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笔杆的文化战士——张岱年
2004年4月24日，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与世长辞。中国从此失去一位既睿智又有渊博学识，既有犀利见解又有革命胆略的文化大家。
张岱年先生的一生是立求真之志、走学术报国的一生，是好学不倦、著述不辍的一生，是刚正不阿、直道而行的一生。在95年的人生里，他痴迷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沉思，他致力于对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他坚持对民族文化复兴道路的追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张岱年先生的一生，我们仿佛看见一位永远冲在最前线的文化战士，手握笔杆子，高声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精神呐喊着……
“时势造英雄”
张岱年，1909年5月2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的酒醋局胡同里。原籍直隶省（今河北省）献县。他的父亲当时在北京任职，母亲也随同住在北京。张岱年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感。优渥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交圈子和生活哲学，成就了通古今之变、汇百代之流、融中西之长的一代宗师。他潜心读书，著书立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财富和学识是家庭给予张岱年的重要支撑。张岱年家族历代务农，薄有田产，在当时是响当当的小地主。到他的祖父时成为中等地主，家境富饶丰裕。他的父亲张众清，是前清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民国七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曾任沙河县知事及枣强县知事。晚年任燕冀中学的校董，尤喜“黄老之学”。他的母亲赵太夫人，生有四子二女，克勤克俭，待人慈和宽厚。张岱年在3岁时便随母亲离京回乡，直至1920年夏母亲逝世，他才随父亲返京。在张岱年的成长里，母亲这一广大中国农村妇女形象的代表者，教会给他“要努力‘要强’，要作个好人”——这也成为他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革命战争年代坚守初心、以笔作投枪的重要原因。
在张岱年的一生中，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当属他的长兄张申府。张申府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张岱年上小学时，张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有如此高声望的长兄作模范，自幼便勤奋好学、忧国忧民的张岱年怎会让人失望？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如果说长兄张申府为他打开了爱智之门，那么他自身的天赋与努力则是他通往学术道路的成功之石。在张申府的引领下，张岱年一方面对哲学问题渐感兴趣，大量阅读了西方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英文哲学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通过张申府，张岱年结识了诸多哲学大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使其有机会向这些前辈请教、谈论学问——这是他的哲学思想能得以形成并成熟完备的重要理论资源。
回望张岱年的学术生涯，除了能与诸位前辈请教学习外，便是“同学少年”切磋琢磨。这是漫漫求学路为张岱年创造的宝贵财富。在人才济济的北师大附中，张岱年结识了阮庆荪、庄镇基、杨士仁、谷万川、周骏章、陈伯欧、陶雄等；又在北师大认识了王重民、孙楷第、刘汝霖、潘炳皋；同班同学有傅继良，后又与张恒寿成为莫逆之交——这些年轻的同学、朋友对于帮助其完成学术创作以及宣传其学术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张岱年，父母之爱、长兄之引、朋友之信，串在一起共同成就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人物的完美结合。
让笔成为投枪
20世纪30年代是张岱年学术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暗淡的时期。当1928年白色恐怖阴霾刚刚消散，1931年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自初中时便立志“强中国，改造社会”的张岱年拿起笔杆子，迈出了改变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关键一步。
他深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之真理性。于是在1933年写下《论外界的实在》，意在从理论上证明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反驳主观唯心主义。该文被发表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张申府评价道：“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
他深知中国哲学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于是在1934年写下《中国思想源流》，并高声呼喊：“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际，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达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一思想为复兴中国哲学、复兴中华民族发挥了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
他深知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弘扬。面对激烈的中西文化之争，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中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步，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他提出，中国的文化必须复兴！于是在1935年写下《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两篇，反对“全盘西化”，坚持“文化创造主义”。这一思想有力冲破了当时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
他深知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这一问题在今天看来无可争辩。但在崇拜西方哲学的20世纪30年代，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谁是先行者？是张岱年。1936年，一部《中国哲学大纲》诞生。该书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高度评价。张岱年独辟蹊径，力反常规，以问题为纲，首要回应了“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这一问题，提振了民族文化自信心。
1933-1937年的4年，张岱年让手中的笔成为了最犀利的投枪。
他是不忘求真之志的探索者！
他是民族文化复兴的追求者！
他是手握笔杆子的文化战士！
乱世中的光与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作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助教，张岱年滞留北平未能随校南行，后与学校失去联系。难道张岱年不知道留在北平危险吗？他知道。他直道而行。当时北大、清华提供旅费，动员教授、副教授以上人员前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而让讲师、助教原地待命。他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安排。
从此，作为“笔杆子”，张岱年整日闭户读书，深居简出，不到日伪盘踞的学校任事，不与敌伪合作。
在国家多事之秋，张岱年认为这是民族振兴之机。于是他勤力攻读，专心撰述，探索民族振兴之道。
他不是“罹难者”，他是“眷顾者”。患难见真情。乱世中，他与夫人冯让兰携手相伴，相濡以沫。冯让兰夫人无怨无悔，毫无怨言，甘愿陪同张岱年辗转迁居，为心怀隐忧的蛰居时期增添了希望。
他不是“孤独者”，他是“幸运儿”。战争给予了他充足的阅读时间。他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对话”，他与怀特海、罗素、博若德、普锐士“畅谈”，他与王船山“夜聊”，为艰辛的革命生活送去了光芒。
他不是“独行侠”，他是“众行者”。他与六七友人——王森、李戏鱼、张恒寿、关其桐、王锦第、韩镜清，以保持人格和气节相互砥砺，相互慰藉，为黑暗的生活带来了光亮。
他不是“闭门造车”，他心系国是。对于张岱年来说，深锁“象牙塔”，无意看“风景”，不是他的学术理想。这体现在当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用3个月时间写成《哲学思维论》，揭露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丑陋真相，给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是国家时局的敏锐洞察者！
他是隐居后方的革命战斗者！
他是关心国是的无名呐喊者！
“退隐山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张岱年欢呼雀跃。之后，清华大学复校，邀请张岱年到清华任课，任哲学系副教授。他一面承担学校教学任务，一面撰写《天人简论》，回答哲学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岱年开始了新生活。
1956年党中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张岱年欢欣鼓舞。1957年，张岱年响应号召，踊跃参与提意见。9月初却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从此张岱年开始了参加劳动、下放郊区、“摘帽”、写检查、抄大字报、“解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等曲折生活。
张岱年生活简朴。1968年8月，他受命从大房子换到一间半的小房子。为此，他卖掉四平板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一个书桌，一家人才勉强安置下来。也许是他饱尝生活的艰辛，也许是受父母勤俭节约的影响，也许是生活在小空间内习以为常的安全感，张岱年2001年前，一直住在北大中关园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据他的侄女张燕妮回忆，“说是三室一厅，其实厅里只能放下一张餐桌而已”。书架上、书桌上、椅子上、地上，到处塞满了书，使原本并不宽敞的房间变得更加狭窄。
在被打成右派的20年间，张岱年“退隐山林”，几乎未发表论著。这是中国文坛的伤，中国文坛的痛。
崛起的战斗者
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重审冤假错案。1979年1月，张岱年得到平反，党中央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待遇。年近古稀的张岱年因此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有一次，中华书局计划编写《张载集》，让张岱年加以审阅并编写一篇前言。1977年张岱年为此编写了《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这是他沉默20年之后的第一篇论著。后他又在《哲学研究》刊登《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中国文坛一个手握笔杆子的战士又回来了！
张岱年，1983年由王守常、魏常海帮助入党。尽管，他是在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坚守如初。多年来，他以普通群众的身份，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恰恰体现了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
在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张岱年以满腔热血投入了“文化热”。他参加过多次文化研讨会，讲论关于文化的问题并发表论文多篇。他在《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令人耳目一新。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两点：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吸取西方文化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核心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
文化复兴与一生
回望张岱年95年的人生，他的一生都在执着于文化建设研究。从懵懂无知到学术救国，从科学理论到实践探索，从文化创造到文化创新，张岱年一生在文化建设上卓有建树，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张岱年一生所撰写的著作、论文多达400万字，绝大部分收录在《张岱年文集》（六卷本）和《张岱年全集》（八卷本）之中。雄文400万言，是他倾注了无数个日夜而成，是他浇筑了一生的心血而作，是他遭受了猛烈的炮火攻击而撰。
张岱年先生留下的，不仅是陈列在图书馆的一部部书籍。季羡林先生表示：“独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待人。”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张岱年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也可说是张岱年一生的写照。
（本文作者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