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学者钟敬文
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与长久的领军人，他的名字与中国民俗学密不可分。钟先生离开我们近20年了，但他毕生为人民文化事业奉献心力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钟先生是一位思想进步、具有民族情怀的爱国者，走过20世纪百年风雨历程，他的人生伴随着中国人追求民族解放、为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他是“历史之舟的搭客，也是它的划桨人”（钟敬文语）。
五四之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生活在东南海滨的钟敬文还不满20岁，但这历史的风暴对于急切求知的他冲击巨大。钟敬文在回忆里讲述了当时的心境，“好像一大群人被关闭在黑屋子里，忽然当中一些先觉者大喊起来，并用拳头去捶打四壁。那种喧闹立刻把屋子里许多睡着或半睡着的人惊醒了。在五四时期，我就是这样被惊醒的一个”。五四唤醒了钟敬文的思想、感情，他从此走上了为国为民的道路。
在五四风潮鼓动之下，十六七岁的钟敬文走出家门，走上街头，走到乡村，与同学一道组织宣传队，演讲、演剧，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野心。钟敬文回忆说：“国家和社会，对于我，再不是那种书面上的抽象观念或者只有一种漠然的关系了。它是一种可感觉的实体。它生动地活在我的体验里。它跟我的实际行动紧密地关联着。”自此以后，钟敬文的兴趣从在书斋里阅读古书转向了人民文化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我起劲地在探寻人民的风俗、习尚，特别是他们的文学”。当时，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学运动影响全国，钟敬文在家乡调查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他将搜集到的作品与有关歌谣研究成果陆续寄送到《歌谣》周刊编辑部发表，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道路。
1926年秋，钟敬文到达广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此时广州地区的工农运动朝气蓬勃，进步文化繁荣。钟敬文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少年先锋》《人民周刊》等进步刊物，还在岭南大学的《南风》上发表送好友聂绀弩留学苏联的诗作《到莫斯科去啊！》，表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景仰。后来，钟敬文还专门约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聂绀弩给他主编的文艺副刊写稿。此时的钟敬文追求进步，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结识了共产党员刘谦初（后来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合作翻译东南少数民族民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刘谦初分别三周后（1927年1月4日），钟敬文写了《潜初去后》一文，“他是马克思的信徒，他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好，让革命之神降福于他吧，一切都将如他所希望的成功！”可见24岁的钟敬文对革命者与革命事业充满了期待。这时鲁迅也到了广州，青年钟敬文与友人一道热心寻访鲁迅，在报刊上发表《记找鲁迅先生》，还编印了《鲁迅在广东》的专书。
在大革命遭受挫折后，钟敬文亲眼见到自己的好友、后来成为烈士的林海秋虽然在乡下躲避迫害，但依然坚毅、坚守革命信仰的情形，“强烈地感受到他所努力的事业的庄严和他人格的锋芒”。这样的革命精神对钟敬文是一种激励，革命的火种已经播入心中。1928年，钟敬文离开广州前往杭州，先后在浙江大学与民众实验学校任教，在此进行民间文化研究，编辑民间文化专号、举办西湖博览会，并与江绍原、娄子匡等一道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其间与郁达夫等进步作家有密切的交往。
钟敬文常常自称“五四之子”，说五四是他精神的乳娘。五四精神伴随钟敬文的生命历程，直至20世纪90年代，他依然保持着不断思考、进取的学术追求与立德树人的工作状态。
追求真理的教授
为了提升对人民文化深入研究的理论修养，1934年钟敬文东渡日本留学。1936年夏回到杭州，继续民间文化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后，钟敬文由杭州辗转到桂林，任教于江苏教育学院，日军飞机常常来轰炸。作为国文教师的他，结合课文随时注入爱国抗敌的思想。
1941年，钟敬文受邀到迁往粤北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此时的钟敬文在经历了几年的生活与工作实践磨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钟敬文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研究者，他的作品充满了新情思、新境界，将自己的生命、情感与当时的民族命运与人民的哀乐紧密相连。1942年，他写下了《历史的公正》一文，“那些真正有才识、有胆量的思想家、艺术家，只知道公布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没有理会（至少不重视）那将要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迫害，——那些从因袭社会发出的，从腐败的统治者发出的任何残酷的奇特的惩罚。他们决不计较着那些迫害，便紧闭了说真话的嘴巴。他们觉得不把自己所知道的真理说出来，就是委屈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对人类的一种重大犯罪”。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真理追求，钟敬文与中山大学的一批进步教授，利用讲台宣讲进步思想，在同学中颇有影响，因之被当局列入了黑名单，受到监视。一次还因躲避监视，晚上回宿舍的路上掉进壕沟，受了重伤。1947年，国民党颁发了所谓“戡乱令”，钟敬文与法学院的几位教授被非法解聘。
这年7月，在打理完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后，钟敬文化装乘夜船去了香港。此时的香港是进步人士的聚集之地，民主党派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是色香特异的高等学院”（钟敬文语），那里的学生都是来自东南亚或中国内地的进步青年，教授在学校是教师，在社会上是民主的政治活动家。“在这里，读马列的书，谈解放的事，是正常功课的一部分”。钟敬文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下心情舒畅，他不仅要做一个文学教师，同时要做一个有文化的、文艺的战士。他积极参加的方言文学运动，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应用到南中国方言区，从而教育与鼓舞更多人民为解放战争而奋力。此外，他写作了多篇文章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等革命者，从这些回忆文章中，不仅可以读到钟敬文与这些革命者的真挚情感，而且可以感受到他对具有革命理想的先烈的崇敬以及对新中国的期待。
民间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倡导者实践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与在港的许多文化人一道，在党的安排下乘船北上，经天津来到北京。钟敬文到达北京之后，立即投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结束后，钟敬文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钟敬文激动兴奋，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的生活之后，看到新的人民政权的太阳高高升起，我是饱含着喜悦之泪度过那历史性的时刻的。”1950年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20世纪80年代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郭沫若任会长，老舍与钟敬文任副会长，钟敬文主持会务。钟敬文积极组织推进全国民间文艺调查与研究，他在1950年国庆前夕完成了一篇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章《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对口头文学的优秀价值与创造民族新文化的现实需求，进行了充分论述，“有价值的人民的文化财产，不但是新文艺、新教养的一种凭借和基础，有许多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新文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他的文章为人民文化的学术与社会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钟敬文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教职，讲授民间文学等课程。抗美援朝期间，为了鼓励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钟敬文组织编印了《爱国主义与文学》文集。同时还在《光明日报》主持《文化遗产》专栏。
为了推进人民文化学科进入大学教育，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即后来的民间文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为我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
1957年后，钟敬文一度被迫离开教学与科研岗位，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民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出了多篇晚清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论文。
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为了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的恢复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开展，年逾七旬的钟敬文北上南下、东奔西走。1979年，他联合杨堃、顾颉刚、白寿彝等教授上书主管领导筹组中国民俗学会与相关研究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担任理事长，直到1998年。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启动了十套民间文艺志书工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套集成的编辑工作，钟先生作为民协负责人积极推动这项后来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文化工程，亲自担任《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对这项抢救记录民间文化的国家文化工程呕心沥血。
民俗学学科建设与民间文化研究的人才培养，钟敬文一直特别关注。他是新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的奠基人，1979年就开始致力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办师资研讨班，编辑《民间文学概论》教材，推动高校中文系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钟敬文致力于民俗学学科建设，多次举办全国性高级研讨班，在国家文科建设中播撒民俗学研究种子，1998年主持完成、出版了《民俗学概论》，在钟敬文努力推动下，国务院学位办首次将民俗学纳入国家二级学科名录。民俗学这门研究人民文化的学问，终于登上国家学科殿堂。
钟敬文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争气之作，民俗学应该有自己学术自主意识与学术贡献，他在《中国民俗史》总序中说：“民俗学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人文现象是有自己的出生地的，绝不是风中的蒲公英，没有根须。现代社会强调高科技，但也不能忽视民族的人文文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
钟敬文先生去世时，最引人瞩目的挽联是启功先生书写的“人民学者”。五四精神滋养着钟敬文，他的脚步伴随着民族进步事业，他为人民文化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贡献了毕生心力。致敬钟敬文先生！
（作者：萧放，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