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历史回眸——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CFP
古商船 资料图片
■演讲人：葛剑雄 ■地点：上海图书馆 ■时间：二○一五年五月
丝绸之路的概念
谈到“丝绸之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历史事实，同时需要了解古代产生这么一条“丝绸之路”的原因，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关系密切。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学活动，它的基础都是当时人们的吃喝住穿，即物质条件，特别是在人们的生产水平很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活动都受到当时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不仅是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还要了解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
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持续3年多时间，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以后，他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公元2世纪，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的商道，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
多国人民共同开辟丝路
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没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种人，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这也是一个交流。所以，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经存在。
李希霍芬谈到的“公元2世纪”，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或是为了对外贸易，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匈奴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往往顾此失彼。所以，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他获得情报，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叫月氏，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称为大夏。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汉朝在东面，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一有机会逃脱，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逃回汉朝，而是继续他的使命，朝着大夏方向行进。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比他在祁连山那里地方要大，国力要强，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后来形成了“不得要领”这个成语。张骞“不得要领”，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回到了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但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见闻，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荡荡几百人，带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个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国。到了西域后，他分别让副使到各个国家去，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汉武帝认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就需要带很多礼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随着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路建设要考虑外界因素
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往，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愿望和利益，值得考虑。不要以为，因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就可能产生误读。考虑怎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并且有持续的动力，对此要有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建立中哈边贸城。我们这边都建好了，那边基本还没有动。为什么？我们从喀什到边境，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一过界碑，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全是高山峻岭。那让我们怎么进行边境贸易呢？另外，他们可以进行贸易的货品较少。2003年，我看到，开过去的货车都装得满满当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甚至还包括家具。但是，从那边回来的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即使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他也会按照市场规律，谁出价高卖给谁，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所以，要激发人家的积极性，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
我国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
历史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甚至中断的时间比畅通的时间长。对于中亚来说，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否则的话，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根据史料的记载，公元前60年，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第一个标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建立郡、县等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护府常设地），路途遥远，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等到大事报回来，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所以，西汉只能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那么大地方，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
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当时西域有36国，后来有50～60国。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绿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几万人，小的只有一两百人。西域最大的国“乌孙”有30万人口，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各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中间全是无人区。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国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员无能，维护西域稳定的局面就难以为继。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西域都护府撤销。东汉建立后，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更换了名字。东汉两百年内，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东汉之后，也是断断续续。
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比如说北魏，统一了北方后，又从平城迁都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所以外贸很发达，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但是，如果战乱重起，那么不仅洛阳衰弱，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亚。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就是碎叶城。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常设点。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虚。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连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来，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吐蕃人又从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区。以后阿拉伯东扩，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
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
到了九世纪，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一直绕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通过海上，运费便宜，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到了海上开通，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中国的陶瓷产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运输的不但有丝绸，还有其他商品，例如，较粗的纺织品、工艺品、陶瓷、茶叶等。到了唐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西面过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岭淮河。元朝时，交通比较发达，除了海上以外，陆上也通，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波罗外，还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都有记录留下来。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哪个地方方便，就从哪里进来，有的海上，有的陆上。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元朝时已经多元了，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
“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古代没有什么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平等，完全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必须由主导作用的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它的总体安全，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建丝路经济带，仍然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当时中国提出这个，我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五十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客观上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要么归化入籍，要么保留中国国籍，两选一，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不干涉，还是要积极的影响？总而言之，一定要预先考虑，怎么保障好“一带一路”的安全。
阿拉伯人对海上丝路的贡献
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海洋观
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是错误的。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观念——海洋，代表着财富、希望、交流，人类离不开海洋。特别那些西方的哲学家，甚至马克思也受过这个影响，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海洋边上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而内陆人一般狭隘保守。这话对不对呢？他们讲的海洋，主要是地中海，这个话不适合中国。早期我也不懂，我也认为这话是对的。这些年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西方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盲目用到中国、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个，它非常特殊，基本上是个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古代的文明像群星璀璨，两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罗马、希腊、亚细亚等等。沿着地中海航行，轻易就能接触到异质文明，多种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流。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比较相像——渤海湾。但很可惜，周边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之间，航行条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距离也不太远，可是这里找不到异质文明。日本、朝鲜历史上都是学中国，他们总体水平都不如中国，唐朝时日本是全盘学习唐朝制度搬过去。这样一来，中国根本没有积极性。所以，海洋对中国的概念和地中海对欧洲、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国的海洋观念，不像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国的观念，“四海之内”，海，就是边缘，出了海，就没有了。中国人到了海边，决不会像欧洲人一样，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财富，而是穷途末路，天涯海角。对古代中国人有吸引力的是长安，是洛阳，是内地政治经济发达的地方，而不是什么海边。大海对于古代中国只有渔盐之利，打鱼晒盐。到西汉末年，中国的航海其实已经很发达了，汉朝也比较重视航海，但以后却倒退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从海上受到威胁，要有威胁才有必要建海军。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只是倭寇，直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航海过来。正因为这样，中国没有不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胁，用不着过多地加强海防，另一方面，海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像地中海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开拓
正因为这样，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是谁建的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考虑到贸易的利益，陆上已经不通，代价太大，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曾经是世界一流。所以，他们就航海到了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这些地方。唐朝后期，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形成了他们的社区，被称为“番坊”。其中的社区负责人也是由其自己担任，称为“番长”，就类似我们的小区选个外国人做居委会主任。泉州的阿拉伯人，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来的公墓，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写着真主保佑，还有很多清真寺的遗迹。甚至南宋的时候，掌管泉州的海关和外贸的长官，即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叫蒲寿庚。学者们研究后认为，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有没有中国人也到那里贸易呢？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公元751年高仙芝带领几万唐朝军队进攻石国（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在那里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军队。唐军彻底失败，几乎全部被俘虏。这批俘虏被送到巴格达。军队中有一批是跟着出去的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俘后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后来又传到欧洲。其中有一个人叫杜环，是部队的秘书，在阿拉伯巴格达一带待了九年以后，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他写了他的经历，900多字。从这个记录中，我们才知道阿拉伯的情况。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情况。最近，在西安又发现了墓志铭，知道有一个太监曾经在唐朝后期被派出使阿拉伯，到了大食。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贸易。贸易还没有发现过。所以，不要以为唐朝时外贸发达，其实都是外国人来做贸易。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税，他们已经很满意了。南海有很多沉船，包括南海一号，但是我们一般不介绍这些是谁的船，据我所知，都是外国的船，都是外国人来买东西的，不是我们主动输出的。一直到近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了菲律宾、中国的台湾、澎湖，到了沿海做贸易。这种情况下，中国官方都还没有直接进行外贸。最多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准的民间商人在做贸易，不能和别人对我们的贸易相比。
历史上官方对外活动轻经济效益
怎么看郑和下西洋？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榜样呢？客观地讲，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扬国威。明朝成立后，永乐皇帝觉得明朝建立了那么长时间，原来元朝时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现在还没来，要去告诉他们，明朝已经成立，而且很强大。还有一点是不能公开讲的，永乐皇帝朱棣是靠阴谋手段废了他的侄子才掌权的，他心里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对外的宣传，吸引外国的朝贡，以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说明他是正统，是真命天子，非但国内拥护，而且万国来朝，所以不惜工本让郑和去。一次不行，总共去了七次。郑和去西洋的标准动作是，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船上放炮，召集当地的君主或头目，带民众聚集起来，然后他宣读诏书，宣布大明建立，大明对他们的优惠，鼓励或要求他们来称臣纳贡。如果你听从，就有赏赐，比如金银财宝丝绸。得到的回报是真的有人跟着来了，还带了一些土产回来，包括香料，还有一些珍稀动物，比如到非洲带回来一头长颈鹿。据说还有狮子、麒麟，实际估计也就是麋鹿之类。从此以后，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宫内还养着象。没有发现郑和开辟一条航路或者与外国开展什么贸易。在近代梁启超第一个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称他为伟人，称赞他的航海技术。明朝本身除民间写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小说以外，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对的。宣德皇帝有一次说要看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大臣慌了手脚，赶快回答称找不到了，居然把档案全部销毁。为什么？害怕皇帝看了，再来一次下西洋，但是国库已经没有银子了。比较一下，哥伦布航海，尽管他的船队与郑和不能比，时间也比郑和晚，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时西班牙人倾城出动，欢迎民族英雄回来。大家都知道他给西班牙带来了真金白银，找到了新的航路，可以开拓殖民地。中国郑和下西洋没有这样做。另外，据上海交通大学杨猷院士多年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到过的所有地方，在他之前，阿拉伯人都到过了。这几年我也注意到这个事情，发现的确如此。郑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他的家族是姓马的。他父亲一辈的人专门去过天方即麦加朝圣。明朝初年还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所以明朝的资料明确记载，郑和下西洋时带有外国的水手。现在留下来的郑和的记录中，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针路”，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术叫“牵星过洋”，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靠看星来定位。不要以为中国古代有指南针，指南针只能小范围用，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如果要建海上丝绸之路，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需要开拓创新，好好学习。
我们以前海上包括陆上的活动，经常是只有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所以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比如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为了夺取宝马攻打大宛，结果损失非常大。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又比如我们对外界经常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对国家造成财富的流失，国库空虚，官民都有怨言。这样的例子多得很。隋炀帝一方面在国内老是挖运河打朝鲜，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夸耀，在洛阳大规模招待外国人，把丝绸挂在树上。人家看了奇怪，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怎么丝绸挂在树上？结果说天朝很富，丝绸有的是。招待外国人吃饭，说好不用付钱，我们历来是吃饭不要钱的。这样的开放谁支持呢？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不止一次。
应吸取对民间贸易限制的教训
我们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而对民间贸易是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者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就不能获利。比如明朝时中国白银缺少，银价不断上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了，他们有新大陆的银矿，有大批的白银，照理这个外贸对我们很有好处，但是明朝禁止，不让贸易。怎么办呢？福建人就武装走私，建立一个个的走私集团。明朝政府出兵镇压，他们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雇了日本人对抗，形成所谓倭寇。我们千万要吸取教训，要重视经济效益。
为什么要建海上丝绸之路？我们有自己的产业优势，水泥、钢材、煤、铁产量高适于出口，如果能通过投资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在海外建铁路、港口、码头，一方面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了，另一方面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惠贸易、经济增长获得支撑，成为大家两利的事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身是个很好的事情，是大家都互利的一个需求，不要再说什么挑战世界银行、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之类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亚洲博鳌论坛上，完全是对这些国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强调是双方、多方共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大家都应该明确，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富或者经验。现在我们要面向未来，要真正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创新，这样才能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才能在未来发挥对中国、对世界的积极的作用。
（本报记者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