。虽然日本学者采用文字、照片、测绘、拓片等手段，编写出版了大型《云冈石窟》报告，但也只能算是调查报告，称不上真正的石窟考古报告。可以说，石窟寺考古报告并无先例可参考。
但樊锦诗深知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不可不做的考古工程。特别是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唯有做一部记录全部遗迹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成为真正能永存的科学、完整、系统的敦煌石窟科学档案资料。苏秉琦先生当年的期望和嘱咐，宿白先生的牵挂和敦促，让樊锦诗寝食难安，她说：“我自大学毕业到2000年前后，我在敦煌工作已近四十年，关于莫高窟的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完成，这是我平生欠下的最大的一笔债。”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两地分居19年，为了支持樊锦诗的工作，最后老彭做出了让步，他在调来敦煌研究院之后，从商周考古改为石窟寺考古，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清理发掘，不仅搞清楚了过去悬而未决的关于北区功能的猜想，还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2004年，由彭金章完成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被认为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宿白先生亲自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题写了书名。当他看到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后，他对樊锦诗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多卷本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石窟测绘的方法、制作材料的提取和复杂的内容记录都是敦煌石窟考古最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工作量大、牵涉面广，缺乏专门的团队，这项工作进展迟缓。直到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考古报告被认为是永久地保存、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了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标志着石窟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20年4月22日“世界读书日”之际，我和樊老师受邀参加上海图书馆“云上讲座”。这次讲座樊老师为广大读者推荐了敦煌学方面她认为的好书，其中有赵声良撰写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她与赵声良合写的《灿烂佛宫》，以及由她担任主编的《敦煌与隋唐城市文明》，这本书涉及了敦煌石窟的方方面面，包括工匠技艺、文学宗教等等。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她还推荐了台湾学者张光直的《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本书比较通俗地介绍了考古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书中也讲到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比较。
她特别推荐了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她认为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毕生奉献于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一座城市建造的地下工程。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的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证。考古学的书籍对中国人了解中华文化非常重要。她说：“中华文明是在文化融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莫高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谋求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我们不会搞大国沙文主义，也不会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好的文明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中国文明。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大家应该知道，历史有起源，原始文明怎么发展到了部落、怎么发展到了帝国？ 统一的多样性文化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多元文明的一体，包含的中国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要了解。”
上海一别，我又陆续收到樊老师寄给我的《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敦煌学大辞典》《敦煌石窟全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变文集》以及2021年新出版的《敦煌艺术大辞典》等工具书。其中，《敦煌艺术大辞典》是由她主编的一部敦煌艺术的专科辞典，全书收词2929条，图片1000余幅，是众多学者历经十余年共同完成的。内容包括石窟考古、各时代艺术代表窟、彩塑、音乐、舞蹈、建筑画、生产生活画、山水画、图案、服饰、壁画技法、石窟保护、书法印章、敦煌艺术研究学者及著作等24个门类。
鲜有人知道，晚年的樊锦诗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让我给她推荐哲学和美学类的书籍，并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冯友兰、张世英、叶朗等人的学术著作。她常说敦煌学的研究中缺少了形而上的研究不行，以往的学术研究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为什么”的问题，即这些石窟内容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信仰、审美意识、文化心理以及诸多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推进。这是未来敦煌艺术研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需要我们在敦煌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有所创新，综合利用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才能在敦煌艺术遗产的美学研究方面探索出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方法。
如今，只要在敦煌，樊锦诗依然喜欢从家里散步到九层楼，听听悬在檐下的铃铎，听听晚风拂过白杨的声音，然后在满天繁星升起之时，踩着月光散步回家。不同的是，她的身边没有了老彭。我常常想，鸠摩罗什当年随吕光滞留凉州达十七年，在一种并非自己选择的情形下开始佛法的弘扬，而樊锦诗是随历史与命运的风浪扎根西北。所不同的是鸠摩罗什当年是东去长安，后来在“草堂寺”负责佛经的翻译工作；而樊锦诗是西来敦煌，在“莫高窟”守护人类的神圣遗产。好在有彭金章这匹“天马”，在她最艰难的时候，“伴她西行”，不离不弃，陪伴左右，和她一起守护千年莫高，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她们的爱情誓言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如今老彭驾鹤西去，陪伴樊锦诗的是他们曾经共读的书籍，以及俩人用一生完成的沉甸甸的两卷考古报告：《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铃铎的声音依然跃动在黑夜和白天交替之际，远处是宕泉河，再远处是宕泉河河谷地带星星点点的绿洲，绿洲的外面是戈壁，戈壁的再远处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和山脉。目睹此情此景，我想她的心中时常会浮现《一剪梅》的词句：“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