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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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字诚之
生卒：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
时代：近现代
籍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简评：历史学家
生平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5岁入县学。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家学渊远，遍读群书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清史稿》有传；高祖父吕子珊，嘉庆十五年庚午顺天乡试举人，曾任河南偃师知县；曾祖父吕佑逊，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谕。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
先生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字仲芬），生于咸丰三年（1853），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1卷。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
“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律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
“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写了他二十三岁前的学习情况：（一）他出生于史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诲。（二）他从目录学入手。（三）他养成读书必读“元本”以及“自首讫尾”的习惯。（四）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他从注意“时务”、“推求”因果，而专意治史。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的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执教于常、苏、沪、沈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如钱穆即为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爱戴。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誉创办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杨秉锉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
1914年7月由沈颐介绍进中华书局当编辑，因在书局专事编辑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务。
1919年冬，沈阳高师仍来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阳。不久，他深感此间专制守旧，便提倡学生阅读新杂志书籍，认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阅读。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史学家顾领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
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录其一组试题，可见之一端：
《中国通史乙组试卷》
习惯、法律，村于离婚往往加以禁胆。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谓社群制度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为女子之敌，其说若何？
试述女系氏族易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联络之人，血缘关系实多疏远，何以仍能有亲爱之情？
试述氏族崩溃，家庭代兴之故。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刽析其故。
齐有巫儿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继承，必专于男，其故安在？
或谓今人之牲，实为无用之长物，仅因习惯而存在，其说然欤？
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构，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
在光华期间，先生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十余种，史学论文、札记数以百计。重要的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吕思勉读史札记》（汇编了《燕石札记》、《燕石续札》未曾发表过的读史札记共526篇）。
“一片冰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
“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沦陷，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光华大学的十五位同学得知先生和另一位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践行。席间，相互勉励，坚守节操，共赴国难；席后，合影留念，先生在照片右上角写上了“一片冰心”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先生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在常州期间，城门口的日本兵虽撤，不必再行鞠躬礼，但有的地方仍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还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先生特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里。
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的《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吕先生的著作融会古今，博大精深。为了适应史学家深入开展研究的需要，其全部著作已汇编成总集《吕思勉史学论著》，陆续出版，其著作在海外亦广泛流传，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学术思想与论著
“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看的人没有了，就相也没有了。”这是吕思勉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写下的几句话。14年后(1959年)，吕先生遗著《隋唐五代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卷首的“出版说明”引了这几句话，由此可初窥先生治史之精神。
一、学术思想与成就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功秦先生在提到吕思勉先生时，曾说先生可以算是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创造了三个“中国之最”，即治学最勤、著述最富、研究领域最广。说他治学最勤是因为他一生中把二十四史从头到末读过二至三遍；说他著述最富，是因为他的全部著作合计达九百万字；说他研究领域涉及面最广，是因为他的著作从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文化史、民族史、经学史到中国通史几乎无所不及，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
2、立足国学，自学成才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虞云国先生在《论吕思勉的新史学》一文中谈到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时认为，在先生23岁立志治史时业已完成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传统旧式的。这种教育包括四个方面：
（1）目录学的知识。从初能读书起，吕思勉系统阅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经、史、子三部与集部之半，做过六本札记。
（2）小学与经学的基础。吕思勉认为，小学经学功夫不仅解决了欲读古书必先识字的问题，而且为后来研治古史运用材料，导启了门径，培植了初基。
（3）文学的修养。吕思勉少时先后过录了前三史的评本，点读过《三国志》，阅览了正续《古文辞类撰》。
（4）史学的训练。第一层面为史料的积累，到23岁立志治史时，已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通过对编年、政书、纪传三大系列史籍广泛系统的攻读，他对前代历史和史料已了然于胸了；第二层面为方法的领悟，可以说传统的国学训练在其史学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要明显大很多，说其自学成才一点都不过分。
3、喜新而不厌旧，崇洋而不唯外
以考据见长的吕思勉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在史学方法的创立上，吕思勉可谓喜新而不厌旧，重洋而不唯外，既立足于旧式传统教育，又不拘泥于传统——“历史永远在重做之中”是其史学方法论的亮点。
虞云国先生在谈到吕先生的治学方法时指出，吕思勉认为：在拿来西学新方法时，必须继承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史料搜集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史料的比较、鉴别、考订，是历史研究的中间环节，只有这一环节的准确无误，才可能决定史事真伪与取去，评断历史是非与功过，进而勒成著述，公诸当世。
4、动静结合，自成体系
吕思勉认为马端林《文献通考序》所概括的两端最能代表史家的意见，即“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前者实为政治史，后者则包括广义文化史的内容。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绪论》里首次论及这对概念，称前者为“动的史实”，后者为“静的史实”；并认为，不仅一切历史现象都包括在这两者中，历代史籍也都以二者为记载中心。吕思勉这种将政治演变与典制沿革分别部类的通史断代史的编撰方法，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断代史著作在叙述政治史时夹叙进被割裂的典章经制的内容，令读者难以通贯把握而作出的推陈出新的探索，这一尝试对新史学编撰学的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
5、“风化”与“山崩”
在纪念吕思勉先生逝世40周年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的周振鹤和上海大学的李向平均提出了“风化”和“山崩”这一概念。其中，周振鹤在《吕思勉先生整理旧史籍的意义》一文中提到，吕思勉在他的本国史里主张，历史应该重视对普通人与普通事的研究，因为这是“风化”，而不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上，因为这只是“山崩”，山崩的出现有时往往是风化的结果。
在那时，先生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的动力并不在帝王将相，而在一般的百姓身上。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可以说是相当超前的，为我们搞清历史的真正动力指明了方向。
参考《吕思勉史学思想研究综述》
二、个人论著
《白话本国史》（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
《燕石续札》（195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l985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
《中国未经游牧之世》、《兔园策》（原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l期，又刊于《论学集林》）；
《隋唐五代史》（1959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发行，未刊《总论》，有删改；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
《史学四种》（198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发行，收入《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
《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发行，收入《燕石札记》、《燕石续札》及各类札记共526篇；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
《先秦史》（198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1年开明书店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
《秦汉史》（1983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7开明书店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
《两晋南北朝史》（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8开明书店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
《中国制度史》（1985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杜初版，1998年5月第二版）；
《文字学四种》（1985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字变迁考》、《章句记》、《字例略说》、《说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
《先秦学术概论）（1985年6月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印行；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
《中国民族史》（1986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34上海世界书局初版）；
《论学集林》（1987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经子题解》、《现代文学》、《三国史话》、《史籍与史学》、《蒿庐论学丛稿》、《三国史话之余》、《蒿庐札记》等）；
《理学纲要》（1988年3月，上海书店影印初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吕著中国通史》（1992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1940年上册，1944年下册，开明书店初版；）
《经子题解》（1996年3月，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新版重印；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吕思勉遗文集（上、下）》（1997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
《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收入《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
《吕思勉说史》（200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
《吕著三国史话》（2006年，中华书局，简体横排本）；
个人年谱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出生
1884年2月27日（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先生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6-8-10号吕氏故居的东宅。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6岁
随同邑薛念辛先生受业，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等，自言“每苦《提纲》头绪纷繁，而于《辑览》言历代之治乱兴亡，颇觉津津有味”。
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8岁
先生读书颇早，自言此时与史学发生关系。是年，母亲、姐姐为先生讲解《纲鉴正史约编》，父亲令其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9岁
父亲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先生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
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10岁
先生家境开始转坏，不再延师教读，改由父亲自教，父亲无暇，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母亲始授《说文解字》。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1岁
先生始读新书报刊，所读之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邹沅帆《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王韬《普法战记》、黄公度《日本国志》等，由此略知世界历史。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3岁
先生始读梁启超所编《时务报》，梁氏著作殆无不寓目。其时最信康、梁之说，深受影响，“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先生言其思想有三大变，此为思想之第一期。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4岁
先生已能作文。从父命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薛以庄诸先生；又从族兄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毕。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6岁
先生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父亲叮嘱多读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
是年始读正史，及《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7岁
先生始记日记，取名为《测晷录》，每岁一易名，冠有小序，沿为成例。然所记日记大都毁于抗战年间。
是年，先生始学填词作诗，自言：
于文学，天分颇佳，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知之。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偶能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也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要之，予可谓古典主义文学之正统派。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
先生自言：17岁后信服法家，但大同之希望并未放弃，此为思想之第二期。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8岁
先生自言“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按：旧时经济即“经世济民”、“经世济邦”之意）。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
是年著述：《笔记·吕黻庭》（刊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岁
先生早年起即重视国计民生，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均一一载录，所集之资料大都毁于抗战年间，今所存不及十之一二。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20岁
先生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先生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21岁
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专家屠寄讲元史，受其影响而关心民族问题；
姐吕颂宜（字永萱），患病去世；
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虞家世居常州，历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亲虞树荪，是清代末年的贡生。虞氏机敏明察，处事谨严，操持家务，备极辛劳。l961年11月18日（旧历l0月11日），夫人因心血管病卒于上海。享年77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22岁
是年l月至次年l2月先生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23岁
11月5日父亲逝世。
遍读正史，先生自言：
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人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24岁
是年l月至6月，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
是年l0月至l909年l2月。应屠孝宽（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学堂教员，教历史、地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25岁
是年8月11日母亲逝世；
与朝鲜学者秋景球交往。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26岁
是年先生与陈雨农、王冠时、刘脊生、钱叔陵等第一次结诗社，作诗并互相点评。其时，先生作诗填词的兴致极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先生自选诗作，后由家人整理汇编成《诚之诗稿》，油印成册，分赠各大图书馆及亲友。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戊）27岁
1910年1月至l911年6月，应屠寄馆长之聘，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教授公文写作。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28岁
与朝鲜志士金于霖交往。
其时，先生颇留意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辑录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谣、谚语，一一圈点、评析，写成短文，刊于报端，以供同好者赏析。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29岁
是年l月至l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授应用文字、商业地理、商业经济等，其时，能教授此类课程者“几如凤毛麟角”，先生乃参考日文课本讲授之。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31岁
3月27日（旧历三月初一）女吕翼仁诞生（此前，先生曾有二子一女，皆夭折）。
是年春夏间，与诗友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结诗社，名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庄通百、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辍”。
7月至l918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自言：“予本好弄笔，但在书局，所从事者，均系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之类，颇觉乏味。”
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32岁
10月31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子吕正民诞生，乳名兴保。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36岁
8月至l2月，由吴研因介绍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是年先生由谢观（利恒）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谢氏为武进名医，邀先生入馆协助《中国医学词典》之编撰，先生舅家世业儒医，从小耳濡目染，熟悉传统医书典籍，是年暑假写成《中国医籍源流考》一篇，实为一部以医籍史为纲的中国医学史。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37岁
是年l月至l922年l2月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先生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参与学术讨论。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38岁
是年著述：《整理旧籍之方法》（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4041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答程鹭于书》（原刊《沈阳高师周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有节录），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汉译）》（刊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刊有译者识语）；《驽牛杂谈：（一）个性、（二）资本制度》、《中国医学的变迁》（以上诸篇均刊《沈阳高师周刊》）。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40岁
2月至l925年7月，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任教，由校长王应岳（饮鹤）延聘，教授国文、历史课程。
是年先生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出版，该书在内容、体例、方法和写法上均有创新，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先生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41岁
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l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42岁
8月至l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43岁
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先生l7岁时，始识同邑丁桂徵先生（先生母亲从妹之夫），“以文字请益”，遂从学《段注说文》，于小学之书，稍有浏览。l925年至l926年间，先生于讲课之余，将历年之研究成果写成4部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宇文考》。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44岁
1927年、l928年及抗战胜利后，先生三次呈《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表达其对抗战的预见和决心及建议兴办学校应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史学家钱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46岁
1929年至l930年间先生曾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兼课，编写《中国文化史》讲义。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47岁
先生自谓此时进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
7月11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先生之子吕正民君患伤寒症病殁，现仅剩翼仁一女。中年失子，先生悲痛万分，作挽联日：
三世单传自兹面斩
将衰二老何以为情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49岁
4月，往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8月假期满，先生仍回光华任教。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50岁
30年代前期，先生在光华大学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文字学等。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53岁
1936年前后，光华学生数大增，学生就餐发生困难。先生向校方提议，再建公厨与饮食习惯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此撰成《吃饭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饮食卫生，多吃寒食和杂粮，认为这类改革可使妇女获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现代社会之状况和节奏。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54岁
日军侵入上海，先生于8月回常州与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几度搬迁。一家三口始终挤于一间，两张板床，两张书桌，两架书架，一小方桌。几只凳子，是为先生家之全部家具。
是年先生将历年撰写的部分札记整理成篇，名之日《燕石札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先生从小就学习写读史札记，5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札记总数达l00多万宇。先生的论文、著作，都是在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57岁
孤岛时期，先生避居沪上租界，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运，他以“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作家兼报人范泉称先生为“孤岛上的斗士”
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58岁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光华大学对外改称诚正学社（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院（原理商学院），先生除仍在光华上课外，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
中年以后，先生计划独自完成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写，是年，此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开明书店出版。先生自评：
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分别于1947、1948年出版。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59岁
8月，回常州故里，旧宅已被敌火炸毁，其时，先生诗作颇多忧国忧民之句；
1942年至l943年，先生在城外游击区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60岁
1942至1943年间，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兼任国文课，讲授《古文观止》，文史专家黄永年曾从业问学，称先生讲课议论纷发，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见。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62岁
l0月光华大学复校，先生偕女儿翼仁至上海；
抗战胜利之年，先生精神极为振奋，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63岁
是年秋，光华大学迁到新校舍，先生一家也随至搬入欧阳路新校舍；
1946年至l947年间
先生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
1950年（庚寅）67岁
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1951年（辛卯）68岁
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校董事会议，先生为校董并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学校结尾工作。10月，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并迁入华东师大一村教工宿舍。
1952年（壬辰）69岁
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结束时写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总结》分四部分：（一）个人历史简历；（二）思想演变回顾；（三）三反及思想改造检讨；（四）教学、著述之检讨。结尾处言及今后之希望：道德贵于力行而已，不欲多言，学术上：（一）欲删定旧作；（二）研究《道藏》之书，为后人之研究开启途径。
1953年（癸巳）70岁
1953年，先生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写成完稿，但出版无望。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准备，但都未能最终完成，遂成学术史上永久之遗憾。
1955年（乙未）72岁
先生身体逐渐衰弱，回常州故居养病。
是年，吕思勉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因病甚请长假，未尝赴南京出席会议。
1956年（丙申）73岁
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先生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先生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
1957年（丁酉）74岁
先生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白l0月4日到8日，先生一直抱病校阅。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9日清晨，病情严重，送至华东医院，抢救无效，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先生夫妇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344两穴。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参考张华、李永圻所编《吕思勉先生简谱》
老秦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