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教科书编辑大家——从编辑家朱文叔说开去
朱文叔（1896-1965），浙江桐乡人，名毓魁，字文叔，号如一，著名的编辑出版家、语文学者，也是中小学教材专家。叶圣陶曾以“旧学蜂成蜜，新知鲸吸川”的诗句，赞扬他的知识渊博和勤奋好学。吕叔湘则对其关于汉语词汇的文章十分欣赏，并广为推荐。新中国成立前后，朱文叔在中华书局、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长达40多年，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他倾心的平凡的教材和图书编辑上，几十年如一日，在业务知识和工作作风上，都堪称编辑工作者的楷模和榜样。
“读书力”和“发表力”
做编辑工作的，年轻时一般都是好学生，善学习、好读书、搞研究、写文章，是其主要的表征。朱文叔也不例外。早年，他在家乡先上私塾，后入小学，当学徒时，也是手不释卷。1912年16岁时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教师李叔同、夏丏尊、叶墨君、沈仲九等，同学杨贤江、丰子恺、傅彬然、刘质平等。对其影响最大的业师是夏丏尊，夏先生是舍监，也教国文，经常与学生接近，还于课余教其日语。最要好的同班同学是杨贤江，“在校时和杨贤江兄齐名”，俩人都很用功学习，还常一起到西湖边的浙江省图书馆看书，并且都很喜欢国文和日语，均是“读书力”和“发表力”极强的优秀学子。
1914年，朱文叔的作文《甲寅年游记之一》获一师学生征文第一名，并刊登在《校友会杂志》上，这大大激发了他进一步创作和读书的热情。在学期间，他发表了20篇有关师范教育、道德教育、人格发展、青年修养和数学教学等方面的文章，所载刊物既有普通的一师《校友会杂志》和杭州《教育周报》，也有影响力很强的《中华教育界》《新青年》《学生杂志》。1916年，中华书局就各省地方志进行征文，朱文叔写了一篇《浙江省志》投稿《中华教育界》，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暑假，他到中华书局编辑所临时帮了两个月的忙，所得薪金便做了他读师范最后一年的学费，加上他发表的文章，中华书局编辑就记住了他这个优秀的师范生，并为其后来到这里工作做了铺垫。
关于教科书编辑的教学经验
教学经验或教书经历，对于一般编辑来说并非核心素养，但对教科书编辑而言则是必要条件、关键能力。朱文叔一生编写或校订的主要是中小学教科书，所以他早年在杭州小学和师范四年的教书经历和教研工作，为其后来的编辑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朱文叔1917年从浙江一师毕业后，先在杭县三小当了半年教员，后主要在杭州女子师范及附小教书，在小学教史地，在师范本部教国文和教学法。为此，他开始钻研文法和修辞，阅读了《马氏文通》《中等国文》等书，注意研究语体文与文言文，以及中外文法的异同等问题，奠定了国学基础知识。当时，《新青年》等一批杂志刊登了许多进步文章，朱文叔在“女师校务之暇，一本一本翻开来看。读杂志的结果，启发了我的多方面兴味，使我对于许多学问，都获得一点起码的常识，虽然杂而不纯，博而不精，但在我后来九年半的编辑生活上，很有帮助，《国语文类选》（中华书局1920年——笔者注）便是我那时读杂志的一点遗迹”。他还不忘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常常借阅一些日文书，逐渐从过去只能看懂一些科学原著，到看懂人文原著。其间，他曾随同浙江教育会会长、一师校长经亨颐等到日本考察教育，获益殊鲜，颇有感慨。
为进一步提高“发表力”，朱文叔利用在各种公共集会或团体中担任书记职务的机会，练习和提高自己速记和整理文稿的功夫，逐渐做到了“耳快、心快、手快”。“当时浙江省教育会或女子师范请名人演讲的时候，差不多回回是我的记录。”杜威1919年5月到杭州的几次演讲（郑宗海翻译），就是朱文叔记录的，其中两篇《平民教育之真谛》和《女子教育之新义》发表在《教育潮》上。此外，他还在浙江女师《校友会杂志》和《学生杂志》《教育潮》《教育周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小学教育、学科教学、教师教育方面的论文。
1920年初，朱文叔在杭州女师的同事、曾教过他的老师张相（即张献之，1877-1945）二进中华书局编辑所，担任教科图书部部长。张相要他将新文学革命以来最流行的“国语文”即白话文，分门别类地选辑成册加以出版。该书名曰《国语文类选》（4册），内容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10类，共选95篇新文学大家的作品，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是最早两套专门编选白话文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该书受到舒新城的肯定，他曾以此书教育那些反对白话文的旧国文学者。
教科书“金牌编辑”
1921年7月，朱文叔经张相介绍，进中华书局编辑所教科图书部当编辑，主要任务是编中小学文史地和师范教育科目的教科书。1934年，朱文叔升任教科图书部副部长，张相为编辑所副所长。到1949年7月离职进京，朱文叔在这个部门干了28年，逐步成长为中华书局文史地教科书的“金牌编辑”，乃至全国出版界的知名编辑。
中华书局1912年成立后，十分看重教科书，初创时期出有“中华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中华女子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系列。五四运动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后，又推出了“新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读本”“新编教科书”等系列。到30年代，便发展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图书出版界的两大龙头之一。这其中有朱文叔的一份功劳。他回忆说，中华书局1917年曾搁浅，那时候元气未复，借债经营，全靠教科书营业的赢利来还债、来再生产，所以同人待遇很薄，但工作却很忙。一开始，“张先生把小学文史地三科的教学参考书和师范学校教育科目教科书的工作完全交给我主持，事情既忙且杂，因而耽误了自修，而且自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局促至中华书局的小圈子里”。后来，张相又把一部分教科书的编写，甚至主持编写（含独著、领衔、主编）工作，交给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朱文叔来做，使其才华和能力得到进一步施展。根据王友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和人教社图书馆“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民国部分）可知，朱文叔在中华书局编写、校订并出版的教材（含课本和教参）共计81种（小学65种，中学7种，师范9种），成为自清末以来编辑教科书最多者之一。而且这些教材绝大多数是在全面抗战前完成的。其中，小学修身、公民和社会18种，国语（含南洋华侨教材）35种，历史3种，地理4种，自然常识4种，商业1种；中学国文6种，地理1种；师范教育学科9种，即教育学、教育史、各科教学法、单级教学法、小学组织和行政、心理学、论理学、图画教材等。在这81种教材中，由朱文叔编写（含自编、主编或参与编写）的有37种，校阅（含合作）的有44种。这里仅就一例，重在说明其选文之亮点。
1932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小学课程标准》。随后，中华书局推出一套“新课程标准适用”的新教科书，朱文叔主持编写了十二年制中小学全学段的语文教科书《小学国语读本》（初级8册）、《小学国语读本》（高级4册）、《初中国文读本》（6册）、《高中国文读本》（3册）及其教学参考书。其中，他独著的《初中国文读本》（舒新城、陆费逵校，1933-1934年）主要有两大特色：第一，选入了不少新创作的课文。“本书编选主旨，一方面顾到文学本身，一方面注重民族精神之陶冶、现代文化之理解，故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照初中学生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六册读本收入的“特约撰述之作品”，有朱自清《春》、叶圣陶《晨》、舒新城《雾》、李石岑《人》、闻一多《青岛》、竺可桢《天气》、熊佛西《枯树》、孙福熙《夏天的生活》、金兆梓《风雪中的北平》、陆费逵《敬告中等学生》、廖世承《青年生活》、庄泽宣《邮政寄人》、陈衡哲《新时代的女子》、陈望道《修辞》、黎锦熙《文法》、刘复《习作方法论》、任鸿隽《科学的头脑》、陈兼善《进化论浅解》、周昌寿的《物理学和人生》、顾颉刚《怀疑与学问》、丰子恺《美术与人生》、杜亚泉《人和自然》、张耀翔《喜怒忧惧》、蔡元培《美育与人生》、潘文安《读书和修养》、余上沅《戏剧》等。此外，还收入朱文叔本人新创作的《月光》（署名“文叔”）、《“新铭轮”途遇飓风记》（署名“文叔”）、《詹天佑》（署名“如一”）、《叶澄衷》（署“如一改编”）、《爝火》和《思母》（署“如一改译”）。第二，每册均按八个模块编列。“本书编制，采用分组办法，每组分量，约足供两周之用。每册之首，各冠以教材支配表，详列本册各组各课之教学目的及题材、内容等等，期于教学时得收提纲挈领之效。”
此外，《高中国文读本》（3册，1934年）也是按照12组主题板块选文的，并注意与初中读本相衔接。对于朱文叔所编出的教科书，曹聚仁有一个人评价：“我相信今日四五十岁以下的人，多少一定读过他所编注的中华初中高中国文教本。我曾经说过，单就语文史地教本来说，‘开明’第一，‘中华’次之，‘世界’则好坏不一定，‘商务’总是那么老大。语文方面，文叔兄所编注的，倒可以和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诸公之所编注的相颉颃。要说‘功德在人间’，文叔兄一生就献身在语文编注功夫上，自有其伟大之处。他的声名，好似不及和他同级的丰子恺兄，在我的心头，却觉得文叔更高于子恺，此非一人之所见也。”
编教科书与教小学生一样，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而且对于孩子的影响面更大，所以朱文叔对在书局编教材工作很满足、很专心，也十分认真负责。他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处处为孩子们着想，选材方面，力求找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读，有时候为了找一篇内容好的东西可以改写为课本的，竟到了费两三天到一星期工夫。在文字上，一字一句都加以推敲，或与张相等一同商量斟酌，力求减少孩子们阅读时的文章障碍。他说：“出教科书是比较郑重的，一部教科书编好了，不知要打磨多少遍，才付排印。无论我自己编或别人编的书，打磨的时候，我总是仔细把原文一课一课读过……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便养成了吹毛求疵的习惯，一篇文章拿上手来，纵向找出它的缺点来，这是我的职业使然。”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做这工作越久，对这工作越爱好，爱好到有点迷恋了”。
朱文叔治学严谨，擅长语文，对汉语词汇颇有研究。这个本领和素养既源于其求学和教书时期的刻苦努力，更是其在中华书局当编辑时练就的一身本事。朱文叔初到书局，就拜张相为师，学会了使用辞典尤其是类书的方法和目录之学，掌握了读古书的诀窍，知道了编辑什么样的东西要查找哪一类的书，以及各个历史朝代重要学者的重要著作，文史地书籍校勘的功夫大为提升。他说过：“我在中华书局的时候，深受张献之先生的影响，他为人极周到，我和他相处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使我听了不舒服。所以我对教科书部同事也都是客客气气的，从来没有说过分量很重使人不好受的话。”张献之是中华书局拳头产品《辞海》（1936）的主编之一，代表作为《诗词曲语辞汇释》（1945）。对此，朱文叔都有参与、多有贡献，并有证明。1958年4月，经毛主席同意，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重编《辞海》，“请示最后附有请调的六人名单（新《辞海》主编舒新城提出的——笔者注），其中包括朱文叔（前《辞海》主要编辑，现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刘范猷（前《辞海》编辑，现在长沙 湖 南历 史考古研究所工作）……”张献之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叙言》（1945）中仅鸣谢一人，即曰：“书成，由桐乡朱文叔氏磨勘一过，待改订数十事。”
朱文叔在中华书局也编写和出版了不少教育图书、学生读物，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为“儿童古今通”“小朋友文库”编写的《百喻经寓言》《列子童话》《史记故事》《左传故事》。这些著作都是适合少儿阅读的我国古代名著的改写本，2002年和2018年，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重版了这几本书。二是在30年代中期与朱龢典、金兆梓主编了《初中学生文库》，共计256种、300册，包括总类、哲理、教育、社会、史地、艺术、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9类。三是与舒新城、姚绍华、朱龢典主编了“中华文库”《小学教师用书》以及《民众教育》《初中》《小学》等，于1947-1948年出版。
朱文叔在书局工作初期，继续钻研日语，水平大为长进，不但能阅读日文原版书籍，而且在《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译文，还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选译了一些课本。他思想活跃，深入钻研和思考了许多有关本职和业务之外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论文。根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发现朱文叔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有30多篇。其中，有关于课程教材研究的，如《国家主义与中小学地理教学问题》（《教育杂志》1925）、《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华教育界》1931）、《怎样使教科书适应儿童和社会的需要》（《中华教育界》1931）、《读修正师范学校国文课程标准》（《国文月刊》1946）等；有关于教育改造和革新的，如《中国现代教育之两种桎梏》（《教育杂志》1929）、《今后妇女教育的改造》（《妇女杂志》，1924）、《教育建设刍议》（《新中华》1945）、《今后农人教育的两要点》（《新中华》1946）等；有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如《一个常用字的意义和用法》（《现代周刊》1946）、《什么叫做“学”》（《现代周刊》1946）等；还有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如《布尔乔亚和社会连带主义》（《东方杂志》1924）、《告知识阶级的朋友们》（《东方杂志》1928）等。由此标志着朱文叔社会观、教育观，尤其是学科教学和教材思想的形成。
新中国教科书编审事业
1949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会》。朱文叔看到这则消息后，友人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都在该会工作，不禁心向往之。上海解放后，他就写信给叶圣陶，表示渴望到该会工作。不久，接到叶老复信，朱文叔即于7月5日只身北上，离开了工作28年的中华书局，这年他55岁。到京以后，他被安排在教科书编审会国文组做编辑，该组成员有叶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宋云彬（召集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给他一个聘书，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个红字。他手里捧着聘书，眼睛盯着这九个红字，久久不能放下，并深喜此生已得归宿。由此焕发了新活力，踏上为新中国前17年多套中小学文史教材编审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朱文叔出任出版总署编审局（与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合署办公）第四处副处长（处长傅彬然），该处主要负责部分教科书和一般读物的编审工作。朱文叔的主要工作，首先是继续修订开国的高小国语课本。这一轮下得功夫很大，事实上几乎等于重编，所以交由新华书店1950年6月出版时的名称就改为《新编高级小学国语课本》（4册）。比如，第四册“开国大典”（一、二、三）这一课的课文就是朱文叔新写的。其次，与宋云彬共同主持新编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新华书店1950年8月）。该书编者还有蒋仲仁、杜子劲、马祖武以及蔡超尘、王泗原、张中行，校阅者叶圣陶，审读者为罗常培、魏建功、吕叔湘、王泗原，还请了不少中学教员做审读，最后交教育部审定。值得一提的是，这套初中语文课本是我国最早使用“语文”字样的教科书，正如其“编辑大意”所讲：“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从1951年春季学期开始，上述《新编高级小学国语课本》（4册）、《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与周祖谟、魏建功等编写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新华书店1950年8月），成为全国通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此外，朱文叔还参加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部队小学课本”（6册）的审阅工作。“从初校到付印，每一道都经过我校对。书要尅期出版，校件今天送来明天就取回，我总是在夜间赶校完毕。这是解放军全军战士读的书，我深以我能够参加这项工作为荣。”（《自传》）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审工作
1950年12月1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旨在“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和总编辑，朱文叔任社务委员，后又任副总编辑，协助叶圣陶分管语文组，1952年语文组一分为二，朱文叔分管中、小学语文编辑室。1954年戴伯韬、吴伯萧调到人教社担任领导职务之后，朱文叔又协助辛安亭副社长、副总编辑管小学各科联系的工作，直至1965年去世，朱文叔在人教社工作17年，与叶圣陶一起主持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审工作。
1951年教育部提出，从1952年起小学实行改为五年一贯制，并要求人教社尽快重编新的小学课本。于是，朱文叔与语文组组长刘御共同主持编写了一套五年制的《小学课本语文》（3册，人教社1952年）及其教学参考书。这套教材意义非凡，是新中国首次新编、首次使用“语文”名称、首次配套教参，并引发了第一场关于语文教材论争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还精心做了装帧设计，邀请了一批著名画家绘制了大量插图、彩画。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从1952年秋季开始，将这个课本作为“小学部分”语文教科书的首选向全国推荐。为此，朱文叔撰写了两篇文章《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八个练习的说明》《书面语言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他》，发表在《人民教育》杂志上。
1953年5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抽调大批教育干部和学科专家充实人教社编教材的决定。接着又分别成立了中央语文和历史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确定文史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及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如语言、文学分开教学和编教材等。教育部就编订统一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及其教材，责成人教社“对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作出新的决定”，由此拉开了新中国第 一 次 统 编 教 材 大 会 战（1954-1957）的帷幕。朱文叔作为副总编辑参与了中小学文史教科书和教参20多种、百余册的审订工作，其中主要与叶圣陶、辛安亭、吴伯萧审订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与叶圣陶、吕叔湘、吴伯萧、蔡超尘审订了中学汉语课本，与叶圣陶、巩绍英、陈乐素、邱汉生、苏寿桐审订了中小学历史课本。
1958年，中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改革实验停止，朱文叔、吴伯萧与中语室的同事便投入新教材《初级中学课本语文》（6册）、《高级中学课本语文》（6册）及其教参的编写工作。同时，又率领小语室蒋仲仁、陆静山、袁微子等对第一套统编小学语文课本及其教参进行了精简和修订。此后，朱文叔还参与了1960年的十年制学校中小学语文实验教材与1963年十二年制学校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审工作，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中学语文教材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成为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朱文叔在人教社工作时期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他在1951年发表的《“深”和“浅”的意义》。吕叔湘先生说：“咬文嚼字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拿到一个字细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哪些地方可以用？这样地来研究也是一个方式。说到这里，我想推荐一篇文章请大家看看。《语文学习》创刊号上有一篇《深和浅》，是朱文叔先生写的。文章不很长，研究‘深’‘浅’两个字。这样的文章，对我们学习语文很有帮助。这本杂志现在不好找，是否在《语文学习讲座》上翻印一次，让学员同志欣赏欣赏，看怎么样学习词汇。‘深’和‘浅’是很普通的两个字，可是这里边有很多意思可以说，朱先生讲得很透彻。”后来，他这篇《“深”和“浅”的意义》还收入到人教社中语室编的《初级中学语文（实验本）自读课本》第6册（人教社1992年）里。
过去，朱文叔从来没有接触过党和共产党员，在京他跟胡绳、金灿然、叶蠖生、王子野、蒋仲仁、武纡生、王城等一起工作，“总的印象是，觉得共产党员个个是好人，个个是亲切和蔼的人，不觉得彼此之间有距离”，并下决心“一定跟党员同志一样，全心全意做工作”（《自传》）。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搜集资料和最平凡的校对工作开始。如为了响应“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的号召，《人民日报》分别约请叶圣陶、吕叔湘撰写语法修辞系列文章，朱文叔负责收集资料，每一篇都参与提意见。该报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辑《斯大林全集》、国务院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都请朱文叔做过审读，所得稿费大部分买了国债，小部分买了书籍。1953年8月，夫人周石华患癌症病逝，由于孩子都在上海，加上北地天寒、年老多病，不少朋友都劝他回沪工作。但他为人民服务、为下一代服务之志矢志不渝，在沪办完丧事即刻回京。
1965年5月7日，朱文叔因患肺癌在上海逝世，终年70岁。此前，他把个人藏书全部捐赠给了人教社图书馆。2002年和2018年，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重版了朱文叔编写的《百喻经寓言》《列子童话》《史记故事》《左传故事》。201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重版了朱文叔等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取名为《国语老课本》（3辑）。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