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振金声丝路开——易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演讲
演讲人：易华 演讲时间：二〇一五年五月 演讲地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磨沟墓地出土金发箍 毛瑞林提供
齐家坪遗址出土绿松石片 邓聪摄
齐家坪遗址采集铜架 邓聪摄
·前面的话·
玉崇拜在东亚至少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象征；金崇拜在西亚亦可追溯到八千年前，是西方文化的标志。四千年前东亚地区玉文化十分发达，被称为玉器时代；与此同时西亚及其附近地区金器数以万计，可称黄金时代。夏代开始出现金器，标志着西方青铜游牧文化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进入碰撞与融合的新时代。
商代之前流行玉帛之礼，周代以后出现了金与丝织成的金锦。金缕玉衣和金书玉册象征着东西文化的独特结晶。
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亚的金文化与东亚固有的玉崇拜，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双重象征。昆仑山下盛产和田玉，温润光洁、贵重超群。阿尔泰山蒙古语意为“金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丝绸之路上有多处玉门关与金关，玉石与金属一直是丝路上流通的主要物质。金，狭义指黄金，广义指金属可包括金、银、铜和铁；玉，狭义指软玉或真玉，广义指美石可包括绿松石、青金石、水晶和玛瑙。玉振金声丝路开，金玉互动体现人类迁徙和东西文化的意义。
易华：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博士，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代表著《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中国民族与文化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齐家华夏说》具体论证了华夏文明结晶形成的历程。现正从事“东西文化交流与华夏文明形成”研究。
玉崇拜与玉石之路
青铜之路与金崇拜玉振金声“丝绸西输”与“黄金东来”
东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盛行玉崇拜，红山、良渚、齐家文化是中国玉文化三座高峰。制作玉器可以就地取材，玉材也有可能来自远方。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东西方确实已有交通，有人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亦有人称之为玉石之路或青铜之路。
我先介绍一下中外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珠宝学家近山晶就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20世纪70年代妇好墓中出土了七百多件玉器，大多是软玉，不少人联想到了新疆和田玉。1994年，臧振发表“玉石之路初探”明确提出了“玉石之路”概念，大胆地将良渚、石峡文化玉器与西域联系起来，宣称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他认为，开通玉石之路的可能就是以玉为兵的黄帝族，同时，游牧在昆仑-祁连一带的月氏、塞人和羌人在玉石之路上也起了关键作用。巫新华结合考古学和地理学对“玉石之路”进行了溯源；王仁湘将彩陶西进与玉石东来结合探索前丝绸之路。1989年，杨伯达就注意到了玉石之路的存在，15年之后，他又对玉石之路网络进行了重新勾划：从和田向东的“玉石之路”改称“昆山玉路”，距今6000年前后东北、东南和北方玉文化区分别形成了夷玉、越玉、鬼玉之路，夏、商、周三代又有“贡玉之路”，相互交流而形成玉石之路网络。
干福熹等综合利用三种无损分析方法判明了河南出土新石器时代至东周90余件玉器的质地，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河南透闪石型玉器很少而绿松石占绝大多数，商代开始透闪石激增并占据主体地位。他们将玻璃和玉石之路结合探讨先秦硅酸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认为透闪石可能来自昆仑山脉，而绿松石有可能来自更远的中亚或西亚。俄罗斯考古学家库兹美娜系统研究了丝绸之路史前史；科米萨罗夫对俄罗斯考古学家发现的玉器进行梳理，特别指出中亚地区塞伊玛-图宾诺文化中流行玉环。叶舒宪主编《玉成中国》总结了玉石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探讨了玉兵文化。有关玉石之路的具体途径正在探索之中，而开通时间亦存在广泛争议。
沿史前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不只是和田玉，还有玛瑙、绿松石和少量青金石、天河石和水晶。玛瑙古称“赤玉”或“琼”。公元前三千纪的印度河和两河流域流行蚀花肉红石髓珠，该类饰物及其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肉红石髓”又称“红玉髓”或“光玉髓”，为世界各地常见的玉石品种。
玛瑙饰件最早见于西北齐家文化遗址或齐家文化层，亦见于新疆哈密、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殷墟遗址。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文物23000多件，其中齐家文化层有47粒红玛瑙珠。青海互助总寨墓地清理10座齐家文化墓，出土5粒红玛瑙珠。甘肃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发现2粒红玛瑙珠。
大约四千年前，红玛瑙珠与铜质和金质耳环、指环、手镯和臂钏等各种小型金属饰品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北方地区。新疆和甘青地区的红玛瑙珠，可以往西追溯到西亚和印度河流域，佩戴多彩珠管和金属饰件的装饰风尚并不源自东方，而来自欧亚草原地区偏好艳丽璀璨的身体装饰文化。
红玛瑙珠在韩城芮国梁带村遗址、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处都有发现。串饰主要分项饰、腰饰、腕饰；多有玉璜、束绢佩、盾形佩、兽面纹凤鸟纹梯形牌以及各种圆雕小动物蝉、蛹、鸟、龟等精致小雕件组串而成。这些红玛瑙珠和动物塑像等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表明周代中国与中亚、南亚或西亚已有了深入的文化交流。西周串饰组佩中，红色玛瑙珠和蓝色费昂思珠是当时礼乐制度完备时期的典型搭配，其穿缀方式较为复杂。
绿松石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玉石，可镶嵌于传统高档首饰，也可随心所欲地佩戴，故有万能宝石之称。世界上各大文明古国都高度重视和崇尚绿松石。金玉结合的代表作有埃及古墓中出土绿松石包金手镯和齐家二里头文化中绿松石铜牌。绿松石与和田玉、岫岩玉、独山玉并称中国四大美玉。
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时代开始出现绿松石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绿松石器最多的地区是黄河上游地区。舞阳贾湖出土的绿松石不是来源于湖北郧县、陕西安康、安徽马鞍山的绿松石矿，而更可能来自河南淅川。先秦黄河上游地区绿松石器可能部分来源于古代伊朗或新疆黑山岭古矿；东北地区的史前绿松石器很可能来源于西北地区，亦可能与新疆哈密、陕西白河绿松石矿有关。
汉代以前，西玉东输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反映。传说，西王母曾向黄帝、尧、舜献环和玖。《穆天子传》记载穆王西行见西王母：“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汉书·地理志》记载：“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临羌一般认为在今青海湟源；宁夏海原亦曾有临羌。西王母在甘肃、青海至新疆东部的可能性较大；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至迟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时期已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已为西域进献之宝。《史记·赵世家》：“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非王有已。”《谏逐客书》：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
青铜之路与金崇拜
西亚及附近地区金崇拜源远流长，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地中海周围地区均崇拜黄金，黄金制品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东亚鲜有发现四千年前的黄金制品。这种情况什么时代开始发生变化？过程和结果如何？
关于玉石之路研究不少，但共识不多；例如开通的时间就难以统一，路线亦难以确定。青铜之路研究人不多，其起始年代和走向却相对清楚。2004年我明确提出并重新定义了青铜之路概念，论述了上古西东文化交流的概况：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晶，与青铜之路有内在关联。
黄金是金属文化的象征，黄金制品的传播可以作为青铜之路的指示。世界上最早的成批黄金制品见于公元前 4500年左右，如黑海西岸保加利亚瓦尔纳红铜时代墓葬：金手镯、耳环、冠饰、权杖和红铜斧、矛头同出，震惊世界。三千多件金制品总重约六公斤，其中43号墓是衣冠冢，黏土面具眼、嘴、鼻和耳部有金器，出土黄金比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出土黄金制品总量还要多。这是欧洲亦是上古世界黄金文化的代表。
约六千年前，埃及人就开始用天然金银合金做装饰品。约五千年前，两河流域男女贵族开始带金饰，约4500年前，乌尔王朝时代发明了金链。这些时间不一的黄金制品大多以耳环、项饰、手镯、指环、冠饰、垂饰、别针和胸针等饰件样式传承和传播。
欧亚草原南部纳马兹加文化青铜冶炼技术逐渐成熟，黄金崇拜日益隆重。欧亚草原北部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亦出土了一批用金、红铜、银、陨铁打制的耳环和手镯等人身饰物。青铜时代晚期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对金、铜、锡的开采积极，流行金制首饰；其中管状金手镯用中空的细管制成，两端相扣类似榫卯结构。费多罗沃类型流行螺旋状和喇叭口金耳环和手镯等人身饰物。其中螺旋耳环是用贴覆金箔的红铜凹条环绕一圈半制成，最早见于红铜时代的环黑海地区，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晚期。
东亚最早的金器见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及商代文化墓葬。最近新疆伊犁博尔塔拉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约４０００年前的包金耳环，进一步证实了金器由西向东传播的途径。
哈密天山北路遗址出土上千件青铜器，还有金鼻环、金耳环和银耳环。小河墓地发现4位身披毛织斗篷，戴着金耳环、毛线绳项链的女性安睡在船棺中。1976年，在河西走廊玉门火烧沟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金鼻环、金耳环；齐家坪遗址亦出土过三件金鼻环。印度带鼻环的习俗源远流长，齐家和四坝文化金鼻环似乎表明与印度河谷居民有某种文化联系。
甘南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金发箍，是一千多座墓中正式发掘出土的唯一金器。
赤峰敖汉大甸子金耳环与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北京平谷刘家河金饰相似。是用金丝围成椭圆形，一端扁平，一端呈圆钝的尖状，缀于成年男性的左耳。同样形状的铜耳环，该墓地共出26件，男女各半。考古发现可以证实黄金制品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遗物，并且是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上限之一。大甸子出土金器是草原黄金之路的直接物证，表明早在夏商之际，蒙古就出现了草原黄金之路。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遗物，其中金器近百件，有金权杖、金面罩、金叶，以及虎形、鱼形、圆形的金饰片，总重197.29克。一些青铜人头像的脸部带着金面罩，双眉双眼皆镂空；可能与“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有关。虎形金饰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2厘米，昂首卷尾，动感强烈。最为珍贵的是包金权杖，长142厘米，杖上端有镌刻鱼纹、鸟纹和人头图。成都金沙村也出土过6件金制品，包括面罩、鱼纹带饰、四鸟绕日饰、蛙形饰和喇叭形器等，共重138克。这些发现表明西南地区黄金比较流行。
夏商两代约一千年，中国境内出土黄金总共仅千克，却足以表明华夏金崇拜从无到有的过程。美国学者艾玛·邦克（Emma Bunker）较早解答中国黄金之谜，她认为中原地区的黄金制品是从商代开始通过周边民族传播而来；经战国至秦汉，才成为财富与权威的象征。东亚黄金制品始见于四千年前，夏商两代黄金制品分布范围主要在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次才是中原地区。二里头遗址和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铜器，没有发现金器；表明金器还不是夏商王朝崇拜的重要对象。
玉振金声
周代特别是东周，黄金大量出现，至秦汉形成了玉振金声的局面。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爵士较早注意到了金器加工技术对玉器制作的影响。她认为，东周时期玉器的设计和制作有模仿源自中亚或西亚的黄金制品的迹象。通过对黄金与美玉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农耕与畜牧集团在选取首饰材料上的明显差异：农耕民族偏爱玉器，游牧民族酷爱金器；直到魏晋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后，黄金制品才成为中国的主要装饰品种。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黄金制品已风行诸国。东周金器和玉器装饰风格与角色演变可称之为金玉同盟。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M8出土金纽索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金盏、山西太原赵卿墓六棱金带钩分别对同时代或后世纽索玉环、玉卮、玉带钩产生了影响；浙江绍兴战国墓M306玉耳金舟、河北辉县固围村战国M5嵌玉包金银质带钩是金玉结盟的代表作。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金银器的出现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数量不多，其中最重要发现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金盏、金勺、金杯、盏盖、带钩等，总重8420克。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墓出土金器104件，包括带钩、带扣、泡、环、串珠、络饰等装饰品和铁剑、金柄、金刀首等，共重3000余克。秦、楚两国率先进入“黄金时代”，后来，“金玉同盟”则成了汉唐文化的主流。
黄金文化主要是通过草原来到中原。考古学家发掘了阿拉木图东50公里的伊塞克山间河谷左岸一座坟冢未经盗掘的侧室，发现墓主人头戴金冠，上衣、腰带、靴子上满饰金叶片和牌饰，因此这座坟冢也被称为“金人墓”。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精美金器，包括饰有鹿角、羊角翼马图案的金冠，虎首螺旋状项圈，人面印章金戒指，后肢翻转180°的虎、马、麋鹿，以及鹿形格里芬、山羊、鸟、树叶等造型的金饰牌、饰件。墓主人腰间佩有一把金柄铁剑，剑首、柄、翼、脊上刻有狼、羊、虎、鹰、兔、野猪等纹样。
2000年，俄罗斯与德国联合考察队在图瓦共和国乌尤克盆地国王谷发掘了公元前7世纪的阿尔赞2号坟冢，其主椁室内埋葬贵族夫妇二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总重20公斤。男性头戴皮帽，帽顶有鹿形金冠饰；脖子上带金项圈，项圈上部呈圆柱状表面浮雕出山羊、野猪、虎等搏斗的复杂场景；金腰带上佩有木柄包金铁剑和小铁刀，剑首、柄、翼、脊和刀首、柄部位贴金箔。女性发髻上插鹿首金发簪，双耳佩戴圆锥形錾金珠镶嵌绿松石的耳环，项带月牙形项圈，腰配一柄铁刃贴金短剑。金鍑浮雕出后肢翻转180°的山羊与老虎搏斗的场景。殉葬马匹身上有月牙形当卢、马镳等黄金饰件。2006年，甘肃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上万件。其中金银器大致为两类，一类是车马饰件；另一类为墓主人体装饰品。车马饰件以金、银箔饰居多，在长条形、三角形或不规则形的箔片上镂空为“S”形纹饰。耳环总体特征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文化中发现的耳环极其接近。大量使用金银器，尤其是装饰多用金银器的传统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斯基泰或巴泽雷克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
在工艺上，马家塬墓地的多彩镶嵌、掐丝等工艺与欧亚草原地带的金器工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包金、鎏金、错金银、镂空、扭丝和抛光等工艺技术均来自西方，唯有平脱和金缮可能是东方的发明。
玉玦是东亚最早的玉器，金耳环是东亚出现最早的金器，玉玦与金耳环大致可以反映金玉崇拜动态关系。兴隆洼遗址出土了精美绝伦的玉玦，标志着八千年前东亚进入了玉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玉玦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东亚地区，成了最早也是分布最广的标志性玉器。史前玉玦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但并不是普通的人体装饰物，应该是具有通灵作用的神器。商代玉玦呈片状，分光素和龙形两种类型。周代玉玦片状明显宽于商代，并出现椭圆形块；玦身多为光素，部分饰弦纹、云雷纹。春秋、战国玉玦数量多，形体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汉代主要作佩玉用，还有了决断的意义，如《鸿门宴》中范曾举玉玦者三，示意项羽下决心杀刘邦。金耳环最早见于保加利亚，五千年前就开始在西方流行，持久不衰，是一种世界性流行文化。保加利亚出土了一对2500年前的色雷斯人的金耳环，崭新如初。金耳环在夏商之际进入东亚，数量稀少，至周代开始流行。汉唐以后，金耳环逐渐取代了玉玦，成了东亚最高贵的耳饰。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玦，主要仿春秋战国造型；明、清两代最高贵的耳环是镶白玉坠金耳环。
如果我们仔细考证玉簪与金钗、玉镯与金钏、金带与玉钩、玉覆面与金面具、金印与玉玺、金书与玉册等等，都能感受到玉振金声的过程和金玉良缘的结果。
“丝绸西输”与“黄金东来”
历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云：“上古之世，西王母之邦，相传有不死之药，为人主所甘心。尧禹二君，皆尝西游，以谒西王母。舜时，西王母来宾。夏时羿亦西求不死之药于王母。周时，穆王亲率六军之士，朝西王母。”他用十三章的篇幅论述了汉代以前或上古交通状况。《尚书》《竹书纪年》《史记》《山海经》《穆民子传》不可全信，但绝非空穴来风。黄帝传说和昆仑神话肯定来自西北，王国维等都坚信祖先亦来自西北。其《咏史诗二十首》开篇即云：“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
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古国为获得黄金和宝石而把远方世界纳入视野，青铜金器宝石之路沟通了西亚与中亚。商周时期中国古人辗转从昆仑山获得美玉，玉石之路依稀可见。金或玉制成的威权物巩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社会组织高级形式国家。欧亚大陆古代文化有共同的渊源，汉代之前古代交通日益清楚。
古代时期，身份与等级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新的考古资料显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对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各地区共享相似的文化精粹，逐渐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东亚文明圈通过西北绿洲与草原地带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了间接沟通。小麦、绵羊、黄牛和冶金术等物种和技术在中国的出现是青铜时代东西方接触的结果。商代中国迎来马拉战车，周代又学会了骑马放牧和胡服骑射。中亚草原发达的畜牧文化也和东亚文明保持互动，这种沟通促进中国文明的形成。
黄金作为草原地区储存财富的等价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青铜时代以来中亚草原的部族首领或贵族就形成了以黄金装饰人身、兵器、马具以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习俗。佩戴黄金饰品的习俗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周代中亚草原游牧部落贵族的标志性特征、黄金装饰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并在战国晚期融入中原造型艺术之中。
斯基泰人自认为是最早的游牧民族，被认为是草原黄金的主人。他们分布西自黑海以北，东至伊犁河，南达古波斯，过着漂泊不定的马背生活。马背民族崇拜太阳神，而能呈现太阳光芒的正是黄金。从阿尔泰山获取巨量的黄金，打造成各种精美的装饰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通于欧亚大草原。匈奴全面系统地能承了斯基泰黄金文化。所以，草原丝绸之路又可以称“黄金之路”。
汉代及早期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主要有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是西亚波斯流行风格。1988年甘肃靖远出土的希腊罗马风格银盘，周围为宙斯十二神，形象突出醒目。唐代是中国金银器迅猛发展的时代，不仅有外国的输入品，还有中土的制品。山西大同出土的海兽纹八曲银洗和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胡人头银壶，都是萨珊波斯风格。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窖藏中鎏金浮雕乐人八棱银杯是“胡汉交融”的结果。
“丝绸西输”震动世界，而“黄金东来”何以润物无声？
公元初年古罗马著名人物老普里尼记载罗马帝国与东方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黄金，丝绸与黄金等价。《管子·轻重》：“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在中国文化中比黄金和丝绸更贵重的是美玉，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玉崇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色，金崇拜又增加了光彩。因此，中华文明成了复合文明。青铜之路连接了欧洲和东亚、西亚，丝绸之路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我的看法是：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或黄金之路、玉石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和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历程。