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坚守与操守——忆业师王庆成先生
【大家】
太平天国研究是一门具有世界影响的显学，至今已持续一个世纪。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等前辈筚路蓝缕，是现代学术史上该领域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群星璀璨，王庆成先生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王先生精于太平天国研究，晚年在晚清华北农村、清代典章制度等领域也颇有研究心得，推出多篇力作；除个人研究外，在学科建设及推进中西方学术交流上也多有贡献。王先生是我34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忝为入室大弟子，平素与王师接触机会多一些，感触更深一点。四年前，王师驾鹤西归。一个人静下来时，我常会想起王师。他的身影在我心中依然那么亲切，且更加清晰。
带着丰富阅历展开学术人生
王师的家乡是越剧发源地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1928年，他生于嵊县一个小康之家，祖父有20余亩地，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42年日寇侵犯浙东，王师随母亲躲避至深山，家中房屋被焚毁。他回忆说：“这次逃难，山农的善良，山村风光之优美，与邻人的相识，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次年，母亲在忧惧中病逝，王师时年15岁，与姐姐带着年幼的弟妹冒险长途跋涉、晓行夜宿，历时数月辗转数省，至广西桂林与弃政从商的父亲会合。王师曾多次和我说起往事，有些细节说过不止一次，可见印象之深。
1944年年初，王师在贵阳读高中。受时局刺激，加之通过读史，对班超、张骞有好印象，故在填志向一栏时选择“边疆屯垦”，有效命边疆之志。同年秋冬日军侵黔，王师又被迫避逃至湄潭、遵义，辍学半年多。次年夏，只身转赴重庆读高中，亲历日本投降后民众的狂欢场景。王师回忆说：“大批人群汇成看不见边的人海，街上的小吃店、饮料店都可随便进去吃喝。我和大家一样，都狂了疯了。”这段动荡年月的特殊经历，使王师增加了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感悟，激发了家国情怀。
再后来，王师在南京读完高中，接着入大学，1951年夏从南京大学毕业。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百废待兴，需才孔亟。王师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宣部干训班学习，担任乙班第一组组长，学习《联共（布）党史》等。两年后分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在中南海乙区上班，主要在于光远、王惠德领导下起草理论文稿。1958年年初，他被下放到河北定县参加乡村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居于指导地位，太平天国研究迎来重大转折，受到空前重视。王师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撰刊多篇文章。不过，随着国家政治生活波澜起伏，本职工作尚难有所建树，业余研究更是时断时续。1959年2月，王师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任《新建设》杂志历史编辑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未受大罪，但也遭到批判。所撰《石达开》书稿排出清样，适逢国内兴起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出版遂被搁置。1975年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直至197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才算稳定下来。王师随后写了多篇正本清源、针砭历史研究中“左”的偏向的文章，与其切身经历和思考大有关联。
白居易有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近代史研究原先不被看作“学问”，研究队伍寥落，新中国成立后方才发生根本性变化。王师选择太平天国研究，顺应大势，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怀。他晚年从事晚清华北农村研究，从研究农民战争史转为研究近代农村社会，是这种研究志趣的延续和发展。
丰富的阅历对人文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大有助益。王师生长于浙东农村，抗战时期在大西南逃难、求学，青年时下放华北农村劳动锻炼，这些经历对他研究近代农民、农村大有帮助。王师重视考据，又长于理论、当过编辑，这是他的优势，由此形成视野开阔、重视思辨的治学风格。章开沅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对王庆成最佩服，他的分析很准确。一个苏双碧，一个王庆成，都是分析时局的，很多东西后来看起来都是不错的，特别是王庆成很有头脑。历史发展的趋势啊，中国发展的前景啊，大家都做了很多讨论，就是没写成文章，都是清谈。”
现在，学界对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界“马列五老”以及胡绳、刘大年、荣孟源等前辈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王师与戴逸、金冲及、章开沅、龚书铎、李文海等同属于在新中国接受唯物史观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家，对繁荣发展历史研究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我们对这一群体应加强研究。
太平天国研究一大家
王师在大学所学专业是社会学，1957年曾撰文参与恢复社会学问题的讨论，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他对太平天国史感兴趣，源于大学毕业前夕在书店偶然读到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他回忆说：“这本书从此一直伴随着我，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1970年去‘五七’干校，它都是我随身携带的少数几本书之一。自此，尽管工作岗位几经变化，但读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始终是我的主要业余兴趣所在，我成为太平天国史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
调入近代史所是王师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他戏称自己从此由“散兵游勇”变成了正规军。随着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举国万象更新，王师也进入学术研究高峰期，几年内在《历史研究》发表七八篇重要论文，《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便是其中的名篇。该文结合洪氏著作和活动重新分析其思想轨迹，认为洪的早期思想经历了从追求功名、以道德说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发展过程，并对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这一流行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的历史。”1979年5月，他以此文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被罗尔纲先生喻作“向讨论会投掷了重磅炸弹”。该文以连载形式刊发于《历史研究》同年第八期、第九期，引起学界重视，其主要论点为国内教科书和相关著作所采用。1979年美国明清史学者访华团在出访报告中详细介绍该文；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教授将之全文英译发表。
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计47万字，同样引起不小反响。该书涉及的大多是太平天国研究中留有空白或存疑的问题，包括对太平天国宗教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富有创见和思想性，且文笔优美。曾有学者谈及对王师文章的印象，认为写得很漂亮，有些段落像散文。罗尔纲先生在序言中赞许他“是个心细思精的人”，“有细微的功夫，又在理论锻炼上有一定的修养，因而他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罗老还有“他细微的功夫，不下我国古代的经师”“使他超越了前人”等语，王师不敢承受，出版时予以删除。1989年罗老出版《困学丛书》，收入该序，仍采用其原稿。
太平天国败亡后，其书籍、文书被毁殆尽，所幸有些被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带回国内，得以保存下来。民国年间，程演生、萧一山、王重民等学者在欧洲搜访并带回大批太平天国文献，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改革开放后，这项中断许久的工作得以恢复。王师在这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他从1983年起在海外留意搜访，共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240册、文书百余件，多有前人所未知未见者，其中以在英国图书馆寻访到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最为珍贵。杨秀清、萧朝贵各以天父、天兄下凡名义所传“圣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指示。据王师记述，当他找到这两种书打开封面见到第一页时，“不禁激动得双手剧烈震颤，翻不开第二页”。2004年，王师编注的《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出版，共编辑影印八种印书、四种文书，具有很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英国图书馆中国收藏部主任吴芳思博士在该书前言中说：在英国图书馆，敦煌文书、《永乐大典》散存卷册为中西学者所重视，而太平天国文献则被低估；如果没有王庆成教授的学术经验，其中有些文献，特别是残缺的《天父圣旨》，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
王师对太平天国文献有独到研究，1993年出版《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共7章40万言，写得很厚实，新意扑面。1998年出版《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其中“造反者文书”对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此外，与罗老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分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三部分，计10册352万字，2004年出版，是近40年陆续刊布和未刊的新资料的集大成者。
进入21世纪，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逐渐变为“冷门绝学”。王师认为：“太平天国虽经几代人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继续深入的余地仍很大。从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许多问题还可以重新研究。有志者只要在充分利用史料、扩展研究视野和加强理论思维三方面下功夫，丰富的新课题、新成果就在眼前。”
王师特别强调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他分析说：“研究历史当然要依靠史料，但无论史料多么丰富，也不可能记载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更不用说有些重要问题的史料很贫乏了。以局部性的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思考和分析的作用，给予历史以尽可能正确的解释。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记载过去的史料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家才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驰骋于历史领域的宽阔余地。”
王师在其他研究领域也有建树。前引《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计46万字，共收辑在海外搜访所得的清代史料190余篇（件），上至顺康，下迄同光，多为此前国内学者所未知未见的孤本秘籍，分经济、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七类编排，考释精湛。另在《燕京学报》发表《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等论文，均为新选题。其中，《清初巡按御史》刊《燕京学报》新11期，约4万字。75岁退休后，王师专注晚清华北农村研究，相继发表《晚清华北村落》《晚清华北村镇人口》《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等论文。
生命不息，治学不止，弦歌不绝，王师始终活得很充实、很有质量。
王师一心向学，但绝非书呆子，在组织、策划科研上也显现出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心。1978年，他参与筹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1981年任会长，有声有色地组织学术活动，主持编印40多期《太平天国研究通讯》，主编《太平天国学刊》《太平天国史译丛》，其中《学刊》共出版5辑，刊发中外学者的权威论文，成为反映该领域研究动态的重要窗口。
198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王师兼任中国近代史学科小组组长，牵头制定该学科“七五”计划。针对主要以政治史为主线设置课题的惯性思维，王师提出新思路，认为应重视研究近代的农村、城市、边疆、思想文化等。该倡议得到众人一致赞成，“七五”计划遂根据这一思路而设计，从而极大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格局，为该学科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近代社会史研究等自此蔚然成风，列入规划的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城市及冀鲁豫乡村研究等，后来均有优秀成果问世。
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外学术交流是合作共赢之举，推动了学术发展。自1983年起，王师多次赴欧美、日本、澳洲访学，兼搜访史料。主持近代史所工作后，该所对外学术交流打开新局面，不时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前来访学、做学术讲座，如美国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教授，英国柯文南教授，日本小岛晋治教授等，形成良性互动，彼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1986年，王师牵头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先后推出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等十余种专著，为国内研究者了解海外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王师为丛书费了心血，亲自选定书籍，并为多种中译本撰写“前言”，阐述该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参考借鉴意义。后来我也参加编委会，挂名译丛常务编委。
“无瑕人格清于玉”
“无瑕人格清于玉，不俗文章淡似仙”是王师获赠的一幅字，我觉得很贴切。
王师淡泊名利，襟怀坦荡。1983年，他获资助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每月领1050美元。某次，发现校方给的支票多写一个零，金额为10500美元，当即退回。对方笑着问：给你钱，为什么不要？回国前，校方举行招待会，对王师大加赞誉，称他是“留下了极好印象的中国民间大使”。当年在近代史研究所入党时，所党委委员、黄克诚大将的夫人唐棣华对王师有很高评价，引列宁的话，说他是“真正的人”。
王师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5年。任职之初，用近一个月时间与所内人员交谈，了解对该所长处与弱点的看法，然后形成中近期工作设想。该所过去以搞集体项目、写通史类书籍为主，如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而在写书之前和写书过程中研究不足，对书稿的讨论或争论大多是一些提法、用语问题。有人揶揄说，大都是些“树在庙前”还是“庙在树后”的争论。王师大力提倡专题研究，虽未触动原来的写书项目，但提倡要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产生一些正面影响。
王师前后指导了7名博士生。关于如何指导学生，他曾借用严中平先生的话打趣说：研究生可不好带，学位论文怎么指导啊？自己研究过的问题，不用学生再去做；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怎能指导学生？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太平天国宗教为题，王师是这方面的权威，在太平天国研究遭遇瓶颈的情况下，王师的智慧使我得以“突围”，由此确定我随后十余年的研究方向。该论文于1992年出版，2006年扩充十余万字再版，多次获奖。王师两次写序，说了一些鼓励的话。饮水思源，没有王师指导，我不可能涉猎该研究，其中的因果、传承关系十分清晰。
我博士毕业后留所，与王师成为同事，后来又在同一间办公室，接受他耳提面命机会增多了。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负责（补）译、校外文资料。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赴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承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纪》第六卷的写作，均与王师大力推荐有关。王师曾受邀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挂职，每月可领薪酬。他担心名实不符，对不起所领的钱，婉言谢绝，但仍关注修史进展。某次闲聊，我谈到上级一再强调清史是国家工程，须代表国家水平、成为传世之作，感到压力很大。王师笑吟吟地问：那你说怎样才算是国家水平？淡淡一句话，是在鼓励我，使我走出困窘。
师生关系有雅俗之分。在我看来，所谓“雅”，指既不失礼，又不俗套，能交心。在我印象中，王师从不讲官话，很内敛、有情怀，厌倦人事纠葛，平素绝少臧否人物，偶有论及也是点到为止。对于贪腐之风、趋炎附势之辈，颇为鄙夷不屑，偶或点评一二，在风轻云淡中凸显出血性和风骨。
退休后的王师多了份从容淡定。每到岁末年初，众弟子雷打不动地与王师、师母聚会，其乐融融。平素也经常无拘束地交谈，王师的智慧使我们如沐春风。王师子女均在国外定居，所以他与师母定期赴海外与他们团聚。老两口一旦出国，照例会把住宅钥匙、房产证、工资卡、存折等一并交我保管。每次他与师母回国，我们师兄弟照例机场接送，聚会畅叙。2010年秋，年逾八旬的王师苦笑着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回国，以后就终老异国他乡了。他与师母走亲访友，还特意回浙江老家盘桓数日，算是告别。师生从此远隔重洋，相见无期。为庆贺王师80岁寿辰，我们曾酝酿编本文集，我为此拟好约稿名单、约稿函，并做了一些联系工作。王师知道后叫停，说国内资历比他深或资历相当的人大多没这么做，搞得动静太大，不妥。我未能说服王师，只好作罢。
2018年8月，王师病逝，享年91岁。我以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身份审定“王庆成同志生平”，百感交集，无限怅惘。王师多卷本文集的编辑出版，由我代签出版合同，目前正在推进中。我想，老爷子在天之灵倘若有知，一定会颔首微笑的。
（作者：夏春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