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
2020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荣新江先生的新著《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该书名曰“杂记”，其实并不杂，主题很明确，主要收录作者二十余年以来以学术为中心、以师友为对象撰写的回忆与追念性文字，共三十篇。笔者想从个人理解的角度，谈点阅读的心得体会。
出版此书的目的，荣先生在该书跋语中说得很清楚，可以归纳为这样三句话：感念教泽学恩，弘扬前辈学行，传递学术薪火。由此可见，此书立意之高远，远非那些单纯聚焦于学界“掌故”“逸闻”“佚事”之类的出版物可比。
事实上，每一位优秀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养成史”，学者“从学”的经历与轨迹应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向前辈学者学习治学理念、治学方法以及前辈学者的学术品德、学术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等，套用禅宗的概念，就是参禅悟道与心法授受。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养成史”，对后学的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该书为了解荣先生的“学术养成史”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通阅全书之后，笔者首先感觉到，荣先生在“从学”以及与学界同辈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圈”，这个学术圈对他学术的养成意义重大。因此笔者拟重点通过对荣先生“从学”的经历和特殊“学缘”的观察，尝试分析他学术性格的养成、学术视野的养成、学术方法的养成等内在逻辑，并通过书中所收的“追念”性文字，尝试分析他学术品德养成的内在逻辑。
荣先生在回顾邓广铭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时写道，“两位学者在多个场合不期而遇，‘学术’像一条无形的丝线，把他们两位联系在一起”（136页）。邓先生与前辈学者陈寅恪先生之间的“学缘”就是这样建立的。其实，同样是由于“学缘”，使无数条从前辈学者那里生发的无形“学术”丝线，连成了荣先生今天的学问、学品。
荣先生的治学理念中，“贯通”的思想占很重要的位置，对此笔者已作初步归纳（《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现在看来，这一理念的形成，前辈学者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尤以饶宗颐先生的影响最大。“贯通”是饶先生最重要的学术理念之一，他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构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饶宗颐《文辙》小引）。荣先生十分服膺饶先生的学问，认为他的学问既博大又精深，难望涯际，同时也十分钦服饶先生强大的贯通能力。他称“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问”（2页）。特别是荣先生最后用“通儒”一词来概括饶先生的学问（264页），这表明在他看来，饶先生已经集旧学新学于一身，集中学西学于一身，集学艺于一身，从未以学科为畛域。由此不难想象，饶先生的学问对荣先生“贯通”理念的形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所有荣先生曾经受学的前辈学者中，季羡林先生是荣先生最早接触的学者之一，这主要得自季先生主持“西域研究读书班”的因缘。他从上大学开始，在这个读书班里学到了很多东西（139页）。我认为季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主要在“彻底性”理念、学术规范以及学术品格层面，而这些方面又与季先生在德国所受的训练有关。荣先生回忆道，“在读书班上，常常听到季先生讲起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23页）。德国学者的“彻底性”通过季先生间接影响了荣先生，且影响巨大。这一理念在荣先生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他每篇论文的研究史回顾和具体资料的掌握程度就可明了。对于以往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无论早晚，无论中西，相关研究成果他几乎做到了“一网打尽”“竭泽而渔”，对具体资料的掌握亦是如此。
荣先生继续回忆道，“在读书班上，季先生反复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按照季先生的说法，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季先生还说，最初德国的学术刊物不仅要求作者引文要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明行数（23页）。这些教诲对荣先生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一开始写论文，就努力遵循季先生所讲的这些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甚至为了一个页码，要跑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刚刚还掉的书（23页）。
荣先生是一个主张“纯学术”的人（98页），这恐怕与他早年受像季先生这样的“纯学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荣先生对季先生追求纯学术的精神和季先生的纯学人形象印象深刻，他说，“在我眼里，季先生……有着根深蒂固的欧洲纯学术精神”（98页）。季先生给荣先生留下的最后印象“仍是一位极其纯粹的学者”（99页）。
荣先生的学术起点应该是从他大三时参加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共同开设的“敦煌文书研究”课。这在荣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完全称得上殊胜的学缘：王、张两位先生共同为他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并且一件文书（P.3016）研究使张先生为他开启了另一扇更具挑战性的学术之门——于阗研究。关于张广达先生对他的影响，稍后再谈，这里先谈谈王永兴先生对他的影响。
对于王永兴先生的研究方法，荣先生印象极为深刻，他说，“王先生上课，也是按照他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来的方法，强调‘读书须先识字’，所以他讲敦煌文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个词一个词地考释”，但王先生的课又往往能“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113页）。因此我认为，荣先生从王先生那里首先学到的应是敦煌文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永兴先生称得上是荣先生敦煌学的入门之师。
邓广铭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在具体方法论方面，当然首先是邓先生治学的“四把钥匙”（130页），但更深的影响在学理层面。邓先生一直强调的治学理念是，现代史家必须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结合起来（《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即如刘浦江先生所总结的那样，邓先生“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读书》1999年第3期）。因此荣先生对邓广铭先生为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所立的“家训”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既要有实证性的硬功夫，也要有史家的识见’是邓广铭先生创建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来的‘家训’。”（196页）因而始终“谨守‘家法’，不敢随兴趣而动”（《三升斋随笔》序）。
此外，我认为邓先生的使命与担当精神也深深影响了荣先生。从手创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支持北大敦煌学研究、支持北大辽金史学科建设等事项上，均能看出邓先生的使命与担当精神。刘浦江先生说：“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学科的推动的作用……若是要论邓先生对辽金史的最大贡献，应当首推他为建立和传承北京大学的辽金史传统、为培养辽金史的新一代学人所做出的努力。”（刘浦江《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想念邓广铭》，195页）而晚年的邓先生使命感更加强烈，荣先生当然也感觉到了，他说，“晚年的邓先生，自有文化托命的感觉，一向视公事大于私事”（33页）。这种“使命感”最终也传导到了荣先生身上，他说：“邓先生等一代鸿儒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学问，而是北大在学林的许多‘第一’。今日北大的‘敦煌学’研究不容乐观。追念往哲，痛定思痛，微薄小子，岂可闲哉！”（37页）荣先生的学术担当远不只是为恢复北大往日敦煌学的辉煌而不懈努力，多年来他呼吁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规范并身体力行地出版相关著作，坚持主编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二十多年，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担当。
周一良先生也是对荣先生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之一。荣先生做学问不太讲究珍本秘笈，也不刻意追求稀见版本，以可用为原则。他“不讲求善本，……也基本不买线装书”（74页）。在我看来，他的这一习惯明显受到前辈学者特别是周一良先生的影响。荣先生早已注意到周先生做学问并不倚恃“珍本秘籍”，主要靠“读书得间”取胜（72页）。显然，荣先生对周一良先生的这一治学方法是深以为然的。虽然荣先生也很注意新材料，但从未完全依赖于新材料。而我们知道，陈寅恪史学的魅力之一就是“读习见之书，发未发之覆，道未尽之言”。周先生显然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周一良史学”与“陈寅恪史学”的关系，荣先生已有提示（55页）。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
我们知道，荣先生一直很重视写书评，撰写了大量书评。不仅自己积极写书评，他还呼吁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严格的书评制度，这在他主编的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的发刊词中有清楚的表达（《唐研究》第一卷《弁言》，1995年）。在我看来，荣先生的这一学术习惯也应主要来自周一良先生的影响。周先生写书评的习惯令他印象深刻，他说因为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此一直有按照西方的书评制度坚持写书评的习惯，荣先生对周先生写书评的做法表示高度认可（64—65页）。
荣先生一有新著出版，就广泛赠送，特别是送书对象还包括不少在读的研究生和年轻后学，这一习惯已广为学界所知。我觉得荣先生送书的习惯其实主要受到周一良等一些前辈学者的影响。荣先生特别提到周一良先生鼓励晚辈学生的方式是赠送自己的著作（72页）。荣先生自然得到周先生的不少赠书，他深情地回忆道，当他从周先生那里获赠带有作者签名和周先生题跋的法国汉学家儒莲1861年出版的《汉文书籍所见梵文名称的释读和转写方法》一书后，“把它当作善本，宝之如同拱璧”（74页）。当然，荣先生深知，这是周先生用赠书的方式给予他关怀和鼓励（76页）。周一良、耿昇等学者的送书习惯显然直接影响了荣先生。至此，荣先生给年轻学子送书的用意已经明了——他是以前辈学者同样的方式来鼓励晚辈后学。
在田余庆先生身上，荣先生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严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追念田先生的这篇文字中，荣先生反复表达了这种感受：“他在我心目中，既是一位严格的老师，时常鞭策我们求学上进；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帮助爱护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稳步成长。”（180页）“田先生严肃的面容，督促着我在此后的治学道路上，不敢忽视任何一个字，不敢乱说一句话。”（181页）“田先生的著作以严谨著称。”（183页）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田余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荣先生影响至深。
但田先生对荣先生更深的影响，我认为是“立足中原”的治学理念。荣先生深情地回忆道，“他谆谆教导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让我在做学问的时候，一只脚要跨出去，一只脚要立足中原。……我曾把田先生的这番嘱咐，写在拙著《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一书的小序当中，奉为座右之铭。”（186—187页）由此可见，荣先生其实一直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践行着田先生的这一理念，而且，这一理念也因此对荣先生今天的学术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
荣先生虽然不属于考古专业，但他与宿白先生的缘分并不浅。读本科期间，“经过宿先生的严格考察和盘问”，他被允许选修宿先生开设的考古学课程。荣先生牢牢地把握了这一机会，一丝不苟地听课、笔记，收获非常大（252—253页）。在我看来，通过听修宿先生的考古学课程，使荣先生得以初窥考古学堂奥，为其后来熟练运用考古材料打下了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视宿先生为荣先生考古学的入门之师，谅不为过。而且，随着荣先生对宿先生治学方法的了解，使他逐渐形成了中古史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必须与考古紧密结合的治学理念，所以多年以来，他一直与汉唐考古界、边疆考古界甚至俄罗斯的中亚考古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荣先生十分服膺他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完美结合的研究方法（257—262页）。他不无感慨地说：“翻阅宿先生的考古著作，文献材料不时跃然纸上。……他给我们留下的研究方法，在新的条件下，必将产生更大的效力和影响。”（262—263页）宿先生对文献的重视和熟悉程度，是考古界公认的，他利用石刻文献资料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经典案例莫过于利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研究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并与日本学者的对话，这已成为学界佳话。
在荣先生看来，宿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完美结合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内在要求。但他显然也意识到，如果站在传统历史学的立场，不也应该将文献与考古材料有机结合吗？ 张光直先生早就指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该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王和《考古学与青铜文化及其他》，《未定稿》1988年第4期）。对此，荣先生显然早已从宿先生那里悟出了其中三昧，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荣先生已成为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的典范。
荣先生一路走来，所遇良师亦多，因此可以转益多师。在某些比较专门的领域，他也总有向名师学习的机会。如叶奕良先生，他的《“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一文是荣先生研究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的指南，因此荣先生认为叶先生是他进入中伊关系史的引路人（197—198页）。再如王尧先生，荣先生早年追随他学藏文，学习的主要收获之一是撰写出了《通颊考》这篇藏学文章，之二是熟悉了国际藏学界（220—221页）。因此，王尧先生应该是荣先生进入藏学领域的引路人。
其实，荣先生的海外学缘也一直很好，这些国外学缘对于荣先生学术成长的意义，他自己已有所归纳，他说：“1984年以来，我有机会多次走访欧美、日本各国学术中心，收集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文献材料中的中外关系史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拜访学者专家，或求学问道，或交流心得。……在与国外从事汉学、中亚学、伊朗学研究的学者交往中，扩大了眼界，熟悉了他们所研究的语言、考古、艺术史以及历史方面的课题。”（《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后记，469—470页）
这里仅以荣先生与贝利教授交往为例，略加补充说明。贝利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印欧语言学家，尤其擅长于阗语文献研究。从荣先生追随张广达先生进入于阗研究领域伊始，他就十分关注贝利教授的研究。幸运的是，他早在1985年就已利用在欧洲游学的机会前往剑桥拜访了贝利教授，贝利教授热情相待并赠送他很多著作和论文抽印本（29页）。这使得他对以贝利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伊朗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了更充分的掌握，从而使他与张广达先生合作的于阗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因此在我看来，荣先生的国外学缘的意义，除开阔眼界、拓展研究领域而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他一开始就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国际一流学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逐渐成为他的学术习惯，并最终内化为他的学术性格，即将自己的学术目标固化为追求世界一流。
分析荣先生学术的养成，不能不提他的业师张广达先生，因为张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全面而深入。但限于篇幅，这里仅略加说明。
毫无疑问，张先生是带荣先生进入学术殿堂的第一人。荣先生深情地回忆道：“他手把手地教我阅读史料、熟悉研究成果、提高专业外语能力，细心地修改我的每一篇文章初稿……以不同的形式，为我打开一扇扇学术的门扉。”（《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后记，469页）“而且根据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上，470—471页）
张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我认为主要包括：宏阔的学术视野；极于高远而底于平实的学术性格；考据与义理相互为用的治学理念；不同语文、不同类型的资料综合运用的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与对照研究方法；艺术史研究方法等。这些学术性格、学术理念、学术方法，荣先生均深得其中三昧（《三升斋随笔》，14—25、99—120页），在他自己的研究中都有充分体现，并致力于发扬光大。这里仅举他对考据与义理相互为用这一理念的重视为例。他在总结张先生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时，重申了张先生的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不仅有助于今后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将促进近代历史上西方的概念让位于世界的概念，并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打破西方某些论述话语的垄断地位。”并补充道：“这既是张先生对我的训导，也是他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思考。”（《三升斋随笔》，25页）
这些前辈学者对荣先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治学理念、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学术精神外，还有他们高尚的学品。以下，再尝试对前辈学者的学术品德对荣先生的影响略加分析。
沿着学术之路一路走来，荣先生看到了太多的前辈学者在尊师重道、帮助同道、诲人不倦、提携后学等方面不遗余力，堪称表率。前辈学者的高尚学品和美德总是历历在目。如，他对张广达先生倾力帮助学界同道的往事记忆犹新（《三升斋随笔》，109页）。他对邓广铭
先生如何终生尊敬和爱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对邓先生有知遇之恩的前辈学者印象也极为深刻（130—136页）。他也清晰记得饶宗颐先生对他“耳提面命”“有问必答”的情形（267页）。他说沙知先生既尊敬师长，又提携后辈，念念不忘所受学恩，思以报答（283页）。他说王尧先生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223页）。
前辈学者的伟大学行，时时感召着荣先生，使他常思前辈教泽，常怀感恩之心。通览全书，我感觉到“教诲”一词是该书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仅追念田余庆先生的文字中就出现了三次（180、185、187页）。甚至一些文章的标题直接用了“教诲”一词，如追念王永兴先生的文章、追念饶宗颐先生的文章等。这是感念前辈学恩的另一种表达。该书的跋语，感恩之心更是跃然纸上。
对于一众前辈学者的教泽学恩，他都如数家珍，感激之情满满，如邓广铭先生（30页）、季羡林先生（24页）、周一良先生（76页）、叶奕良先生（208页）、王尧先生（225—226页）、沙知先生（280页），等等。他既感恩个人得到的关怀与教导，也感激那些为学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比如他特别感激冯其庸先生在西域研究遭遇困境时对西域研究事业的巨大推动（140页）。
因此对于前辈学者的知遇之恩，只要有机会，荣先生总是倾力回报。如他曾花了很多时间为饶宗颐先生编辑书稿，一如他所说，“我对饶公的知遇之恩也倾力回报”（268页）。再如，他经常为季羡林先生收集海外研究资料，甚至包括为季先生处理一些琐事，如他经常帮季先生查阅、借还北大图书馆的书籍（98—110页）。他也常以能为先生们做一些事情为荣，并把先生们的小事当自己的大事来做。如在周一良先生离世前，由于他的及时跟进，有两件事没有留下遗憾（77—79页）。
至于学界同道，得到过荣先生帮助的更多。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国内资讯还很不发达，学者出国也很不方便，海外学术研究成果难以知悉，更难获得，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也尚未正式公布，中国学者的研究困难可想而知。荣先生利用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掌握了大量的海外学术信息，辛苦复印了不少海外研究成果，并辛苦抄录了不少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因此，国内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同行有不少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有的人甚至得到过他的反复帮助，帮助的内容甚至包括部分他辛苦抄录的文书信息。是以，荣先生赢得了学界的广泛尊敬，同时也赢得了前辈学者的尊重和赏识，如施萍婷先生曾用“广结善缘”四字来表扬荣先生的学行。
荣先生秉承的前辈学者的学术品德，除了“尊师重道”“心怀感恩”“帮助同道”“视学术为公器”以及“学术担当”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提携后学”。
荣先生对后学的提携也做到了不遗余力，举一例即可见一斑。一般的学术期刊不太愿意刊发学生的作品，因为期刊普遍认为学生的作品比较稚嫩，同时因为新人没有什么名气，不能吸睛，从而影响刊物的引用率。但荣先生一直主张“学生可以发表文章，而且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和压力”（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207页），因此他的办刊理念明显不同。他有意要把《唐研究》办成新人成长的园地，因此《唐研究》几乎每卷都有在读硕、博士生的论文和书评。这些做法现在已见成效——许多当年《唐研究》的学生作者，现在已成长为某一领域的学术中坚。因此我曾用三句话评价《唐研究》的学术贡献：“树立了一种典范，建立了一套规范，成就了一代学人。”（《学理与方法的另一种呈现》）其中第三句话，斯之谓也。这正可以和他所说的“提携年轻学者，才能后继有人”（321页）这句话相呼应。《唐研究》在推动国内外隋唐史研究的进步、引导学科发展、开拓新领域、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赓续学术薪火的意义更加深远。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